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有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之人，其学术思想更是由中国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对后世影响巨大。

【一】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 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 ，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 ，‘敬敷五教’ ，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 ，‘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 ，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自此条起至四条为徐爱所录。前后分别为徐爱所作的序和跋。

邓艾民先生认为，此处“亲”当作“新”，译文从此说。

上述引文皆出自《大学》。

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契，商朝始祖，帝喾之子，帝尧之弟，曾助大禹治水有功，

被舜封为司徒，掌教化之职。

“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

敷：布、施义。

“明明德”：前一个“明”字为动词，是彰明、发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

词，即光明、高大的意思，形容德性。“明明德”即发扬高尚的德性。

《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俊”通“峻”，高大的意思。

【译文】

徐爱问：“‘在亲民’，朱熹认为应当写作‘新民’，后面一章有‘作新民’的文字似乎可以作为依据。先生认为应当按照旧本写作‘亲民’，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字，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字含义不同，这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作’字与‘亲’字相对应，但却不是‘新’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等处，对于‘新’字均未阐发。例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的话，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就如同是《孟子》所谓‘亲亲仁民’，‘亲之’就是爱他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任司徒之职，恭敬地施行五种伦理规范，让百姓互相亲爱。《尧典》中说的‘克明俊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像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到‘亲民’，便是兼有了养育教化百姓的意思，说‘新民’就有偏颇了。”

【二】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 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者得之。”

【注释】

“知止而后有定”出自《大学》，意为有明确的目标才能做到志向坚定，而朱熹在

《大学章句》中用“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来解释这句话。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

也。’”孟子则反对告子“仁内义外”之说，认为仁义的根本在于心中。

语出朱熹《大学章句》章注。“天理”即大自然根本的规律，犹言“天道”。

【译文】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的道理’，似乎与先生您的说法相悖。”

先生说：“如果在万事万物上追求至善，就是把义视作外在的东西了。至善只是心的本然面貌，只要通过‘明明德’的功夫达到‘精深专一’的境界便是至善了。不过，至善也从未脱离具体的事物。朱熹《大学章句》中说‘穷尽天理而使得心中无一丝一毫人欲私心’的说法就颇为在理。”

【三】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 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冬天温被，夏

天扇席，晚上侍候睡定，早晨前往请安。表示侍奉父母无微不至。此处“清”当作

“凊”（qìng），后文误作“温清”“夏清”处皆保留，不另注。

【译文】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向心中去求，恐怕天底下那么多事物的道理没法穷尽吧？”

先生说：“心即是理。天底下何来心外的事物、心外的道理呢？”

徐爱说：“譬如说侍奉父亲的孝、辅佐君主的忠、与朋友交往的信、治理百姓的仁，这些具体的事里有许多道理，恐怕不能不去仔细研究。”

先生感慨道：“这一说法已蒙蔽世人很久了，一句话怎么能说明白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去探求个孝的道理；辅佐君主，不能去君主身上探求个忠的道理；与朋友交往、治理百姓等事，也不能去朋友、百姓这些人身上求个信与仁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都在心里，心即是理。如果这个心没有被私欲阻隔，便是天理，不需要再从外面添加一分。凭借此纯粹都是天理的心，作用在侍奉父亲上便是孝，作用在辅佐君主上便是忠，作用在、治民上便是信与仁。只要在心中努力摒弃人欲、存养天理即可。”

徐爱说：“听闻先生这么说，我好像有所觉悟了。但以前那套说辞缠绕于胸中，尚有不解之处。以侍奉父亲来说，例如使父亲冬暖夏凉、早晚请安等细节，不还是需要讲求的吗？”

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呢？只是要先有一个宗旨。只要一心在摒弃人欲、存养天理上讲求即可。例如讲求冬天保暖，也仅仅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一丝一毫的人欲夹杂其间；讲求夏天纳凉，也仅仅是要尽孝心，唯恐有一丝一毫人欲夹杂其间，仅仅是讲求这个心而已。这个心若是没有人欲，纯粹都是天理，是一颗诚敬于孝亲的心，那么一到冬天，自然会想到父母是否会冷，便去考虑给父母保暖的事；一到夏天自然会想到父母是否会热，便会去考虑给父母纳凉的事。这些全都是那颗诚敬于孝亲的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具体行动。只要有这颗诚敬于孝的心，自然而然会考虑到这些具体的事。用树木来打比方，这诚敬于孝的心便是树根，许多具体行动便是枝叶，需要先有个根然后才会有枝叶，而不是先去寻求枝叶，然后再考虑种这个根。《礼记》说道：‘如果孝子对父母有深切的感情，那么对待父母必然很和气；而有和气的态度，则必然会有愉悦的气色；有愉悦的气色，必定会有让父母高兴安心的仪容。”而所有这些，必须有颗真诚的心来作为根，然后自然而然就能如此。”

前言

传习录序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中

 答顾东桥书

 启问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附录《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简明年谱

参考文献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传习录》是后世《传习录》的母本，因未经后人妄改，拥有至高的权威性和珍藏价值，被已故哲学家陈荣捷先生称为“最完备而可靠”的版本，是阳明心学的首选读本。

   明正德七年（1512年），年逾不惑的王阳明尚在著名的贵州龙场悟道讲学，他的第一位弟子徐爱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并取《论语》“传不习乎”一语，准备以《传习录》为名出版。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徐爱不幸辞世，王阳明悲痛之余，嘱咐弟子薛侃增收他与陆澄所录部分，将《传习录》付梓，完成徐爱的遗愿。明嘉靖三年（1524年）。剿匪平叛成功的王阳明声名鹊起，弟子南大吉增收经王阳明亲自审定的论学书信出版。明嘉靖七年农历十一月，1529年1月，一代哲学宗师王阳明仙逝。此后，弟子钱德洪花费二十余年整理先师讲学遗录，增收其他门人所录部分，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合编成《传习续录》出版。明隆庆六年（1572年），巡按御史谢廷杰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南大吉所编、经钱德洪增删的王阳明亲笔书信部分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并附上王阳明亲编《朱子晚年定论》，收入《王文成公全书》。至此，《传习录》一书正式定稿。

   本书即以此为底本，体例与内文均保留原貌，唯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将原书的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加以译注，为读者重现这一尘封四百余年经典永恒的初始定本。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嘉靖七年（1529年），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治武功、成就斐然。在事功方面，他为官数十载，平定江西匪患、宁王之乱、思田盗贼，封新建伯，追谥文成；在思想方面，他集心学之大成，开创姚江学派，教书育人，门生遍天下。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思想甚至远播日本、朝鲜等地。由其门人弟子辑录平日对话、语录、书信而成的《传习录》更是成为圣门经典。下面将从王阳明的生平、思想与《传习录》的成书与版本情况，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的出生颇有神奇的色彩。据文献记载，王阳明生而有异质，在他诞生之前，祖母梦见有天神身披绯红玉衣，在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云”，并名其居为“瑞云楼”。王阳明出生后，至5岁尚不能言，但已能默记祖父读过的书。有一天，一个高僧从其家门口过，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其祖父便根据《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便能言。11岁时随父寓京，次年开始就读。曾问私塾先生：“何为第一等事？”先生回答：“第一等事无非是科举及第。”王阳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第一等事应当是“读书学圣贤”。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圣贤”“做圣人”便更加笃实地成为王阳明的志向。

王阳明15岁时，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纵览山川，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且性格豪迈，常与同伴以功战为戏。16岁时，国家边事吃紧，朝廷议论纷纷，王阳明便读兵家之书，“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以为戏”。17岁时，于洪都（今江西南昌）迎娶诸氏，后偕夫人归余姚，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18岁时，他去拜访了明初纯儒吴与弼的弟子娄谅，谈及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开始“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并亲身实践格物之说，甚至“亭前格竹”，最终思劳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

格竹的失败使他对朱子之学产生怀疑，继而徘徊流连于佛老之间。21岁时，在浙江乡试中举，23岁时，会试不第，归余姚，结龙泉诗社，对弈联诗。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进士及第，与当时的诗词名家李梦阳、何景明唱和于文坛。次年，授吏部主事，又年，奉命录囚江北。不久告病归越，游九华山，出入佛寺、道观，至次年夏复命还京。弘治十五年（1502年），王阳明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行神仙导引之术，终因不得圣道而作罢。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主持山东乡试，是年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次年，王阳明授徒讲学，并与湛若水相交，始归本于正学。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抗疏救忠良而得罪阉党，遭廷杖四十，下诏狱，不久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任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居夷处困的王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为“龙场悟道”。随后，王阳明受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主讲于府城文明书院，始揭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便开始了顺遂的仕途。是年，他先升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调吏部验封司清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官，十二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其间，王阳明弟子日众，徐爱、黄绾等弟子也均在此时受业。他据《大学》古本立格物、诚意之旨，开始以“致良知”行教。正德八年（1513年），王阳明赴任便道归省，至滁州，督马政，日与门人游，新旧学生集会于滁，教人静坐人道之方。次年，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教人存天理、去人欲。

……

三、《传习录》的成书

《传习录》是辑录王阳明与其门弟子及友人之间的对话、书信而成，集中体现了王阳明本人的思想，是研究阳明思想的重要文献。然而，《传习录》的成书实则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顺道回故乡省亲。王阳明的弟子与妹夫徐爱与先生同舟归越，途中论《大学》宗旨，徐爱记录下了这些谈话，这是《传习录》上卷前十四条。此外，徐爱还写了一篇序言，一篇引言和一篇跋。正德十三年（1518年），徐爱不幸逝世。门人薛侃得徐爱所录，加上陆澄与自己所录文字，凡129条，以《传习录》为名刊刻于江西赣州，即今本《传习录上》。

嘉靖三年（1524年），门人南大吉以《传习录》为上卷，辑王阳明九篇《论学书》为下卷，命弟逢吉校对刊刻于浙江绍兴，以原名《传习录》出版。九篇《论学书》分别是：《答徐成之》（两篇）《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两篇）《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书》，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卷首有南大吉所作之序。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阳明逝世后28年，钱德洪整理先师学说，重编《传习录》，对南大吉所录又有调整，将《答徐成之》（两篇）移人《外集》，又增《答聂文蔚》第二书，并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今本卷中所附《教约》的增录以及《示弟立志说》的删去并未提及；将《论学书》改为语录问答体。即今本《传习录中》。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逝世，钱德洪与王畿奔丧至广信（今浙江上饶），讣告同门，用时约三年收录遗言，合自己平日所录文字，欲与文录并刻，未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曾才汉得钱德洪手书，再加上其他地方所采集的若干条，名为《遗言》，刻行于湖北江陵。钱德洪读后，觉得采录不精，又删去重复条目，只保留了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于宁国（今安徽宁国）之水西精舍刻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到湖北蕲春游学，沈思畏恳请其增刻。钱德洪又采集逸稿，删去《文录》中已有的文字，这才成了如今的《传习录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合并上中下三卷交付黄梅县尹张君增刻。四月才于蕲之崇正书院作序，说明成书的始末。隆庆六年（1572年），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约钱德洪附录王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于语录之后。于是《传习录下卷》又有钱德洪附录定论的引言、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以及袁庆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所写之跋。至此才成今日所见的《传习录》。

本书以隆庆六年谢廷杰所刻之《王文成公全书》（上海图书馆藏）为底本，结构与内容均保留原貌，唯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将原书的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并标注序号以助检索。原本中的争议之处一律存疑，我们在结合著名哲学家、阳明心学研究专家陈荣捷先生、邓艾民先生等学者近几十年来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后，统一在注释中说明。

由于编者学力不逮，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纰漏，伏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靖杰

2015年5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传习录》是明朝一代哲学宗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张居正、曾国藩、孙中山、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钱穆、伊藤博文、稻盛和夫等人均对《传习录》推崇备至。

《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初刻版）》首次原貌重现尘封400余年的珍藏初始版本《传习录》，让读者领悟最原汁原味的阳明心学。首次附录全译全注的王阳明亲笔著作《朱子晚年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