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肃立
跟他说话
法官大人，1972年冬天，R和我分手。也许该说他要和我分手。他的理由含糊，大略是说，他另有个见不得人的自我。他从来没有向我展示过这个懦弱、叫人鄙薄的自我。他需要时间休养生息，像一头病兽，独自蛰伏，调养这个自我，直待养得他认为担得起跟人作伴。我跟他辩驳，我们相处近两年，他见不得人的隐私，自然也是我的，倘若他的天性里有狞恶或孱弱，纵使瞒过千万人，我也该知晓的。争辩没有用。他搬走了，三周后给我寄来明信片(没有寄信人地址)，卡片上写道，他认为，我们作出这个决定(这是他的原话)，尽管十分艰难，却也万分有益。我只得说服自己，我们的关系就这么收场。
我的生活好转之前，一度糟糕极了。我不愿细述过往，只想说我闭门不出，不去看祖母，更不许友人来看我。荒谬的是，伴我度过那段难挨日子的，竟是连日的风雨。雨霾风障时，我得拿着专拧老窗闩的模样古怪的小铜扳钳，在公寓里四下急奔。风一紧，窗闩就松开，窗户便嘶叫起来。公寓里有六扇窗，才上紧一扇，另一扇就号啕开来，我只得手持扳钳奔去。然后也许能得半小时的宁静，我就坐在公寓里仅剩的一把椅子上。至少在那一段日子里，世间好像只剩下不休的霪雨，不停地拧窗闩。天气终于转晴，我出门散步。一切淹过水，平静耀眼的水面透着一股空寂。我走了很久，有六七个小时，走过以往从不曾到过，以后也没再去的周边街区。回到家来，我疲乏极了，心头却仿佛得到净化。
她洗去我手上的血迹，给我一件干净的T恤衫，也许是她自己的。她可能以为我是你的女友，甚或妻子。你的亲人还没有来。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跟他说话。
没过多久，R搬走他的大钢琴，从客厅的大窗往下吊，一如当初从这扇窗户吊上来。这是他留在这里的最后一件东西。只要钢琴还在，我就觉得他似乎不是真的离去。钢琴搬走前，我和它已经独处几个星期，走过它旁边，时而拍拍它，一如以前我那样拍拍R。
过了几日，老友保罗·阿尔珀斯打来电话，跟我说他的梦。在梦里，他说，他和伟大诗人塞萨尔·巴列霍一起，在他故国的房子里。巴列霍自幼住在这幢房子里。屋里并无他物，四壁刷着蛋壳青的白色。整个场景好祥和，保罗说，在梦里，他思忖着巴列霍真够幸运的，能在这样的地方写诗。保罗跟他说，这地方蛮像去冥界之前的暂居地。巴列霍没有听见，他只得又说了两遍。诗人听见了，点点头。在人世间，四十六岁的巴列霍身无分文，在暴风雨里殒命，正如他预言的死亡。两人进屋前，巴列霍给保罗讲故事。他的叔父总是用手指沾烂泥，抹在额头上——圣灰星期三的仪式。巴列霍接着说(保罗说)，他会做些我从来不能理解的事。为了叫保罗明白，巴列霍伸出两指，沾些烂泥，在保罗的上唇画下一道髭须。两人相对而笑。在梦里，保罗说，最叫人惊讶的是两人的默契，仿佛交隋很深。
梦醒后，保罗自然想起我。我们在大二先锋派诗人研讨班认识。我们在课堂里结下友谊，因为我们总是彼此认同，而其他人总是反对我们，随着课程进展，他们对我们的异议愈加强烈，保罗和我成了盟友。时间过去——五年了，即便是现在，我们的盟友情谊依然不减当年，能够随时随地互通心曲。他问我过得怎样，暗指我和R分手，定是有人告诉了他。我说还好，只是觉得不断地掉头发。我还告诉他，跟R一道离开的不只是钢琴，还有沙发、椅子、床、餐具。我遇见他时，所有家当仅够装满一只提箱。他则宛如趺跏佛陀，周身环绕着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家具。保罗说他可能知道一个人，诗人，朋友的朋友，要回智利去，可能要找人家寄存家具。他打了电话，得了准信。这位诗人叫丹尼尔·瓦尔斯基，确实有几件不知如何处置的家具，因为不想卖掉，以备哪天改变主意，再回纽约。保罗给我丹尼尔的电话号码，说他等着我联系他。我拖延了好几日，尽管友人打好了招呼，但跟陌生人开口要家具，仍然叫我难堪；何况这个月R搬走所有东西后，我习惯了空无一物。只在有人来访时，我才正视这个问题。从访客的神情可以看出，我公寓的境况，我个人的境况，法官大人，肯定显得万分凄惨。
我终于拨通丹尼尔·瓦尔斯基的号码。电话只响一声，他就接起。起初，他不知电话另一头是何人，语气甚为警惕。后来，我把这个特征跟丹尼尔·瓦尔斯基，跟智利人联系起来，尽管我遇见的只有寥寥数人。他用了一分钟识别我的身份，弄清我并不是哪个不靠谱的女人，而是朋友的朋友。关于他的家具，她听说他想处理掉，还是租借出去？这一分钟里，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道歉，挂上电话，继续过一张床垫、几只塑料盘子加一把椅子的生活。不过，疑惑过后，灵光一闪。(啊哈！当然啦！抱歉抱歉！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呢。)他的语气柔和下来，嗓门也响亮起来，表现出豁达的气概。我也将这豁达跟丹尼尔，跟站在抵着南极心脏的匕首尖呐喊的人们联系起来。亨利·基辛格这么形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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