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善著的《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是一本散文集,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作者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美文》《延河》等报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这些散文,有抒写故乡山水人事的“乡愁”,有描摹城市发展变迁的“实录”,有反映基层乡镇干部、乡村政治生态的乡土作品,有亲情、友情以及日常生活感悟。
| 书名 | 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 |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 作者 | 李育善 |
| 出版社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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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李育善著的《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是一本散文集,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作者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美文》《延河》等报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这些散文,有抒写故乡山水人事的“乡愁”,有描摹城市发展变迁的“实录”,有反映基层乡镇干部、乡村政治生态的乡土作品,有亲情、友情以及日常生活感悟。 内容推荐 李育善著的《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是李育善先生的第三本散文集,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作者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美文》《延河》等报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作者侧重思考用散文如何抒写当下生活,有来自扶贫一线和工作一线的纪实,有抒写故乡山水人事的“乡愁”,有描摹城市发展变迁的“实录”,有反映基层乡镇干部、乡村政治生态的乡土作品,有亲情、友情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感悟。正如贾平凹说,育善的散文“情节生动,细节丰富,文笔优美”,“其中对社会、对生命、对人性,多有独特的体悟”。也如李敬泽所言:“对我来说,育善的文章就成了理解中国的一个小的但更具普适性的样本。” 目录 惊蛰之后 食与药 新年第一天 关乎生命的那些事 到乡下去 过了霜降 在皂河村过重阳 “担保支书” 商洛到北京的水 人在山城 秋日阳光铺满山城 农家生活 乡镇干部 一个村子的选举 到村上去 从哪里来 往事两种 春天,在老屋的那个日子 老家 亲人们 我和平凹兄长 长大后 老周的心事 同学 李明白的“明白” 踏雪访友 老马 锅炉工老刘 她和她那个小店 西柏坡小院的梨花 一个女人和一只藏獒的故事 歌声 绿窗 当秘书的那几年 华山挑夫 教书 年的感觉 树上的空巢 植树 兰花草 寒风里的拥抱 到年龄了,就想通了 回归 搬房子 野桃花 盼雪 附: 《山里的事》序 / 贾平凹 儒生育善的世界观 / 李敬泽 理解中国农村的样本 / 李成 后记 试读章节 惊蛰之后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张籍 过了惊蛰,秦岭山里的野花相继开放,野桃花、野棠棣花、连翘花,还有不知名的野花烂漫成花海。地气上升,人也活泛了。我们脱贫攻坚工作队也开始行动了,背上被褥,带上锅碗瓢盆,驻村入户,摸清底子,找准对策,让贫困户早日脱贫。这些日子,再累再忙再晚,我都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2016年3月7日 星期一 阴有下雨 一早走到单位,先后召开了班子会和职工会,安排好一周工作,特别叮嘱明天所有包抓贫困户的干部统一进村入户,人人要见面,一个都不能少。随后,我和同事小张乘车赴柞水县凤凰镇皂河村驻村帮扶。 一路上,车子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山腰的一簇小黄花,一堆野杏花,让人感觉春姑娘正在T型台上展示时装。山上的松树柏树,让初春刚刚泛青的绿意,有点害羞。 下午3点30分,我们到了设在皂河村小学的村委会。村上在这里给腾了房子,让我们住。女村主任姓殷,已在那里等着。她已经五十六七岁了,脸圆红润,人长得丰满,看上去像四十六七。一放下行李,我就急着要入户了解情况,殷主任笑着说:“不急,不急,先吃饭吧。”我态度很坚决地说:“不,来了就要抓紧时间,先入户,啥时回来,啥时吃饭。”她笑着带我们走向一组的贫困户里。 过了人工搭的木板桥,上慢坡,过硷塄,门前有个小场院。塄边有一棵樱桃树,已经长满了花骨朵。家门口台阶上整整齐齐码排了锯好的有两拃长的柴火。门上锁。门上贴有两副对联,一副小的贴在木门框上,大的贴在两边墙上。大红的纸,吉祥的字,想必主家心里是充实的。三间楼房,带一间厦房。殷主任跑到沟上面一家也没问到,就大声喊叫,也没见影子,有可能到山背后干活去了。听殷主任说,这家儿子叫倪书锋,是父子俩过日子,儿子不聪明,外出打工也没人要,就窝在家里种地。 来到公路边上的朱治莲家,也是门上锁。殷主任跑到屋后梁上喊,也没人影儿。她说,这家有五口人,朱治莲是母亲,重度残疾,儿子是聋子,还有 硅肺病。家里有四间平房。直等到天都麻差黑了,人也没回来。 又走了一段路,到柯昌贵家,八口人,他有一个哥六十多岁,精神不正常,一犯病就乱打人。我们去的时候,他哥正在硷下挖地,见人只是傻傻一笑。儿子在外打工,儿媳带两个孙子在镇上念书,一个八岁,一个三岁。家里有三间楼房,种了二亩坡地,栽了二分地核桃。问他咋脱贫呀,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没钱,没本事,只有将就过了。”我说:“种药、种香菇、养猪都行么,钱村上想办法给贷款。”他脸上这才露出笑意,说:“那就想种香菇。”殷主任也赶忙说:“咱五组有个食用菌合作社,我给联系种子,放心,只要想干,没有干不成的。”说得老柯的老婆也笑了。 转了两个大弯,走过一座水泥桥,这里又住着一堆人家。来到关广银家,有五口人,他四十六岁,母亲六十八岁,继父七十八岁。他二十几岁在潼关金矿打工时炸瞎了右眼,妻子有点傻。外出打工不便,他就在家门口偶尔给有丧事的人家唱孝歌,一晚上能挣100元。今晚镇上有一家请他去唱,他已洗好脸,梳了头,人看着精精神神的。他说想养羊、养鸡,殷主任笑着说:“村上有土鸡散养合作社,到时候给你提供防疫过的鸡娃子。”他高兴地直点头。他还说到他继父在另一个镇村上给低保,他见人老了,没人管就接过来住,人家那边不给了,到这里也没户口,这边也给不成。这个事情我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 这时候,住在广银家后面的徐光荣也袖着手来了。他是我去年包抓的户,有心脏病,已做过手术。他笑笑地说他种了白芨,一斤能产五斤,种三年一斤挣240多元。他种了二十多斤,贷款的事情,支书都给联系好了。 黄邦成是我包抓的户,家里是他和老母亲,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也四十五岁了,也没成家。他想到外面打工,又放心不下母亲,没办法,只好在门跟前打零工。问他咋办。他也袖着手,说:“没办法呀!”我当下给他掏了1000元,叫他种药或种香菇,他一下子来劲了,说:“只要有本钱,我能吃苦,干啥都行。” 我包抓的另一家叫潘石印,和黄邦成是邻居,四十五岁,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十八岁,不上学了。老婆在县城酒店端盘子。他啥也干不了。我也给掏了1000元,说:“儿子打工包在我身上,最好叫学一门技术,家里先散养些鸡么。”他感动地说:“一定要脱贫啊。” 晚上8点多才回到郑支书家,我心情很沉重。他让妻子给我们做手擀面吃,见我满脸愁容,他却不紧不慢笑着说:“领导放心,脱贫摘帽不会拖县上后腿的。”他掰着手指头烂若披掌地给我介绍:核桃产业合作社一百多亩核桃园,林下经济搞散养鸡,把地划成一溜一溜,一溜种草,一溜放鸡,草长上来了,再把鸡赶到草里,鸡吃草吃虫子,循环原生态。一只散养土鸡至少挣40多元,1000只就能挣4万多,还可以投资入股分红,妇女来打工,这就能带动一二十户;还有一家种植红豆杉的,租了上百亩地,一亩地年租金800元,加上除草、浇水,打零工也有收入,这又能带十几户;板栗合作社把家家户户组织起来,加强科管,一户一年打上千斤,按去年最低价3元,这一项能保证一个人脱贫;食用菌合作社办的厂子在扩大,光用工就能解决一二十个;养鸡合作社带动在二三十户;还有种猪苓、养猪、养羊也能带动一部分;政策兜底一部分。他一拍胸脯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支撑,干起来就没一点问题。”听他这样一说,我饭也吃得香了,一大碗面呼呼噜噜吃完了。饭后,我们又坐到火盆边烤火。他一笔一笔算账,一户一户落实,2016年脱贫多少,2017年脱贫多少,2018年全部脱贫,没半点虚头。听到远处树上猫头鹰的叫声,我这才和同事朝驻地走去。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皂河村两百多户贫困户,家家都用背篓朝回背钱哩。 P1-4 序言 2006年2月号《美文》(上半月刊)发表了育善的《乡镇干部》,约七千字,同年5月,此文又被《新华文摘》(2006年l1期)转载。2011年5月号《美文》(上半月刊)发表了他的《一个村子的选举》,约两万字,亦被《新华文摘》(2011年14期)全文转载。《乡镇干部》写的是他任职乡镇时的几个生动细节;《一个村子的选举》是他担任商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对一个村子选举全过程的记述与剖析。 这两篇散文的突出之处,是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真实状况的判断与思考,虽是个例,但具代表价值。既有令人惊悚的社会焦灼点,也有趋势的预见性。 育善的散文侧重写实,他是实实在在地写,可以说是工作实录,以工作经历为引线,考察社会节奏及民风之变,着眼点具体,用心沉重。《乡镇干部》和《一个村子的选举》之后,他转任商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又集中写出《食与药》《惊蛰之后》《今夜在行动》《暗访》《201 5年的第一天》《2016年的第一天》《商洛到北京》,这些文章的核心是食品与药品安全的复杂现状,以及生态保护的责任之重和代价之痛。 我和育善是几十年的兄弟,还是他文章的第一读者和责任编辑,他每写成一个文章,先要发给我,我也是不客气地说出我的读后感。说实在话,育善是一位有良心和良知的公务员,但也是一个没趣的人,特没趣的那种,酒喝多了都不会开玩笑。工作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文章。作为基层公务人员,他头绪多、麻烦多、谜团多,但他杞人忧天,执迷而悟,潜心思考,保持着一颗洞明之心。 承重与自重 散文写什么?怎么写?我打两个比方。 散文写什么?当然是写人,写社会。这本来不该是问题,不必多谈的,但当下的散文写作似乎真成了一个问题。我打第一个比方,如果把散文写作的内容和题材,比方用一个星期的范畴去观察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从周一到周五是人们的工作时间,姑且称之为社会时间,一个人的基本价值,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践并实现的。周六和周日是业余时间,姑且称之为私人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亲人聚会、娱情娱趣、旅行或者读书。我们当下的散文作品,写业余时间的占着大多数。当然,散文写作要是没有了情和趣,就少了些味道,但如果以情和趣为主,这味道中又缺了神气和大气。我们中国的小说,以“小”字做名称的抬头,不是自谦,因为这种文体最初形成的时候,即定位在娱情娱性上。旧小说的体例以“回”做章节,是给说书场子写的。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上回说到” “且听下回分解”这种场面话。中国绝大多数旧小说都匿名或化名的原因,是写这种作品的人不被文化认同,不被允许登上大雅之堂。 散文怎么写?其实散文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定数。但无论怎么写,得写出新的认识。传统中国人讲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的根本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言立而文明”。我的第二个比方是写作如同跳高,无论怎么跳,背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跳出高度是最要紧的。跳高比赛中说谁谁谁打破纪录,指的都是高度。散文写什么,散文怎么写,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说要知道承重,也要知道自重。从这个角度讲,育善的散文有承重,也有自重。 “哪一滴雨水能代表一场洪灾。”这是一句外国的民谚,我借过来代指一篇散文中细节的内涵和寓意,以及细节之间的关联与纠结。我举育善散文中的几个细节: 写一位退休后自愿上山种树的老教师:“就这样,一个人,一面坡一面坡地挖山种树。在这里,山呀树呀鸡呀松鼠呀都是他的朋友,实在闲了,就把它们当成学生给上课。他开玩笑说:‘你看这些树长得好,就是我教得好呀。’”——《商洛到北京的水》 写丹江上游生态保护:“邻居老刘家,年前儿子娶媳妇,老公公一早就给倒尿盆,还拿到河里洗,被他老婆骂老骚情。老太太边骂边去给管事的交罚款。”——《商洛到北京的水》 写食品安全检查:“肉铺子一家挨一家,一个大胖子中年人,手里提着刀晃悠着,一脸的横肉,连笑都是横着的,他问我:‘割多少?’我说:‘看看。’我翻起来看肉上的印章,他脸上露出凶样儿,说:‘不买,有啥看的哩?’”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棚里,准备吃热豆腐,问那高个的妇女,豆腐是用啥点的,她微笑着说:‘用石膏么。’我说咋不用浆水点呢,她说:‘浆水点的肯老,石膏点的卖到完都是嫩的。’我还问了加多少合适,她见我随便问,也随便给我答,我这才知道点豆腐怎样加石膏了。”——《食与药》 写山里的贫困户:“先到了黄显义家,有四口人,老两口男的七十多岁,女的六十多岁。男的上坡砍柴,摔成了二杆子,不知羞丑;女的上山放牛滚坡后也不灵性。儿媳是从甘肃引回来的。儿子在成阳一家矿上打钻,家里只有两间房,有十几亩山林。 “来到第二家叫陶德福,三口人,男的七十三岁,女的七十二岁,儿子已五十四岁,脑子笨,也没成家。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全家住一间土房,后边有一间灶房。一亩地出租种着红豆杉,还有二亩地种着洋芋苞谷。” 田园诗也有一个亮点,给自己放松,不给朝廷涂脂抹粉。精神放松,但人品和文品独立。隐身,但不沦落。田园诗,按照文学史里的惯例,从东晋的陶渊明说起,实际上还应该往前推,源头是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诗都是匿名作品,写这种“日常生活诗”之所以匿名,是因为背后潜藏着一场血腥的文化伤痛。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我简单说一下梗概。自西汉起,具体是汉武帝时,中国开启了“学而优则仕”的选官模式,即科举制的前身察举制,读书出众者通过考试入仕为官。这个制度催生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士群体。西汉之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人是天空里的鹰或鸟,各飞各的,没有形成群体力量。到东汉,这个群体进一步充实扩大,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是读书人出身。东汉末年,具体是166年和168年,发生了两次针对文化人的大清洗,即“党锢之祸”,事发起因是外戚和宦官角逐权力,士群体选边站队,站在外戚一方,宦官借皇帝之威得势后大开杀戮。 “古诗十九首”的背景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 “古诗十九首”整体是平静冲和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去者日以疏,来者日已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这样的诗和一场文化浩劫构成怎样的一种孽缘因果?是文化隐身,但不是逃逸,也不是对恶劣政治的失望,而是不再抱希望。“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之后,才有魏晋名士的夸张和变异,才有陶渊明的逃隐和现实遮蔽,再至唐之后,定型为田园诗这样的格局。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但旧文学史里,竟没有一部直视农村现实和农民苦衷的重量级作品。田园诗中有这样的个例,“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但这也仅是个例而已。 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我们通过具体数字看这种变化,当下有二亿六千万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群体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这个数字相当于十个台湾,大半个欧盟的人口。这个群体如果不能“软着陆”,将是中国最棘手的大问题。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天的农村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和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 育善写农村,可贵处就在于直视着去写,但他还有待于写得更好,我期待他的下一本书。 后记 写了二十多年文章,准确说是散文,也出版了两本书,长进不大,有时自己都不想看,像是对着自己满是皱纹的脸。突然不想写了,一来好像成了挤干了的豆腐渣,二来感觉仍在原地踏步。朋友建议让试着写写小说什么的,心虚,一直没敢动笔。再说,工作忙,写作只是业余,没有整段时间,只在周末用上多半天去想去写。 人过五十,把名呀利呀看得很淡了。工作之余,读读书,写点文字,也算自娱自乐。可是熟人朋友一见面,总要问“新书啥时候出来?”“报上咋不见你的东西了?你写的人爱看”。于是,又打算出第三本书。我把书稿发给穆涛兄,他看了说很好,他给作序,我很感激。 穆涛兄是个大忙人,书稿给他半年了,我去见他,他拿出打印装订好有砖块那么厚的书稿,笑着说:“不急,正在拜读。”我除了感动,无话可说。 去年年底,我有幸被省里选为“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资助计划”对象。见到穆涛兄,他笑着说:“‘百优’值得祝贺,这书出来也算‘百优’成果了。”我连连点头说:“是呀,是呀,这就叫瞎猫逮住个死老鼠么。”他说文章还要优选,这样才能对得起“百优”称号。我原本想着把这些像猪毛搅豆渣一样一块出,每篇文章都像是自己的孩子,该见人时也不管长得丑不丑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嘛。经他这样一说,我觉着很在理,笑着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娃,娃的好赖我也看不出了,全靠你了。” 平凹先生见面笑着说:“成‘百优’了,要加油哦,可不能停下。”我说:“想想你都那么勤奋,我凭啥不努力。”这个春节几天假,我发狠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时刻想着用先生的精神激励自己。只要用心体味,生活中值得写的东西很多很多。先生在我第二本书序里写到,盼望我“长木柱天”,我却有自知之明,做文学的小草足矣。 这本书大都是近几年新写的一些东西,自己感觉很一般,愿读者朋友别嫌弃。散文真是“易学难工”,我都没“学”好,更谈不上“工”了。我只是对她情有独钟,像对初恋,依然坚持着那份不变的初心。 写这篇后记时,已是春暖花开,春光明媚。温馨的芬芳滋润着我的笔。偶一声鸟鸣,叫我心也为之一动,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自然的生态,我得好好去写,为这蓝天白云,为这鸟语花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刘东风兄主动为我出这本书,感激不尽,还要感谢为我这本书而辛勤工作的各位老师和朋友。特别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何高峰兄、鱼在洋兄、马修亚兄等人,加班加点对书稿的取名、文章的遴选反复推敲。一阵春风拂面,心里暖洋洋的,愿那份感恩之情化作暖流温暖所有关心我和这本书的人。 李育善 2017年3月4日于商州 书评(媒体评论) 顺着育善对文学的深入理解,不断实践,其作品慢慢发生着改变,这就是仍然生活味十足的描述,情节生动,细节丰富,文笔优美,却在文字与文字的空间充塞了一种气,膨胀而有张力,使作品有了浑然,有了大气象,其中对社会、对生命、对人性,多有独特的体悟,读后就多了嚼头和玩味。 ——贾平凹 我相信,育善会更深入、更耐心、更坚定地书写他的故乡。他会把苗沟作为世界地图的中心,这幅图的景象应是:苗沟-棣花-丹凤-商洛-陕西-中国以至世界。 因为他真的认为世界应该这样展开,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样想世界的人,必有力量。 ——李敬泽 育善的散文,侧重写实,是对中国农村在当下社会转型阶段真实状况的判断与思考,具代表价值。他是实实在在地写,可以说是工作实录,以工作经历为引线,考察社会节奏及民风之变,着眼点具体,既有令人惊悚的社会焦灼点,也有趋势的预见性,用心沉重。 ——穆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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