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彭亨州、海拔2187米的大汉山，是马来半岛的最高峰。
刘鉴铨就出生在大汉山脚下的僻野山村。
生在山清水秀的灵动之地，然而，刘鉴铨的童年时光却被兵荒马乱冲击得凋敝暗淡，在乱世中崩裂得支离破碎。所幸，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那些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时光，并没有扼杀少年的梦想。
刘鉴铨的人生，在巍巍大山脚下，在深山老林中，在潺潺溪流旁，在动荡岁月里，犹如一颗希望的种子，逐渐破土而出。
1939年3月28日，对于住在马来半岛彭亨州文德甲镇兰增村（现改名为联增）的刘家来说，是一个好日子。
这一天，一个男婴的啼哭打破了山村的宁静。在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男婴降生的喜讯很快传到每户人家。
大家都围拢过来，说着吉祥的话，为这个叫刘鉴铨的男婴祈福。
襁褓中的刘鉴铨当然不知道，他其实生在异常艰苦的年头，“安稳”两个字离平民的生活好远好远。
刘鉴铨的父亲刘业民，原是广东省鹤山市的一位知书识礼的典型秀才，在中国时曾与一大户人家的千金成亲并育有两女。可是后来却因战祸抽兵，被逼只身逃难到马来亚，落足彭亨州的小山村联增，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
在山村拓荒，读书无用，人们只求温饱。刘父被迫扛起锄头，以务农为生，想法在热带的山林里生存，在炙热的土地上讨生活。
风雨飘摇的年代，大家都以为渡洋南去只是避难，时局平静之后再返乡与家人团聚。但命运往往有它自己的轨迹，南去以后，由于战乱，大家都与中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回家的愿望渐渐成了一个梦想。许多人陆续断了归乡念头，选择了在南洋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
刘鉴铨的父亲，也在这样的日子中，选择了大部分人都会踏上的命途。
跟故乡的家人失联，好似断了线的风筝，他根本无从得知留在中国的妻室是死是活。在极度绝望沮丧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朴实善良、名叫余有九的姑娘。后来，他迎娶了这位姑娘过门，生下了刘鉴铨。
直至战乱结束以后，刘父终于联系上了中国的家人，于是想方设法把留在故乡的妻女接到马来西亚。
像这样离散重聚的故事和家庭，在当年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相当普遍。
于是，一夕之间，刘鉴铨多了一个大妈和两个姐姐。后来大妈想要一个儿子，但天不从人愿，生下的又是女儿。
刘鉴铨因为是刘家的独生子，所以深受宠爱，即使是大妈也对他视如己出。
大妈是富家女出身，气势自然比较强；相较之下，刘鉴铨的生母出身乡村，不懂得与人钩心斗角，但因为深深爱着丈夫，所以选择了委曲求全。
刘鉴铨被安排与大妈及姐姐们同住在大屋里一起生活。性格与世无争的刘鉴铨生母余氏则自愿住在橡胶林里的小木屋。然而即便如此，刘鉴铨的生母也从无半句怨言，除了割橡胶，也饲养猪、鸡和鸭，终日劳碌，无怨无悔。
虽然分住不同的房子，但刘鉴铨并没有因此和生母情感疏离；相对地，他更为敬重与爱护自己的母亲。
重视孝道的他，成人自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母从家乡接到吉隆坡同住，以便随时侍奉。十年后，父亲与大妈先后逝世。刘鉴铨就越加孝顺生母。母亲年迈时健康欠佳，刘鉴铨亲自喂她进食，替她整理仪容，为她打点卫生……直至母亲百年归老。
当然，姐妹对家中唯一的男孩也是疼爱有加。刘鉴铨也非常爱护姐妹，一直悉心照顾她们。
但童年时被浓浓亲情围绕着的小刘鉴铨并不知道，摆在他童稚眼前、等着他的，竟是一段在离散中成长的人生路。
1941年，刘鉴铨两岁多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略马来亚，马来半岛进人“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1941年12月31日，一颗炸弹被投到文德甲火车站附近的山村。文德甲居民惶惶不安。有些人开始准备迁徙……
1942年1月2日，当时统治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开放文德甲米仓，把囤存的米粮派发给民众。
1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文德甲市区，民众惊惶避入胶园、躲进山芭。人们期望胶林浓荫可以掩护，但仍有十多人死在日军的机关枪下。
1月10日，节节败退的英军在撤退出文德甲之前，自行炸毁当地的大铁桥和发电厂，纵火焚烧店铺。
1月14日，日军部队占领了文德甲。
日军残暴，视人命如草芥。双亲为了避祸，带着孩子躲进山林。
村居生活贫困，就算是家中独子，也未受一丝娇宠。刘鉴铨从懂事起，就开始帮着姐姐们做些家事杂务。下地种田，下厨煮猪食，洗衣做饭，一点也难不倒他。农家出身的他从小就晓得薯种在地里、瓜长在藤上。因此现在每听见中国人把番薯叫地瓜，总让刘鉴铨觉得别扭。
刘家二姐刘银聪明能干，什么都做，禾熟的时候就搭棚守护，防鸟或人偷。她整天在外，要带点粗米饭还有鱼干什么的充饥。那时才几岁的刘鉴铨因为吃腻了番薯，特别喜欢吃她的盒饭，所以饿了就常去找二姐，把她带的饭给吃了。而疼爱她的二姐总是护着他，自己则吃杂粮或饿肚子。
岁月流逝，刘鉴铨与二姐的亲厚感情却始终不减。刘银老人于2012年11月往生，享寿八十。在她生前卧病之时，刘鉴铨非常关切，悉心探望。但是，他却从未强求自己的孩子们去探望姑妈，也能理解孩子们因俗务缠身，未能探望长辈的心情：
你们关心大姑病况，我感动。我知道你们挂念她，很想跟着我常去探望，但是工作忙、家庭事务多等现实问题，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的。
我生平不给人麻烦，对亲人也不例外。只要心存关怀，在需要时体现诚心的爱护和照顾就是亲情，不一定要以形式表现。
生活是海洋。我们都想天天风平浪静，平平安安。然而，自然界有它运行的规律，我们必须适应它才能生存。我们要随机，随缘，随遇，不怨天尤人，平常心对待任何状况。你们在口德方面做到不造恶业，是美德也是修行！
美满人生是物质与精神取得平衡！尽管人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做人的价值观。
当然，他没有忘记告诉孩子们，二姐对他的恩情：
二姐是我在世唯一的长辈，从小对我都是无私的奉献和爱护。我能够完成教育，除了父母，就是靠她的帮助。
是的，虽身处深山老林，家里对刘鉴铨的教育仍非常重视。刘父坚持教子识字，农忙之余，他会亲自教刘鉴铨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中国的国学启蒙经典书籍。
树荫下，刘鉴铨大声地跟着父亲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朗朗上口，像在唱歌。其实，那些字句对刘鉴铨来说是陌生的。
然而，这些陌生的字词，这些古人的智慧，为他今后的漫漫人生路，铺垫下了最朴素的善恶道德基调。
刘鉴铨的生母虽识字不多，但很会讲民间故事。不过，讲来讲去，大都是善良的鬼救人。年幼的刘鉴铨偶尔会想：“是人可怕，还是鬼可怕？为什么是鬼救人？不是人救鬼？”
多年以后，母亲讲过的鬼故事在刘鉴铨的记忆里已渐渐模糊，但母亲有一句话却始终留在他的心底：“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孩子，做事要凭良心啊！”
孩童时候，刘鉴铨长得白白胖胖。有一次碰到一个日本兵，日本兵竟然抱起他，逗他玩。长大后，刘鉴铨才知道那瞬间的人性温柔背后，是日军杀人不眨眼的凶残。
在山林里躲了几年，时局稍微有些好转，父母才带着他搬回联增村，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家里的情况也好转起来。从此，他们一家就一直住在联增，直到他踏人社会，有了收入以后，才把父母接到吉隆坡。
当时联增是个小山村，村上的华文小学只设置到四年级。刘父为了让孩子能在师资和设备较好的学校受教育，把他送到二十千米外的文德甲镇中华小学念书。他小小年纪，就得独自搭巴士到文德甲镇上学。他念下午班，每天上午十一点搭巴士去上学，上完课之后，搭最后一班巴士回家，大概傍晚六点多才回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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