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印功所著的《胭脂岭》以渭北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双胞胎兄弟与双胞胎姐妹之间纠结难解的爱恨情仇为主线，以曲折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演绎了当代农民的生活困惑与精神迷茫，充分展示了留守农民的内心呐喊。

李印功所著的长篇小说《胭脂岭》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和矛盾冲突，描写了一对来自农村的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恩怨情仇，刻画出亲情的伟大，表现出对爱情的执着，折射出人性的善良和丑恶，展现了以胭脂岭为代表的农村的发展进步，烘衬出当下鲜活的农民形象。

打开历史的轩窗原野

引子

上篇

中篇

下篇

尾声

有相当品质的长篇小说莫伸

用小说讲故事的能手王琪玖

岭景如画李红

后记

陈黑顺回到家，给漏雨的房顶苫了塑料布，用砖头压了四角，又想出门去透透气。他嘴里叼着烟，向村外走去。

多年不遇的秋雨，淅淅沥沥，下开了就收拢不住了，下得房屋渗漏，墙头发软，整个村子地面上到处是黄泥水，连空气都湿漉漉的。陈黑顺出了门，一边抬脚拣干处走，一边看跟在身后的黄子狗。黄子狗摇摇尾巴，跑到一棵树下，屁股对着树身撒了一泡尿，两只后爪向树身刨了几下土，土就粘在了树身上。

陈黑顺看了看黄子狗，信步走到村子外的玉米地边，站在地垄上，四处张望，有了尿感。他解开裤带，才想起自己嫌洗了的内裤潮湿干脆没穿，这倒省了一道手续，便面朝玉米地尿尿。按自己的年龄，本应是压着压着就尿高了，却抬着抬着尿就落在了脚面上，而且尿线细而无力，尿不净。尿完了，他刚提裤子，又想尿了，紧掏慢掏，余尿就落在裤子上了。裤裆里总有一股尿骚味。陈黑顺无奈地咧咧嘴，脸上掠过一丝苦愁，捏着蔫头耷脑的“老二”惩罚性地抖落，一不小心，裤子唰地落到了膝盖下。他弯腰提裤，双脚陷进稀泥里，用力抽左脚，右脚下陷，抽右脚，左脚下陷，腰身一拱，双脚齐抽，“扑通”一声，仰面倒在地上，活脱脱一个泥猪。

寡妇刘翠花从娘家回来，腋窝里夹着包袱，深一脚浅一脚避着水窝，从转弯处闪过，走到了陈黑顺跟前，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呀”了一声，羞得手捂双眼就走，不料脚下一滑，摔倒在泥地里，包袱掉在了水中。

陈黑顺手撑地站起，说：“翠花，你……”说着走向刘翠花，要拉刘翠花的胳膊。

刘翠花蹲坐在泥地里，咋也站立不起，涨红着脸，推开陈黑顺的手，说：“流氓！我不要你扶！”

陈黑顺说：“哎，我咋流氓了？我好心扶你，我还成流氓了？”

刘翠花捡起包袱，抡抡包袱上的水，剜了陈黑顺一眼，说：“你连裤子也不提，不是流氓是啥？”

陈黑顺这才发现，忙于扶刘翠花，忘了提裤子。

陈黑顺就是陈黑顺，偏不忙于提裤子，心中窃喜，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他脑子里闪出了刘翠花不愿嫁给自己的往事：前几年，我家穷得叮当响，和我一般大的人，娃都跑得咚咚咚，我还是光杆司令。听说你大(方言：父亲)戴着“四类分子”帽子，你嫁不出去，我托人说媒，你却狗眼看人低，嫌我家穷，看上张金柱，人家张金柱心高气傲不要你，你偏又嫁到胭脂岭，结婚不久男人死了，又和张金梁眉来眼去。哼，机会来了，叫我报了一箭之仇再说！想到这里，陈黑顺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坏笑，双眼眯斜，说：“你先别管我提不提裤子，你先给我说清，我咋流氓了？”

刘翠花把脚挪到干处，说：“你见我过来了，你脱了裤子把……把……掏出来干啥？”  陈黑顺说：“我说你是寡妇当的时间长了，见了男人脱裤子那么敏感的？我正尿尿哩，不小心滑倒了，我就知道你过来呀？再说，你明明看见我尿尿哩，你为啥还硬往过走，是想……”

刘翠花撇嘴：“是啥好东西，没见过？我才不稀罕哩。”

陈黑顺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稀罕，谁信？嘴硬哩。”

刘翠花说：“你个瞎(方言：坏，音同“哈”)怂！多亏当年没跟你！”

陈黑顺说：“当年跟了我，没今儿个的事了。你干吃枣还嫌核大，免费看了我的……占了便宜，我没寻你的事，你还寻我的事哩。”

刘翠花弯腰在地上抓了一把泥，朝着陈黑顺的脸摔了过去，说：“我叫你再胡说！”

陈黑顺提着裤子一闪，从身后刚要抱刘翠花，刘翠花一跑，俩人都摔倒在地，泥水四溅，惊得黄子狗嗷嗷直叫。

正在这时，满脑子是“谁会给大字加一点”疑问的张金柱，手里拿着一沓材料，走了过来，大喊一声：“干啥哩！”

陈黑顺和刘翠花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再看张金柱，不知如何是好。

张金柱本来就紧绷的脸皮抽搐了一下，用警觉的眼神打量着俩人，厉声说：“大白天的，一个光棍，一个寡妇，跑到村外野来了？伤风败俗！”

刘翠花怯生生地看着张金柱，擦拭着包袱上的泥块，结结巴巴地说：“书记，不是你说的那样。”

陈黑顺抹了一下脸上的泥水，手在裤腰间挖抓，说：“你别拿大帽子胡抡，冤枉了好人，是她故意骚情哩……”

张金柱拉下脸，说：“你是好人？提着裤子嘴硬哩。”说话问，张金柱一个箭步走到陈黑顺跟前，右手抽走了他的裤带。陈黑顺冷不防，裤子又落下了膝盖，露丑了。

陈黑顺一边忙提裤子一边喊：“你拿我的裤带干啥？”

P3-5

打开历史的轩窗

原野

我从《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张国正那里，听说李印功退休以后，“贼”心不死，写了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写得相当不错，可以说是近几年少见的好作品，他读后受到震撼。张国正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李印功在《富平报》当副总编的时候，我就和他认识，打过交道，后来他到《陕西农村报》当执行总编，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但他退休后的这几年销声匿迹了。我对他印象不错，常拿他长得像兵马俑开玩笑，因此和他有一种特殊交情。李印功出身贫寒，经历了多于同龄人的苦难和挫折。他没有读过大学，是土生土长的新闻人才，在当时县级新闻工作者中出类拔萃。他善于学习钻研，争胜好强，但不喜欢张扬显摆，也很吃苦敬业，有一个喜欢思考的头脑和一双敏锐的眼睛，以在不起眼的事情中捕捉新闻而见长。他的新闻作品多次获奖，受到过我的关注和赏识。我遂给李印功打电话，索要书稿，想看个究竟，到底弄了个啥名堂。第三天，他就送来了书稿。已成样书，五十多万字，沉甸甸的。他告诉我，正在进行出版前的修改，很想听取我的指导意见，只是怕我年龄大了，不好意思打扰。我一个电话打的，正可了他的心思。他喜出望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年过花甲了，还像个小伙一样，憨态可掬。

打开样书，就像打开了一扇历史的轩窗。我竟然看得津津有味，有了读下去的兴趣。说实话，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让我产生兴趣的书并不多见。我在年过八旬、老眼昏花的情况下，接连把书看完，掩卷惊叹：张国正所言不虚，还就是写得相当不错，很是值得一看。

突出的印象是，李印功把特殊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的横断面写得详细、确切、真实、生动、有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个罕见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学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显示出它的珍贵。再过一百年，人们通过这本书看那一段历史，也能感受到它的真实。《清明上河图》现在在世界上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就是让人们看到了在宋朝开封的一个街市上，宋朝人穿的衣服是怎样的，戴的帽子是怎样的，里面的人物有做小生意的，有牵骆驼的，有耍猴的，有卖布的，有钉掌的等等。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一块活化石，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时没有录像照相技术，更没有电影电视，画就成了唯一的传承工具。现在尽管传承手段多了，但还是代替不了文学艺术传承的特殊性。

1975年我在大荔县的雷北大队采访，偶遇作家杜鹏程。聊起文学上的事，我给杜鹏程说，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的小说，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只有柳青创作的《创业史》前半部。杜鹏程说，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我说这话的根据是，因为《创业史》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具有传世价值。现在回想起来，尽管我说的是大实话，但不应当当人家的面说，人家毕竟是作家，当面否定人家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总是不太好。现在有人要否定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就要否定《创业史》，我认为那是没有道理的。柳青用文学手段，把如实记录历史的任务完成了，后人如何评价那段历史，是后人的事，与柳青无关，不应当责怪柳青，反倒应当感谢柳青。因为更多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通过读《创业史》才了解了当时的合作化运动。

现在社会上荒诞的东西太多，图解式的东西也不少。喧嚣热闹一阵可以，没有传世价值。不是说李印功的《胭脂岭》和柳青的《创业史》可以相提并论，不是这个意思。但从真实性来说，在《胭脂岭》里，看到的是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画卷，看不到农村生活被妖魔化、荒诞化的痕迹，更没有虚构编造，这就不容易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像李印功这样，用小说把农村写得如此耐读和让人信服的，并不多见。有时候看一篇文章，有一句假话，就把读者惹得不爱看了。看一个电视剧，有一个镜头不真实，就引人发笑，该哭也哭不出来了。读完《胭脂岭》，没有被虚假戏弄的感觉。读者受到了作者的尊重。

现在书卖不动，原因是好书还是少。一部书还没出版，就煽呼得不得了，书一出来，读者一看，根本不是那回事。现在人都变得浮躁了、现实了，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少，但还是有读书的人。读者第一次不翻你的书，也许怪读者，读者翻了你的书，翻了几页，不看了，不是读者的事，是书的事，是书的事就是作者的事，作者没有把书写好，没有吸引力。这就麻烦了。李印功了解我的性格，我爱说实话，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不会曲意逢迎，更不会拍马溜须，因此常常得罪人。所以李印功对我说，原老师，你认为《胭脂岭》还可以，我就出版，你认为不行，我就不出版了。我把书看完了，给李印功打了个电话，李印功听到我说“你成功了”时，激动的那个程度，我在电话的另一头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把样书给了我，他的心就悬在半空里，等我的“判决”，一直为书的命运担心。我说我也是一家之言，不能过分看重我的意见。我说服不了他。

《胭脂岭》写的是渭北农村的胭脂岭大队(后改为村)，在改革开放前后若干年发生的故事。和其他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李印功把小说写得就像真切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不容置疑。

小说展示了双胞胎兄弟张金柱、张金梁之间的恩怨情仇。张金柱在极“左”路线盛行时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把政策视为金科玉律，把上级领导的话当圣旨，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为了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六亲不认，软硬不惧，死活不惜，和弟弟张金梁水火不容，窝里搅刀，搅和得胭脂岭鸡犬不宁，害苦了乡亲，气死了父亲，最后自己得了精神病，失踪多年，沦落到黑砖厂当苦工，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极“左”政策的阴霾过后，和穷字掰不开的村民，求富心切，以下跪的方式把早富起来的张金梁“逼上梁山”，当了胭脂岭的村长。张金梁不负众望，鼓励村民外出打工、引技兴办企业、搞留守联盟、签《留守协议》。他为外出打工的村民中出现的临时夫妻焦急，替得了性病的村民揪心，和恶势力过招，撞歪人“怪怂”的拐，关照留守的老弱病残。双胞胎兄弟，一个害人害己，一个造福乡里，因人生理念的不同，被“政治”塑造成了不同的性格，命运截然不同。人们从张金柱的遭遇中，痛恨极“左”政策对农民的戕害，从张金梁身上看到了新时期农村干部的新形象。

小说写了张金柱、孟建兆与廖英侠之间的爱情纠葛。张金柱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和已经订了“娃娃亲”的大队妇联主任廖英侠相恋，俩人暗结珠胎，张金柱却缺少担当的勇气，折磨得廖英侠苦不堪言。张金柱得精神病失踪以后，廖英侠和上门找廖英侠父亲回报搭救其父之恩的孟建兆生情，俩人的恋情经不起生活变故的考验，中途生隙而破裂。廖英侠又走到从黑砖厂回村的张金柱身边，不料张金柱又在意外事故中为救儿童而丧命。廖英侠经受不住接二连三的打击，在灾难般的困惑中迷失了自己，在“娃娃亲”家的门前，跳崖殉情。

小说在以张金柱、孟建兆、廖英侠的爱情纠葛为主线的同时，还描写了张金柱在黑砖厂当苦工时和廖英珠、廖英侠(和胭脂岭的廖英侠同名同姓)双胞胎姐妹之间发生的感情故事，揭示了人作为感情动物，心灵上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好的一面。环境给爱情以内涵，给爱情以形态，给爱情以终结。小说中双胞胎兄弟和双胞胎姐妹的巧合出现，情仇交织，扣人心弦。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言，胭脂岭是社会上的胭脂岭，社会有多复杂，胭脂岭就有多复杂。胭脂岭各色人等都有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生命轨迹。所以小说还写了下台干部党西胜、董双奇的兴风作浪，邓财庄、陈黑顺“怪怂”的胡作非为．以及张宽升的睿智、刘翠花的游离、韩结实的厚道、朱成的心计、王腊的泼辣、三婶的憨态、乔玲的精明、“球咬腿”的奸诈、惠军的倔强、林虎的沧桑，如此等等，林林总总。胭脂岭村民的日常生活，家短里长，喜怒哀乐，迷茫困惑，人情世故，也都在笔端流出。

小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矛盾错综复杂，叙述跌宕起伏，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鲜活的农民形象栩栩如生。有的叫人看了忍俊不禁，有的叫人看了咬牙切齿。有的叫人看了扼腕唏嘘。细细一琢磨，李印功把笔触伸向了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伸向了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困惑，伸向了农民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他以文学的形式，在为农民的生存自主空间呐喊，在为农村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失衡担忧，在为农村由“留守”变为“失守”敲警钟！

李印功把胭脂岭发生的事和事中的人，写得那么真切，那么传神，是我始料不及的。他写景，寥寥数笔，景跃纸上。他写情，画龙点睛，情动心扉。他写人，善抓特点，不浪费笔墨。在李印功带有思辨笔触下的人物，不再是“高大全”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而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俗胎。写好人不是好得完美无缺，写坏人不是坏得一塌糊涂，写好人怎样变坏，写坏人如何变好，写时好时坏的人当下的心态，都有生活的逻辑，让人看了心服口服。把农民生活和农村现实的原生态，纤毫毕现地写出来，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读者，让读者思考。把信任给了读者。有了洞察现实的自觉，就有了信任读者的底气。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有了生命，文学创作才有意义。李印功如果没有对社会的独到观察和对人物事理的深度思考，很难做到这一点。

写好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是对作者体悟生活能力的考验。作者写啥，咋写，选择的权利在作者。但是，读者认可不认可，则是作者难以左右的。凭我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读者会给《胭脂岭》一个认可的。这得益于李印功担任过多年的大队干部，从事过几十年的涉农报道。我也有当过大队干部的经历，所以对他笔下的农村现实感同身受。没有生活底子的人，纵然有妙笔生花的本事，弄得天花乱坠，但那些花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假花。好看，不香！

李印功干了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熟络新闻语言，这倒不假，突然写起了长篇小说，我听了后，第一个疑问是：他能玩转文学语言吗？看完小说，我不得不佩服，李印功成功地实现了新闻语言到文学语言的转化，甚或是跨越，他把文学语言运用得像模像样。我甚至怀疑，被我铄为长得像兵马俑的李印功，莫非是外表拙朴，内心还挺灵秀的，脑子里有两个语言系统，一个是新闻语言，一个是文学语言。在职当记者的时候，启动的是新闻语言系统，退休当作家的时候，启动的是文学语言系统。过去把“兵马俑”小看了！

值得一提的是，李印功的文学语言朴实耐读，描写人物形象逼真，生动传神，情趣横溢，颇具个性特色，看后让人拍案叫绝。例如，三婶骂男人朱成懒，朱成不服气，俩人有一段对话。三婶说：“咱两个为了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做过贼，你说咱不做贼了，我也不说啥。但不做贼了，像你这样过日子一点儿心劲都没有，睡在炕上尿尿，流到哪儿算哪儿，叫你放一回羊，你都懒得去，这日子啥时候能过到人前里去？”朱成说：“我就是站在房顶尿尿，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过到人前的。”例如，张金梁知道失踪多年的哥哥张金柱有下落了，。哭着说：“哥哥呀哥哥，我就说么，树叶再飘也有个落脚的地方，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连树叶也不如了？”例如谷粉粉要和玩了自己后抛弃自己的负心汉党西胜撕破脸了。说：“我如今是聋子不怕雷、瞎子不怕黑，我和你拼了。”例如，“你是你妈在醋坊生的，一说话就带酸味”“和尚不吃肉，在鼓上报仇的机会来了”“铁锅把馍烙着了怪铝锅的啥事”“鸡肚子不知道鸭肚子的事”等等，还有很多。尤其是人物对话很生活化，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感觉，妙语连珠，朗朗上口，让人读了很过瘾。

还值得点赞的是，李印功把陕西方言土语用到了极致。方言土语在恰当的地方“嘣”地跳出来，在语言功能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好像人把大鱼大肉吃得腻烦的宴席上，端上来一盘扎扎辣子，其势不如大鱼大肉，但其味征服了食者，让人口内生津，食欲大增。《胭脂岭》堪称陕西方言土语的小词典。

李印功第一次写小说，就写的是长篇，人物上百个，重点人物十几个。在塑造他们的形象时，放得开，收得拢，做到了放收自如，整体把握得当。这让我感到惊奇。后来得知，在写长篇小说之前，李印功担任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的编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以疯狂的创作姿态，写出了九十八部碎戏剧本，有四部被枪毙，有九十四部被十六家影视公司拍摄，先后在陕西电视台播出。一部碎戏剧本七千字左右，五到七个人物，合起来就有七十多万字、五百多个人物(给五百多个碎戏人物起名字，也是够费心思的)。碎戏和小说有共同的地方，都要靠人物立起来，但写法要求迥然不同。一个主要用动作和对白塑造人物，一个主要用描写、叙述和心理刻画塑造人物。但至少写碎戏为写小说起了练笔、热身的作用。写碎戏把心写野了，把手写顺了，写起小说来就不会过分生涩。推磨子的经验用在了推碾子上。这样看来，李印功能把长篇小说拿下来，就不必惊奇了。

李印功不希望我把序写成“表扬信”，尽说好听的。我就如实指出这部书的缺点。《胭脂岭》作为一部相当不错的长篇小说，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写农村的男欢女爱，还可以再含蓄一点，有时则需要点到为止。章节之间的衔接和过渡，还应当紧密和顺畅些。语言的规范上，还有推敲的空间。但这些都瑕不掩瑜。

我当了一辈子记者，写了一辈子文章，老了老了，提起写文章就很反感。就像当了一辈子炉头的人，听见炒瓢响、闻见油烟味就发恶心，不愿再走进灶房一样。十九年前退休时说了“再不写”的话，就再也没有提过笔，也不上网。情趣全在周游世界，品读大自然，和名城名迹名山名川名水对话。我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像李印功退休了，继续过“笔瘾”，在文坛上“蹦跶”，还弄出个“大家伙”来，而且还弄成功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搞了一辈子新闻的人，退休了，采取哪种生活态度，自己感觉好就好。只是要沉住气，不要把老命搭上就是。

这次，因李印功的《胭脂岭》感动了我，我破了“再不写”的例，写了此文以为序，是对另一种生活态度的赞赏，更是对《胭脂岭》出版的祝贺！

给心灵找一个安放的位置

李印功

社会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不想把事干大，我也一样。但不是你想干大就能干大的。我这辈子努力了，最后证明，自己压根就没当官的命，没挣钱的运，最终把事没干大，充其量是把上辈人抡镢头变成了耍笔杆子，也没耍出个名堂，落了个“能写”的虚名。在大部分耍笔杆子的时间里，都是捏弄应景文章，为他人做嫁衣。在《富平报》混了个总编，但“总编”前面多了个讨厌的“副”字，直到全国取消县级报纸、《富平报》撤销时“副”字还在，落了个正科级待遇，一纸公文。挪窝去县广播电视局当督导。当了督导，就可以只领工资不上班，放“野马”了。

适逢《陕西农村报》公开招聘总编，全省有名的新闻奇才、蒲城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吴永国，在激烈的竞聘中胜出，应聘当了总编，我和《渭南日报》总编办主任张国正、白水县委宣传部部长刘景荣、蒲城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陈继红被聘为执行总编。业内人一看，执行总编是副总编时髦体面的叫法，其实还是个副的。

过去当通讯员的时候，稿子在《陕西农村报》上登了，我要高兴几天。山不转水转，如今自己也坐在了《陕西农村报》执行总编的位置上，很是自豪了些时日。谁知自豪感还没消退，过去稿子在《陕西农村报》上刊登时存留在心里的神秘感一扫而光，心里空落落的。一得，又一失。在《陕西农村报》忙活了几年，年龄大了，下巴上的胡子提醒自己到该退的时候了，遂知趣地提出辞职。在总编坚辞不让退的情况下，我退意不减。最后报社满足了我退的愿望，在全员会议上宣读文件，让我当了《陕西农村报》的顾问。任职顾问一年后，我又提出申请，卸了顾问头衔。

回到家里，我把浑身的发条松了，懒散得成了搭在架上的丝瓜蔓，我给老婆说，多半辈子基本上是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就是一个忙，这下可以歇歇，专心管孙女。我没有想到的是，享受宝贝孙女带来的天伦之乐的代价还是一个忙，碎人把大人整得团团转，遗鞋掉帽子的。尽管忙得腰酸腿疼，面对孙女还不会说话时的憨憨一笑，我的心里甜滋滋的。尤其是孙女牙牙学语，能叫一声“爷爷”的时候，我的心里更像鸡翎扫过，别提多舒坦，多高兴了！什么烦恼，什么劳累，统统烟消云散！孙女成了我老两口的开心果和“高级玩具”。

时光荏苒。三岁的孙女上了幼儿园，我的空闲时间多起来了，空虚和无聊趁机袭上心头。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忙的生活状态。 一在这个时候，我看了陕西电视台的栏目剧《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不觉间对其产生了兴趣，有了写剧本的想法。说写就写，坐在电脑前，脑海里的各色人等就跳了出来：女婿捉贼捉住丈母娘，搅和得四邻不安的“是非精”，见钱眼开的村长媳妇，弃家人不顾外出寻求刺激的妖艳村妇，还有雨夜捉奸、隔墙扔钱、姑嫂蒙冤、金镯惹祸、憨哥试婚，等等等等，竟然冒出了一串串的故事，一发不可收拾，写得有点打不住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以近乎疯狂的创作状态，写了九十八个剧本，其中有九十四个剧本被省内十六家影视公司拍摄。剧本产量之丰，质量之高，竟然冒了个尖！我写的碎戏在陕西电视台以每月最多七部的播出量和观众见面。每当电视台播我写的碎戏的时候，我就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发短信，不管人家忙闲，叫他们看自己写的碎戏，有点人来疯的味道。我坐在电视机前，等碎戏播完了，看到“编剧：李印功”几个字才罢休。虚荣心把我折腾得不轻，但孤芳自赏地美美过了当编剧的瘾。

可是，《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是快餐类影视作品，一部碎戏的播出时间只有三十分钟，中间还要插播两段广告。在写剧本的时候，总是受着四五个人物、二十五场左右、不超过七千字的限制，感觉写碎戏是在红苕窖里打拳——抡不开。悬念刚刚甩出，情节刚刚展开，故事刚刚具形，还没酣畅淋漓，怕写长了，只能就此打住，心有不甘，再写，就违背了碎戏小制作、低成本、短时间的特点，影视公司嘟囔。尤其是带有探索性的创新剧本和高台教化的平庸剧本比起来，反倒命途多舛，这就让有追求的编剧难以走出重复自己的困境。我遂萌生了尝试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想法，把自己在碎戏里写得不过瘾的人物故事和还没来得及写的人物故事，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让自己当作家的梦想成真。于是我谢绝了后来很是赏识自己剧本的十多个影视公司给予的特约编剧的盛情邀约，上手写小说了。

我热爱文学，看过的小说不少，对认可的作家心存敬畏，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有的只是对小说的理解、感悟和对写作的激情。我心知肚明，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我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不写心里憋得慌。能写碎戏，就能写小说吗？当然不一定。写了不一定就能成功，但不写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我想尝试一下。

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无疑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从构思到写作，心忙，身也忙，身心皆累。毕竟是年过花甲，自有雄心万丈，但年龄不饶人。颈椎警告，屁股抗议，腰部困顿，眼睛发涩，头昏脑涨。曳上坡的碌碡，连在梦里也总怕碌碡趟坡。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神魂颠倒，日夜鏖战，终于写出了《胭脂岭》五十多万字的初稿。

小说展示的是渭北的胭脂岭大队(后改为村)在农村大变革前后所发生的故事。我通过展现普通农民的人生磨难和曲折经历，试图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和时代变革的截面图，秉持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创作理念，用小人物、小事件来体现自己对人和人性的关注，用爱发现并捕捉小人物生活中的细节，用心体会并观察小人物命运的发展，从而达到对社会、生活、爱情、人性、道德、环境的一种体悟，对农村发展的深度思考。

在小说中露面的人物有上百个，重点人物十几个。一次性把握这么多人物，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深感作家梦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圆的。为此付出的值不值，我不太在乎别人咋样看，在夸赞和讥讽面前，我心中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就是在埋头耕耘、关注收获的同时，尽情享受耕耘带来的快乐。也就是说，我努力过了，成功了，不骄傲；失败了，不后悔。我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安放的位置。

在写作的过程中，在塑造人物时，我简直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一会儿跟他们笑，一会儿跟他们哭，为他们的遭遇愤愤不平，对他们的龌龊不耻，为他们的奋斗击掌叫好。他们的喜怒哀乐成了我的喜怒哀乐，自己和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了。小说写完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还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明知自塑的佛是假的，还是把笑和泪抛给了佛，这说明我是用真情写作的。

让我感动的是，全国著名记者、陕西新闻界元老原野老师，在第一时间读了书稿，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还写了序。

我带着书稿慕名去拜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王长寿所长。王所长很热情，看了书稿后感觉不错，说，《胭脂岭》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当代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以此透视农村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道德结构受到的冲击，以及受到冲击后留下亟待填补的巨大空白，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而且在写法上立意高远，放得开，收得拢，充满悬念的故事贯穿始终，故事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情节生动，细节真实，语言朴实传神，是思想含量和生活含量都很大的一部力作。他遂把书稿推荐给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莫伸。莫老师在百忙之中审阅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鼓励我出精品。

经过以上三位名家的指点和首肯，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了底气，不再满足于原来“只要能出版就行了”的想法，又去请教了更多的名家，听取他们对书稿的修改意见。

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给小说起了《胭脂岭》的书名，让小说有了一个“明亮的眼睛”。

当代作家、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教授、秦文化研究专家王琪玖，在书稿上作了一百五十四处批注和点评。写得好的地方，点赞；写得不好的地方，修改，不厌其烦。

当代作家、《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张更祥，不仅给书稿提了修改意见，还对书稿做了审校。

当代女作家、诗人，现居北京的李红，看了样书后给我发了十九条手机短信，对书稿进行了品评。

文学爱好者、富平县王国公司总经理张可斌，不仅给我提供了“球咬腿”郭仲囤的生活素材，还在起点文学网首发连载小说时，组织员工上网阅读，用小说主人翁张金梁的创业精神，鼓励员工在岗位上“创优争先”，实现自我价值。

陕西旅游出版社旅游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南先锋，他的睿智、谦和与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了书稿后说，小说非常有生活气息，读起来有种自然清新的感觉，是扎根生活的结晶、源于生活的好作品。他的肯定和支持，使小说得以顺利出版。责任编辑张婧、武莹莹付出了大量心血，一遍遍地看稿，每每为一个词、一个字的更改反复商榷，一丝不苟。

西安金鼎包装设计制作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樊进利，一听说我是富平乡党，以最优惠的价格承印书稿，让我心里暖暖的。

还有，来明善、吴永国、由保民、张国正、雷虎、李问圃、樊九龄、杨英武、高金堂、高树勤、张兴善、任润江、郭建军、田丁虎、李志锋等，也给了我各种形式的帮助和鼓励。

可以说，《胭脂岭》凝结着许多人的智慧。在此，我这个年过花甲的文学新手，衷心感谢帮助我圆了文学梦的各位老师和朋友！同时感谢所有关注《胭脂岭》的朋友！你能看一眼《胭脂岭》，我深感荣幸！

2015年12月于西安

李印功这个农民出身的业余乡土作家，在耕种了半辈子的渭北土塬上，终于成功地收获了他的文学梦。他创作的五十多万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胭脂岭》，藉双胞胎兄弟、姐妹问纠结难解的爱恨情仇，成功地演绎了当代农民的生活困惑与精神迷茫，以震撼人心的故事和质朴真诚的语言，让我们陷入对土地深深思考。这棵根植于黄土深处的文学之树，无疑是当代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军旅作家 党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