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优秀摄影师的张国通，将其多年来有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大量摄影作品收入《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辅之以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一手图片资料，展现了镜头下的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并以访谈、纪实的形式总结了世界舆论对日本“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和反思，读之令人震动。

《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实录了作者张国通对战争亲历者以及世界“慰安妇”问题研究者的多方访谈，辅之以大量未公开的图片资料，以铁证揭露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了受害女性在战争中受到的身心摧残及其后的悲惨人生，读之令人震惊。

序一 用镜头见证历史 / 张焕利

序二 惨绝人寰的暴行 / 林伯耀

序三 记录和保存刻骨铭心的历史 / 苏智良

绪言 从日本《朝日新闻》的“道歉”说开去

第一章 世界舆论针对日本“慰安妇”问题的言论

 第一节 日本政府的“两种态度”

 第二节 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否认掩盖“慰安妇”罪行的言论

 第三节 世界的正义之声

第二章 关于“慰安妇”问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访谈录

 第三章 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下的性暴行

 第一节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

 第二节 日军在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性暴力

第四章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实

 第一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概述

 第二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加害者证言

 第三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受害者证言

 第四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决

 第五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海牙终审篇

第五章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第一节 东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第二节 上海中国“慰安妇”资料馆

 第三节 云南龙陵董家沟日军慰安所资料馆

后记 历史的告白

一张是正在进行的要求撤销“河野谈话”的签名运动，或被邀请、或是主动的络绎不绝进行签名的画面。一张是一名男性声嘶力竭抗议《朝日新闻》并要求其就刊登“慰安妇”问题的报道进行“道歉”的画面。

其实，要求撤销“河野谈话”也好，要求《朝日新闻》。道歉”也好，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慰安妇问题”作为日本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安倍政权一定要推卸的责任：作为日本欲要扫清的一道历史障碍，是安倍政权一定要搬掉的“目标”。于是，怀着同一企图的安倍晋三首相和那些军国主义及右翼分子们，便都不遗余力了。

那么，我们就先从《朝日新闻》的“道歉”说起。

综合日本媒体、环球网报道：

2014年8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在晨刊上刊登了对该报1991年至1992年有关“慰安妇”报道的调查文章，并表示对于“在济州岛（现属韩国）强掳”的日本籍男性证词，“认为是不实证词，将撤销（相关）报道”。此事随即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引来日本国民及媒体的强烈批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朝日新闻》撤销部分“慰安妇”报道一事表示，《朝日新闻》需要面向世界撤销该报道。他还表示，应当向国际社会解释“事实关系”，挽回日本的。名誉”。

一直妄图为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翻案的日本右翼势力近日异常兴奋：日本《朝日新闻》5日起刊登报道，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引用日本军人的证词，证明日军在济州岛暴力强掳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河野谈话’的基础崩塌了”，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欢呼称。

《读卖新闻》6日发表社论称，《朝日新闻》关于“慰安妇”的报道不仅煽动了韩国的反日舆论，且成为“对日本的错误认识”扩展至世界范围内的证据之一，“早就应该撤回该报道了”。一位曾在日本主流媒体担任记者与编辑工作的日本人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撤销报道”事件已成为不少日本右翼趁机打击《朝日新闻》并试图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的机会，这非常可怕。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严厉批评日本政府“未能寻求全面、公正、永久性解决‘慰安妇’问题”，这是联合国一个月内第二次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提出批评。

《朝日新闻》5日起连续两天在早报上刊文称：经判断认为该报1991年至1992年关于日本军在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吉田证言”是虚构的，决定撤回有关报道。“对济州岛进行了重新采访，没有得到可以证明其证词可靠性的证据。专家的采访也证明，其证词的核心部分有几处矛盾。”共同社称，《朝日新闻》1982年起曾多次报道日本前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动员部长吉田清治的证词，吉田著有《朝鲜慰安妇和日本人》《我的战争罪行——强掳朝鲜人》，并赴韩国进行谢罪。他在书中称，自己曾使用暴力强掳朝鲜女性，迫其成为“慰安妇”。其同社也曾引述吉田的话称，日军“将大约1000名妇女从朝鲜半岛送往战场当‘慰安妇’”等。但因为济州岛当地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慰安妇”方面的相关证词，1992年开始，日本方面就有人对吉田的证词进行质疑。

一贯在“慰安妇”问题上和《朝日新闻》针锋相对的《产经新闻》5日起也接连发文，否认“慰安妇”问题。该报称，吉田清治的证词是日本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基础，现在证明该报道失实，“河野谈话”的基础也已崩溃。《读卖新闻》6日发表社论称，1992年就被指出存在疑问，却将该问题拖延了二十多年，《朝日新闻》负有重要责任。文章称，“吉田证言”被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库马拉斯瓦米报告”引用，成为“强征慰安妇”这一“误解”迅速扩大至国际社会的原因之一。韩国朴槿惠政权以“库马拉斯瓦米报告”为证据，强烈反对日本政府2014年6月对“河野谈话”进行重新验证。“（韩国政府）这种顽固的对日强硬姿态不可能简单改变，日本政府也不要轻易妥协。”

日本《每日新闻》7日的社论认为，是否存在“强征慰安妇”问题不应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女性人权。文章称，“慰安妇”问题在政治上已经解决，“河野谈话”中承认了旧日本军的参与，安倍政权也向全世界承诺将继承“河野谈话”，就不应该再花费时间在日本国内讨论是广义上的强制性还是狭义上的强制性，这将损害国家利益。“应该从战争期间的女性尊严这一全球性问题进行对待，采取日本应该采取的措施。”

《朝日新闻》为何旧事重提、宣布撤销二十多年前的报道，也引起一些媒体的猜测。日本“活力门”网站7日刊登文章称，《朝日新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安倍在上台前曾称：“吉田清治是个骗子，《朝日新闻》却把他写的书像事实一样进行错误报道，使得问题闹大。”文章引述《朝日新闻》有关人士的话称，安倍政权上台后，《朝日新闻》对其批判加速，结果报社连日遭到投诉、抗议和抵制，发行量大幅下降。此外，正如《朝日新闻》自己所说，“部分论坛和网站批评本报捏造事实。所以要对读者肩负起说明的责任”。

日本政府也欲借此事穷追猛打。6日晚，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公开表示，将就撤销报道一事传唤《朝日新闻》有关人员，继续在国会进行检查和验证。

另据共同社7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菜6日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未能寻求全面、公正、永久性解决‘慰安妇’问题”，对此“深表遗憾”。皮莱指出，“慰安妇”受害人“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人权依然受到侵犯”，该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代的问题，一天不实现正义并作出赔偿，人权侵犯就会继续下去”。他还批评日本官方人士的否认或诋毁性发言给“慰安妇”造成了莫大的痛苦。评论称，在“慰安妇”问题使日韩两国间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皮莱的发言引发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并承认国家责任。

P9－P10

《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是摄影家张国通先生的新著。

我结识张国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大馆。他自1992年起致力于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的中国劳工诉讼问题的采访，将摄影镜头聚焦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拍摄、挖掘、记录和梳理，用大量的纪实照片记录了日军侵华战争罪行的铁证，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成为反击和鞭笞日本政府一直妄图逃避侵略战争罪行图谋的影像见证。

据新华网2014年3月16日报道，位于南京利济巷的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将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此处是经“慰安妇”指认、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大量中国、朝鲜和东南亚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南京利济巷“慰安所”原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加上外围的店铺共8000平方米，旧址现存建筑7幢。侵华日军曾在这里设立了两处“慰安所”。我国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证明，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的政府行为。这对日本政界和学界部分右翼分子关于“强征慰安妇是当时民间业者的自发行为”的诡辩是个有力的回击。

另据韩联社报道，美军解密文件显示，美军1945年4月审讯在缅甸被捕的日军俘虏时获取了关于日军“慰安妇”的供述。根据其内容，日军在缅甸眉谬建立了“慰安妇设施”。

另一份解密文件描述，日本陆军军医每周五访问“慰安妇设施”，对“慰安妇”进行体检，在这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150余名女性全部确诊感染性病。这些文件内容证明，日军曾大规模、有组织地强征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并有系统地管理她们。

1993年，笔者作为新华社常驻日本记者，报道了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河野谈话”，日本政府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并表示反省和歉意。但是，目前日本右翼政客否认日军官方曾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并声称要重新审视“河野谈话”。

2014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上表示要对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进行查证。

不久前，在中国、韩国及美国的反对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不考虑修改“河野谈话”，但他仍谎称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张国通先生的新著《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出版发行，正是对日本安倍之流的当头棒喝！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二战已经过去了漫长七十年的今天，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却依然沸沸扬扬，日本仍在歪曲掩盖，世界更加关注，这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要警示!日本要反省!世界要明白!

我出版这本《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意在用真实的影像撩动那段历史的一角，用铁的事实去揭露日本妄图掩盖的日军二战性暴力罪行。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八年抗日战争写下了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那些为数不多的纪实影像成为记录那个时代的宝贵的摄影遗产，也成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而同样记录了那个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许许多多的纪实影像，至今仍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那一幅幅血腥的、惨烈的、悲壮的影像画面，成为昭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肆意践踏人性、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佐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七十年，仿佛所有的都该成为记忆。但是不尽然。一切似乎都是遥远的历史，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战争赔偿，关于中日友好，依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我们的视野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阴霾依然没有散去，那些寥寥无几的、年迈的战争受害者的心还在淌血：战争罪恶的清算举步维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否认战争罪行、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鼓噪喧嚣依然甚嚣尘上……

我拍摄的大量的纪实影像为证。

我的旨在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尤其是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纪实摄影追踪，从1992年起，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无数张真实的纪实图片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影像佐证。

关于我的这些以“为历史作证”为主题的纪实图片的作用，旅美摄影评论家王瑞在《控告：战争受害者的切身揭露与纪实摄影的立此存照》一文中这样评价说：

“一场战争的事实并不因该场战争的结束而告终，对引发战争的历史原因和对战争罪恶的清算检讨，往往是随战争的结束而开始，检讨的过程甚至比战乱的过程更加漫长、也更为艰难。因为事过境迁以后，实际卷入战争的当事人必然逐渐消失，大量足以还原事实的人证史料随之流逝，从而为清算战争造成困难和悬念。

也正因如此，挑动战争的罪犯一方，往往采取销毁证据、隐瞒事实达到篡改历史的无赖手法，企图逃避罪责。在这个意义上，一场战争并非随着地理战场的定局而结束，甚而在勘定历史的这条看不见的战场上继续搬演着无形的政治战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起战争的日本方面至今仍然坚持军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死硬立场，拒不向战争受害国家的无数战争受害个人道歉赔偿，甚至变本加厉地颠倒黑白，掩盖并歪曲事实。于此，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清算，既具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正当意义，更有为战争受害者讨还公道并对挑起战争者进行彻底惩罚的道德意义。

事实取证作为战争清算罪恶的凭据，具有还原历史真实的特别重要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恶行累累，罄竹难书，造成3500多万中国人伤亡，经济损失超5000亿美元之多。但即便是这样，总是“以德报怨”的中国人始终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为建立和发展友好的中日关系而竭尽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笔勾销。对此，周恩来总理曾经说：“可以原谅，但不可以忘却。”事实应该是也必须是，两国的真正友好必须建立在对战争历史彻底清算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总结过去方能开辟未来。但时至战争结束七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对战争历史的清算这一步依然没有迈开；中日两国众多有智慧的政治家和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期望建立“真正友好的中日关系”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历史与现实问题扭结在一起的、更为错综复杂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隐藏在“中日友好”惯常口号之下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上的那道“伤痕”和“鸿沟”依然很深很深。

这其中包括两国必须面对的不知到何时才能解决的中日战争遗留问题。

这是又一段不寻常意义的中日历史。

于是，我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了已经逝去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当真相得以揭露，当历史得以还原，当一幅幅昭示历史的影像得以展现眼前，不能不令人感到历史那沉甸甸的分量。这些图片，既具有特定历史时段的影像留存作用，同时也具有昭示于世、教育后人的警示作用。我想要通过这些影像告诉人们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战争对于人类极其残酷，和平对于世界又尤为珍贵。而残酷的历史和历史的现实还告诉我们，历史绝不能被忘记，背叛历史就有可能重蹈覆辙。我期待战争的历史能够在今天的和平环境中享有自己的位置，也祈望它能成为回响在中日两国人民耳边的一记警钟而长呜不息。

201 5年，我们都将处在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我们该怎样面对，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历史永远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

历史是一面镜子。

而我们必须不断地反思。

我一次次到日本采访，诸多见闻，让我感到历史是如此沉重。中国战争受害者为追讨历史正义艰难的诉讼，日本教科书里对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掩盖，靖国神社右翼分子的丑恶表演，游就馆里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的精心布局，等等，着实让我感到追讨历史正义的漫长和艰辛。不能否认，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战争”依然继续。这是围绕民族尊严、历史尊严的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的决斗。

收入本书的影像记录，正是这一艰辛曲折进程中的历史再现。这些历史的真相，对于战争受害国和加害国的下一代，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了解历史的真相，他们才可能担负起推动和平友好的责任。

2000年，我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来自亚洲各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听她们讲述在二战时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残酷性暴力摧残的人生经历。我倾听她们的血泪之声，拍下她们悲愤难抑的面容。我走近了她们，一直到今天。而今，当这本书得以出版，我终感安慰。感谢在采访、编辑过程中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东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慰安妇”资料馆、云南龙陵董家沟日军慰安所展览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社会团体。感谢林伯耀先生、陈君实先生、池田惠理子女士、苏智良教授、张焕利先生、康淑华女士、罗华彤先生、郭妍女士、张双兵先生、朱弘先生等各位师友的资料支持和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