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自己现在九十多岁了，我常常想我自己，我是很奇怪的人。……我的性情举动、我的作为、我一切的经历，假如真是谁要写我一个传记，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假如我自己写自己，我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我客观研究我自己，我是非常怪的一个人，很奇怪的一个脾气，人家想不到的事情，绝对想不到事情是我干的。那就是我，我做的，很奇怪。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跟直军在山海关打仗，秦皇岛在山海关后头，我就说我多少日子没洗澡了。英国兵舰上的人。他说好吧，到秦皇岛，你敢去吗？我说那我怎么不敢去？到秦皇岛去洗洗澡，完了在那儿还打网球，就是跟他们在打。他们回来，送我回来，坐小船回来，他们说，得把你眼睛给你蒙上，你不能看人家战场，我从人家战场后边来的嘛。也是开玩笑。我就说我这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跑到敌人的后头去打网球了。
我自个儿年轻的时候，我这人思想特别，假如说我思想，我不愿意说我自个儿，我这人思想跟旁人不同，我是个特别怪的人啊，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个怪人，我有好多的事情非常怪。
什么是“怪人”？一般将言行非同寻常的人称之为“怪人”。北宋有位翰林学士，曾做过户部尚书，名叫叶梦得，他在《避暑录话》中说范仲淹是个“怪人”，怪在何处呢？因为“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更是个怪人。范文正公只是“以言事动朝廷”，张学良身为下属，不仅“数以言事动朝廷”，还动用军队把南京“朝廷”的“皇帝”抓了起来，扣在了西安，扣就扣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不顾下属和同僚的反对，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亲自将“皇帝”送回到南京。对此，不仅当时的“当权者不喜”，直到今天仍有人“不喜”，而且不解，“每目为怪人”。
1936年，鲁迅在致唐瞍的书信中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无疑，鲁迅说的是对的，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另外，正因为任何人都在社会给予的条件下生活着，如果谁能突破社会给予的条件，说话、做事“不属于任何一面”，他不是怪人，就是滑人。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地点是在台湾，窗外是国民党的特务，大门外是国民党的宪兵，但他在屋内对着录音机，大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之所以国民党跑到台湾来，是因为老百姓被逼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大陆老百姓不要国民党了；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他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大陆人说蒋介石给他下了不抵抗命令，这是共产党为他解过。很显然，按照鲁迅的标准，张学良“不属于任何一面”，当属“怪人”之列。
张学良是个“怪人”，他的“心”离“圣”人不远，因为他“贱己”、“轻功”、“渺名”。
常人之心离“圣人”较远，难懂“圣心”，所以，“怪人”容易被误读。
如何读懂“怪人”心？
接近“怪人”，对“怪人”进行“心灵考古”，到“怪人”心中去找何以“怪”。
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流星”，他在滑过20世纪政治星空的8年瞬间里，数次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此后便是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当他再次出现时，已是垂垂暮年，但他奋力用人生最后的一点能量释放成一部100多万字的口述历史。他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滑过星空时的瞬间、沉寂后的长段空白，包括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历史细节、亲身感受讲得活灵活现、真真切切。任何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从容地把自己的人生追忆成百余万字的“口述”，都堪称一种奇迹，何况他不是普通的老人。他是专以创造奇迹著称，“数以言事动朝廷”，“不属于任何一面”的“怪人”；“怪人”的口述记录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跳动的脉搏。
P28－29
作者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张学良最具权威的口述史料，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说明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表现及影响。
如果说过去的不少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叙、议、论三者结合，深刻地阐述了张学良的思想人生。该著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张友坤
人们可能会问，作为“东北王”的长子，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何来“孤独”？如果从其显赫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看，他确实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当你如作者一样走近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的思想世界，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孤独百年”。
——胡玉海
放下了方知并未曾拿起
把这部书稿写完，闭上眼睛，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上扬的双手仿佛被一场春雨洗尽疲劳后的两枝新绿，在微风中摇曳出淡淡的“终于放下了”的轻松和惬意。
醉意渐浓时，脑海里突然想起两句话：
一句是最了解我的一位知心朋友经常说、都快把我的耳朵磨出老茧的话：“你胆子也太大了。”
一句来自刚见面的一位朋友。前几天去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录制完，在演播大厅闲聊的时候，编导问我最近在忙啥，我说在写《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她说：“哎呀，这可是块硬骨头啊！”
我直起腰，晃动一下鼠标，电脑荧屏又亮了，我也有点儿醒了：是啊，胆子也太大了，敢啃张学良思想人生这块硬骨头！我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呀！？
赶紧返回目录从头快速浏览，果然发现：这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啃时觉得都啃到了，回头一看，还有许多该啃的地方没有啃到，更不用说，啃过的地方是深是浅了。
从书的框架看，就缺少了许多应立专章而未立者。比如，张学良的民族观，虽有涉及，并无专章，作为一位民族英雄，没有专章论述其民族观，怎么说都是一个缺憾。比如领袖观，张学良发表过数次讲话，专谈民族领袖与民族生命的关系、领袖人格与国格的关系、民众对领袖的服从与领袖成就的关系，领袖虚心纳谏与独断专行的后果，等等，都阐述得有理有据，非无米也，乃余非“巧妇”也。还有党派观、外交观、教育观、人生观、人才观、平民观，等等，皆属应立专章而未立者。
写张学良的思想人生，接近于思想评传，之所以未敢称本书为《张学良思想评传》，自知理论功底是自己治学的软肋。笔者虽为历史专业出身，但读大学时，就爱好哲学，留校从教后，更对有关思想家、思想史的书爱不释手，无奈，天生愚笨，虽作努力，结果还是只得其皮毛，未得精髓。这种理论上的欠缺，无疑会影响本研究的学术深度。
我自知自己是一位爱争论的“三季人”，如果遇不到像孔子、庄子那样深知“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的雅量贤圣，我会因“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而自作聪明，爱发怪论，且常出口伤人。如若在本书中笔者说了一些“井蛙”之语，谈了一些“夏虫”之词，发了一些“曲士”之论。且因而伤了哪位方家，敬请海涵。本为“三季人”，“春生秋灭，何知冬乎？”
按合同规定，本书必须交稿了。
此时的腰只能深深地弯下，等待着同仁们的批评指正！
此时的双手再不敢上扬，内心更没有了什么轻松，什么惬意，有的只是忐忑。 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知道自己未曾真正拿起。佛说：“未曾拿起，何谈放下。”
书稿付梓，不是放下，张学良思想人生之研究，对于我来说，只是刚刚起步，对于学界，也是第一本。之所以斗胆付梓，一是为了履约，一是为了抛砖引玉。
本书错处一定多多，此时想起一则《吕氏春秋》里的寓言，权作自慰：
一楚人上山打猎把弓丢了，有人劝他回头去找。楚人说：“算了吧，找它干吗？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也没丢到别处去，谁捡到弓不照样去打猎。”
孔子听说此事后说：“把楚人这句话去掉个‘楚’字就好了，不如说：‘人失之，人得之。”’
老子听后评论说：“再去掉个‘人’字更好，那样就是‘失之，得之’。这才是至道！”
感谢温州大学领导、同事，尤其是陈安金、方益权、颜翔林老师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张友坤老师、张学良研究会会长胡玉海老师在百忙之中，审读书稿并为之作序。
感谢台湾郭冠英先生将亲访张学良老人的私藏资料（未公开部分）无私提供给我。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张永副总编，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姜楷杰及其他编校人员为本书付出的辛劳。
王海晨
2014年9月8日于沈阳
令人耳目一新之作
王海晨同志的力作《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他与胥波同志翻译的《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美〕傅虹霖：《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受益匪浅。2009年，我与胡玉海老师邀请他参与整理、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从此相识，交往颇多，成为挚友。他是温州大学一名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也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曾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全传》、《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九一八事变研究》（1—4卷）等专著出版，今又有新著呈现，足见他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专家。
众所周知：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弱冠之年即长方面。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世纪人生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国家兴衰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他始终秉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古训，竭力息内争御外侮；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举行东北易帜；为结束新军阀混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为抗日救国，他与杨虎城将军力挽狂澜，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为“兵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视国家、民族利益如生命，不惜牺牲一切；为了民族大义，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张学良的爱国人生可谓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因此，不少学者、记者和艺术家都在研究他、追踪他、歌颂他，以至流传着“说不尽的张学良”这样的话。有关他的传记、论文、戏剧和影视作品之多、著书立论之广，在近代爱国将领中无人可与其媲美。
张学良执政八年，西安事变使他的政绩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也是他蒙冤受屈、失去人身自由的起点。即便身遭“幽禁”，仍不改爱国初衷，耄耋之年，还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点贡献。
然而，海峡两岸学者对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的评价却分歧巨大，有个别学者认为，张学良是“花花公子”、“不抵抗将军”，是坏了蒋家江山的“千古罪人”等。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抗日是民族大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调集数十万大军威逼西安，要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才逼出了西安事变。
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当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张学良自己都有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的抗战是张、杨两位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蒋介石在1936年12月26日的通电中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以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他钦定12月25日为民族复兴节，没有西安事变，何来此节？
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致东北军将士书》中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是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惊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的憧憬与迷梦。”周毅、张友坤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而高兴。实践证明，西安事变具有重大现实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光辉将更加灿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学良也有自己的错误、缺点与不足。他奉父命参与军阀混战、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围剿”红军；还有过吸毒史和荒唐的私生活。对此，他从不文过饰非，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则责之堕落，并下定决心，彻底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瑕不掩瑜，过则无惮改。无论学术界有何争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足可盖棺论定，其爱国爱民的思想品德与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立身处世之道，是华夏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并激励我们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他的爱国业绩和爱国精神对于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将是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张学良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促成蒋介石一时成为全国的抗日统帅和‘世界五强’（按：美、苏、英、法、中）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八年抗战，这是他最受全国人民拥护的时期。”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蒋介石之所以被共产党击败，是因为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官员贪污腐败，从根本上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948年，蒋介石就说，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说得好：“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猜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见〔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再说了，前些年国民党在台湾曾发生分裂，大选失败，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者，又是谁之过？河南民间有一谚语：“手不溜（即手不利索），怨袄袖；袄袖长，怨他娘。”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最终决定于内因。国民党若不从自身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只停留在寻找客观原因的怨天尤人上，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国民党如此，其他任何党派也不会例外。
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决定把9月3日定为十四年抗战全面胜利纪念日。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千万不能忘记为此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张、杨二将军。我想，新著出版，恰逢其时，是对张将军的最好纪念。
我有幸先阅书稿，收获多多。作者紧紧围绕张将军所处的时代背景、特殊地域、家庭出身、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最具权威的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论述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及表现。如果说过去的不少类似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史与论、情与理、叙与议紧密结合，从思想层面深刻地阐明了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它既是别具一格的张学良传记，也是张学良的思想史；具有新视角、新史料、新观点之特征，尤其是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的研究，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者阅后一定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王海晨同志在张学良研究方面早就硕果累累，谨此新著出版之际，写了以上那些文字，意在为新著添加一点言外之意，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友坤
2015年12月于北京
作者王海晨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张学良最具权威的口述史料，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说明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表现及影响。《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一书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人们可能会问，作为“东北王”的长子，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何来“孤独”？如果从其显赫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看，他确实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当你走近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的思想世界，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孤独百年”。
《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这本书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副产品，从主人公张学良的思想切入来写，主要涉及其思想之来源、国家观、日本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等。作者王海晨笔下的张学良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思的一个人，读之，耳目一新。张学良本身是一个传奇人物，其享誉于国内外的便是东北易帜，使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西安事变，使中国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然这些事件是如何促成的，张学良为何会拱手相送自己的地盘、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军队，如何明知送蒋介石去南京凶多吉少，还是执意孤行。大部分人对此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本书就对这一切作了一个详细生动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