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附带两个车库，每个车库可以容纳两辆车，他们每家一个。此外，房子前面有一块儿属于他们的狭长的绿化带，以前的屋主把它修葺得很好，有两棵绿荫如盖的大树。房子后面则是一个由棕色的木栅栏围起来的三百平方英尺的花园。但在休斯敦，很少有人有工夫在花园里种花，所以花园基本上就是一整块儿绿色草坪，他们决定保持原貌。姐姐曾提出可以在靠角落的地方开辟出来一小块儿空间种菜，但遭到其他人的嘲弄和否定，她也无所谓，反正她总是可以在超市里弄到价格极其便宜甚至不要钱的菜。因为妹妹的孩子小，抱小孩儿上下楼不方便，妹妹一家就住在一楼，二：楼属于姐姐。一切分配妥当，没有任何争议。一楼的厨房、会客室和餐厅共用，这也没有让他们觉得有任何不便，本来，他们搬到一起住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为了打消小家庭的孤独，尽管这是从未说出来的原因。
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栋房子都是一栋宜居的华屋，墙漆、地板和楼梯的金属雕花扶手都非常讲究，看得出原来的主人相当富裕。如果不是姐妹俩为了省钱而把以前公寓里的旧家具悉数搬进来，它几乎会是一栋真正华丽而具有现代风格的住处。这并不是说那些家具破破烂烂，但这些体态玲珑轻便的公寓式家具，放在房子巨大的空间里显得不相宜。总之，在主人们搬进来不久那段热热闹闹的时间，每个被邀请前来参观的朋友走进这栋华屋过于空阔的客厅，赞叹之余都忍不住感到一丝古怪的意味，这种意味甚至让人感到不安。小巧而路显简陋的家具们待在它们各自的角落里，仿佛小小的孩子，有点儿羞怯、瑟缩。那些空白、未被填满的大块儿空间则仿佛在冷冷地凝视、等待什么。也许只有住在这儿的人没有察觉这种空落、不协调。两姐妹坐在那张不够阔大、厚重的沙发上，欣赏着窗外碧绿的花园——那只是一片光秃秃但十分平整的草坪，兴高采烈地说单单这个客厅在台北就可以住一家人。她们不时发出笑声，逗着共同爱着的那个小男孩儿，悄悄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骄傲，心满意足。
他们在新住处安顿下来。在这栋房子里姐妹俩是主角，她们来来去去的丈夫仿佛成了配角。在姐姐的主持下，一切家务都得到更好的安排，晚镤也比小家庭时丰富许多，但每个月的饮食、水电等各种开支却比以往两家加起来的减少了，这令两姐妹大为惋惜为什么她们没有早点儿做这个明智的决定。
生活对每个人来说似乎都变得更好了，姐姐显然已经成为外甥的另一个母亲，这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她一点儿也不怕辛苦，她怕的是失落。当自己的儿子长大，她发觉他离她越来越远。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她越害怕他那双冷漠、带着藐视神情的双眼，她就越怀念那个幼小、全然无助而喜欢躲在她怀里的他。她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多要一个孩子，这样她的幸福也许还能延续得久一点儿……如今，她心里的空虚和失落总算从小外甥那儿得到了补偿，每当她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或者只是握住他那双娇嫩、柔软的小手，感到他的亲昵和顺从，她就仿佛回到了以往初为人母的时候，那种强烈、熟悉的幸福感有时把她感动得两眼湿润。
她显然不是感情多么丰富、细腻的女人，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在她儿子看来)，她相当平庸、守旧，但对身为母亲的那些感觉，她绝不输给别的女人。
而那位妹妹恰好不是一个霸道的母亲，就像她不是个十分贤惠的妻子一样。她乐意姐姐来“争夺”照顾儿子的权利，这样她可以有更多时间睡觉、购物、打扮自己。自从搬进这栋房子以后，她连菜也不必自己买了。结果，她变胖了一点儿，皮肤也更白皙了。她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浏览各个百货公司的网站，从网上订购打折服装和其他女性用品。有时候，她坐在面朝花园的门廊底下的椅子上，悠闲地看着姐姐牵着儿子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她不禁觉得姐姐这个人有点儿古怪，但又庆幸自己和她生活在一起。在她看来，这种生活很惬意，但多多少少，她想，多多少少有点儿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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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只有大鱼才能下沉到海底——2015年度短篇小说阅读印象
/林霆
谈论小说创作的“年度概况”这样的话题，类似于观察一棵树的横切面，期冀从年轮的病象学中，一窥大树的根深与叶茂，“盲人模象”般的误会在所难免。然而通过一个年度选本来观察，将诸般病象集在一起，或许会有所收获。这其中，阿乙的短篇小说《作家的敌人》，又像是年轮中的虫洞，让“年度”这个话题有了一个方便的抓手。虽然小说弥漫着浓浓的十九世纪欧洲文艺沙龙的气息，但也可将其视为对当下文坛的一个绝妙隐喻。
小说的场景设置在乐善好施的沙龙女主人尼侬的家里，尼侬以其热情、多金、有闲的生活方式聚拢各方文士，小说家陈白驹便是其座上客。陈已功成名就，“两届鲁奖得主”，名片上的头衔一大串，已经拥有为文坛设置门槛和评判年轻人的权力，用小说中的描述，“像是建立了功勋的船只，满载而归靠了岸，如今虽抛锚多年，却还是拥有太多的经验与荣耀”；或如爱伦·坡在《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中所说，“靠已经获得的荣誉安度晚年”。可贵的是毕竟“满载”，可怕的是已“抛锚多年”；另一位主人公是年轻的“无名者”，他像十九世纪那些神经质的、脸色苍白的天才，因营养不良，“免疫系统看起来已坏得差不多。间或他会捂住嘴连咳数声，痰中时有血丝”。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大著已经完成，自信已经建立，正待起帆远航。在女主人尼侬的沙龙上，他拿出自己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才完成的作品打印稿，以接受众多文学前辈的评判。陈白驹遇到过太多类似的无名者，大多非可造之材。但这位年轻人不同，“今天，情况有变(甚至可说是突变)，至少是他，陈白驹，像中弹一样，死在了对方的第一句话上”。毕竟是“拥有太多的经验与荣耀”的行家，仅仅读了个开头，他便意识到遇到了天才。“啊，就像狂信者见过圣子的裹尸布或者佛的舍利子，就像山区的人望见大飞机，或者街上走来已在史前灭绝的动物。”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在他心中的分量。天才当道，他无法无视，但也无法直视。作为同行，他明白天才最为伤人，尤其是后辈的天才。他多希望自己仅仅是一名读者，那样“我就可以单一地、纯粹地来享受这伟大的作品了”；或者是一个评论家，将一个天才的出现鼓噪得满世界都知道。但他是一个同行、前辈、被追赶者，他知道自己就要被拍死在沙滩上。熊熊燃烧的嫉妒与敌意折磨着他，“他心态复杂地感受着这样一个又贫寒又伟大的人”，“唯愿他早点死”，或者“用酒精泡着他，泡软，像泡张枣泡余华那样泡着，将他泡成一个比庸人还平庸的人，泡成一个连文盲都敢哂笑的反面例子”。然而这天才既脆弱又顽强，既贫困又伟大，妒意和死亡都无法将他毁灭，因为他已创造出那伟大之物，并将追随在荷马、维吉尔、薄伽丘、普希金、巴尔扎克、大仲马、狄更斯……的伟大家族里，“一切得其所哉”。
阿乙讲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故事，与其说他对当下文坛充满了讽刺，不如说充满期待。他期待在中文的世界里，能有那样一位天才出现。二十七岁，正是一个天才的黄金年龄，如阿乙文中所列，在二十七岁这个年龄，欧内斯特·海明威已写出《太阳照常升起》，阿尔贝·加缪写出了《局外人》，约翰·斯坦贝克写出《黄金杯》，川端康成写出《伊豆的舞女》。当然，在中文世界里，我们也拥有自己繁星般的“二十七岁”，比如风华正茂时节的马原、格非、苏童、余华、叶兆言、孙甘露等。现在，“二十七岁”的吃水线已下移到八。后、九。后，我们新的天才是谁？这已不再是一个埋没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光芒无人能够遮挡，天才也可以不入那个文坛。然而这样的天才，我们还有吗？
扫视当下小说创作，七O后、八。后小说家已渐成主体。本年度所选，七。后作家也占据大半。如阿乙的《作家的敌人》，艾玛的《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曹寇的《在县城》、葛亮的《不见》、任晓雯的《那些人》、盛可以的《小生命》、田耳的《金刚四拿》、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张惠雯的《华屋》，以及因篇幅原因未能选入的赵志明的《村庄落了一场大雪》、朱庆和的《父亲和山羊》、索耳的《所有的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李浩的《消失在镜子里的妻子》、桂晓波的《你离开了南京》等。以“天才”的标准去衡量，七。后也已不再年轻，就要步入中年。中年写作，更多的是靠经验、手艺、职业习惯，而天才的创造力、爆发力，天才的混不吝、自成体系，已渐渐远去。我们年轻一代小说家们已将小说的手艺操练得如庖丁解牛，故事叙述得丝质顺滑，情节安排得八面埋伏，题材选择得也政治正确，但大多只是属于符合文学期刊标准的“好小说”，就像班级里的“三好学生”。我们更期待那种充满创造性的、异质的，甚至带有点危险性的小说，就像班级里突然出现了几个坏孩子。坏孩子的天空，总能让人充满遐想和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在的“好”是一种趋于同质化的“好”，少年老成的“好”，那种带有点天才的偏执、青春的涩意、疯子般激情的小说，已不多见。
在一个现实主义至上的年代，那种充满冒险的，甚至带有点偏执的浪漫激情更加令人怀念。浪漫不仅仅意味着生命激情，更意味着对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它要求作家们不仅要对社会、对时代、对命运共同体有一种投入的、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也就是作家身份外化的政治激情，更为要紧的是，作家要重塑一个坚实的自我的基础，并沉入这个基础中，在一次次的思想危机、情感地震中寻找可能的救赎，寻找那一束光。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写几篇好小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透过“写”这种劳作，以个体的冒险与受难，来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离开了对主体的沉入与张扬，便很难体会他者的真实处境；离开了冒险与受难，也不可能看到个人的真正成功。成功不是靠岸，而是驶向未知的茫茫远方。在阿乙的小说中，“作家的敌人”并非锥心的嫉妒，也非有意的忽视，而是真正的创造的激情。没有创造的激情，就像回到港口的船只，意味着平静和枯竭。陈白驹内心虽被嫉妒烧灼，但他也明白真正伟大、令人发狂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当他回到家里，翻出自己的作品来读，“只读了不到十句他就为自己的笨拙哭出声来。他将自己的一本本书扯拉下来，坐在地上，悲伤地发呆”。有如此自省的作家已属难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谁的内心没发生过几次塌方？谁的思想没经历过几次危机？正如德勒兹所言，正是这些危机“标示出他们思想的深刻”。而那位天才的“无名者”呢，他尚不知自己天才的巨著已变作“翱翔于天空的巨翅鸟”，为陈白驹们的内心制造了巨大的阴影。“他还在紧张地、忐忑地、惴惴不安地，然而又控制得很好地等待来自他们可能是差评的评价。”必须得说，正是这种惴惴不安的“无名”状态，既伤害了他，也成就了他。“无名”让他四处碰壁，营养不良，内心焦灼，但“无名”也为他积聚能量，让他处于期待之外，给了他逃脱禁锢的自由路径。德勒兹说，福柯曾有一个时期深受知名之苦，“无论他说什么，人们都期待着称赞他或批评他，却没人试图理解他。怎样才能赢得不受期待？不受期待是工作的条件。做一个无耻的人，这简直可以说是福柯的梦想……”“做一个可耻的人”，意味着逃脱期待，追随内心自由的召唤，无羁地去创造。创造，也只有创造，最终才能给自由以价值感，并重新为无耻正名。
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如此发达便捷的时代，想出名太容易了，难的倒是“无名”。作为一个小说家，市场更是“出名”的推手，尤其是畅销书市场。市场的期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期待，也是最广大读者的期待。比如，故事要写得好看，不要有太多的形式上的实验性，最好添加些色情、丑闻、争议性话题等等。在一个逐渐成熟的畅销书机制中，这种期待也渐渐形成一种禁锢和支配的力量，迫使作家就范，小说创作的同质化、模式化往往由此而来。“人们会庆幸书籍数量的增加和印数的提高，可是青年作家将在一个没给他们留下创作余地的文学空间里被铸成一个模子。只需炮制出一部极端标准的小说，至于那是模仿巴尔扎克、司汤达、塞利纳、贝克特还是杜拉斯，是无所谓的。”(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市场是扼杀天才的第一杀手，端赖于市场的这种禁锢性、模铸功能。“无名”或可抵御市场的追杀，但“无名”并非秘而不宣，拒绝沟通，卡夫卡缺席于他的时代也并非他故意拒绝时代，而是他完全沉浸在自我的创造中，既无暇也无意与时代共舞，而他的时代也没能及时把他找出来。隐秘的天才有着与外界沟通的独特方式，如阿多诺所说的“将密封瓶投入大海”的方式，或如尼采所说，一位思想家射出一支箭，像是无的放矢，而另一位思想家将其捡起，射向另一个方向。这些说法无非指向一个目标：写作，既是一种天才的沉入，也是一种天才的逃离。没有自我的沉入便不会真正有所得。“我喜欢一切下沉的人，”麦尔维尔曾说，“任何一种鱼都可以浮近水面，而只有大鲸鱼才能下沉到五海里或更深的地方……自古以来，思想的下沉者总是双眼充血地回到水面。”
我们期待着汉语文学中的大鱼，并年复一年地撒网捕捞。希望这样的捕捞没有搅乱那些深海的沉思者，也希望这些落网的天才能复游回大海。我在这里为自己所编选的选本写下这样一个略有冒犯的前言，似有不要。但写写赞词是容易的，也是廉价的。好在我只是站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来提出意见，就像自由市场的一个买主，不用为“you can you up”之类的诘难操心。
2015年11月
天津·社会山
林霆主编的《2015年短篇小说选粹》是对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所做的及时盘点和总结。其中既包括悉心遴选的该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也包括在各个单篇作品之后所附的深度解读，以及在绪论部分对该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状况的宏观性把握。本书由当代小说权威研究机构中国小说学会授权编选，极富文学品质的作品。本年选共收录优秀短篇十八篇。
中国小说学会、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深度点评，中国最好年选！
谈论小说创作的“年度概况”这样的话题，类似于观察一棵树的横切面，期冀从年轮的病象学中，一窥大树的根深与叶茂，“盲人摸象”般的误会自所难免。然而通过一个年度选本来观察，将诸般病象集在一起，或许会有所收获。
北岳年选系列丛书之《2015年短篇小说选粹》(林霆主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精选年度短篇小说，每篇配以两千字以内的精短评论，或从写作技艺、或从思想内容等不同层面和角度阐发精微，既具有普及型，也有一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