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编写的《茫茫的草原》是建国后内蒙古文坛出现最早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表现40年代末期内蒙古社会生活的作品。它描写的主要是察哈尔草原上小小的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却是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为小说是把故事放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叙述的。这个背景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乃至内蒙古社会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交锋。

《茫茫的草原》全书分上下两部，本书是其中的下部，是《玛拉沁夫文集》第2卷。

玛拉沁夫编写的《茫茫的草原》讲述了：

1946年春天一个寒冷多雾的早晨，蒙古族青年铁木尔骑着马背着一支大枪回到了他的家乡、白雪覆盖的察哈尔草原上明安旗特古日克村。铁木尔是牧民的儿子，父母死后大富户瓦其尔收养了他。他厌恶瓦其尔的自私和虚伪，便搬到老猎人道尔吉家中。道尔吉教他打猎，把他培养成一个机警、勇猛、枪法好的猎人，道尔吉的女儿、美丽的斯琴也和他相爱了。一年多以前，贡郭尔把他抓去当劳工。他先是在呼和浩特给人盖兵营，后来到四王子旗给一家牧主放牧，八路军到了四王子旗，他又给八路军喂了一个多月的马。八路军对他很好，但他不愿意参加汉族部队，而要当蒙古族的兵，于是骑着八路军送给他的马、背着八路军给他的枪，回到家乡来了。但这时，他的恋人斯琴已经被贡郭尔霸占了。斯琴心里仍然炽恋着铁木尔，但又为自己的失身感到内疚，她不愿再见到铁木尔。

《茫茫的草原》全书分上下两部，本书是其中的下部，是《玛拉沁夫文集》第2卷。

卷三

卷四

末尾

后记

然而，任凭怎样寒冷的冬季，它也只能封冻草原的表层，而草原在她黑色的躯体中，却永远孕育着生命，如同一位辛勤的母亲。

在这冰雪的世界上，特古日克村西边，那眼白音布拉格清泉，一直顽强地向察哈尔大地倾泻着暖流。泉眼是在山坡上，来到它的近旁，犹如走近了火山，那里一片气雾，腾腾升起，在晨光中，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辉。泉口附近长满了青苔，水底还生有绿色、红色和橙黄色的植物。看见它，你会忘记严寒的季节，会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是多么顽强而不可抑息！那清澈的水，从泉眼跳跃地涌出来，起初像是巡视方向似的，打了几个转儿，随后径直便向远方流去。它那愉快的喧闹、清脆的歌唱，是向周围的严寒和冰雪的示威与挑战！

白音布拉格泉水，流出大约一里多地，就潜入了敖拉玛河的冰层下面，那里温暖如春，有鱼儿群群游动。当人们看见冰下这幅生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时，才会明白：世间季节的变化，寒与暖的交替，并不是完全依靠大地以外的力量，而主要在于她内部永不灭息的热力。

河水在坚厚的冰层下面流着……

当然天气变冷时，冰层还会加厚的。但是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大地的热力，向它顽强地抵抗，结果严寒退却了，削弱了，而正在这时，洼地里的春草，穿过半解冻的土地和正在融化的积雪，从这里或那里冒出她那娇嫩的、毛茸茸的、新绿的头来，向人间透露春天的信息。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是以一连串的好天气开始的。

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雪水汇合成条条小溪，向平坦的草原流去。草原上飘散着初春融雪的湿味和杂草醉人的芳香。太阳洒下她那金色的光辉，使草原显得格外恬静、柔和而又有几分寥远的神秘！

但是，每天下午，从远方沙丘吹来的黄风，把这种和谐的气氛一下就破坏了。风刮得牛圈的栏杆吱嘎山响，从蒙古包天窗吹进来一团团沙土、草叶……直到淡薄的暮色降临时，才得终止。

随着夜幕的降落，世界的灯火——月亮，升了出来。

月夜的银白色的寂静，笼罩起初春睡意浓重的草原……

俗话说，春夜的觉，比蜜还甜。但是，斯琴在天刚蒙蒙亮时，就醒来了。她是被一场噩梦惊醒的。

……仿佛是在夏天，天气闷热，她光着脚，到草原一棵老榆树下，仰卧纳凉。身边是一片柔软的青草，触在手上，使她感到仿佛是在抚摸铁木尔那多毛的手背，她转过身，抓住一把青草……但那手中的青草突然蠕动起来，她忙撒手一看，是一条毒蛇！她忙跳起来，抽出腰刀去砍，嚓的一声，蛇身被砍成了两段，但是那被砍断的两段蛇身，依然蠕动，不一会儿，竟又接连到一起，又复活过来，顿时，蛇身比原来的大了好多倍，它张嘴吐舌，向她猛扑过来！……她吓得一声尖叫，惊醒过来。

“孩子，怎么啦？”

她的父亲道尔吉老人，被她的喊叫声惊醒，忙坐了起来。

“爸爸，没什么，我魇住了。您睡吧！”

“唉，打仗的年月，谁不叫噩梦惊醒几回呢？……该死的国民党！……”

老人不安地、愤懑地叨咕着，重又睡去。

斯琴再也不能入睡了。梦中毒蛇的影子，一直浮现在她的眼前。人们常说：“噩梦是不吉祥的预兆。”可她接二连三地经受了多少灾难，难道今天又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降临？她凝视着从蒙古包门缝透进来的银白色曦光，想到已被国民党抓走了好几个月的铁木尔，也想到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她不敢设想他们当中有谁会遭受不幸！最后想到放在草原上吃夜草的铁木尔那匹黄骠马，莫非它遇到了狼群？她有所预感地穿上袍子，挎上手枪，唯恐惊醒爸爸，轻轻起身，蹑手蹑脚地去开包门。但门一响，爸爸又醒了：

“这么早，你到哪儿去？”

“到草原上去找马，吃了一夜草，该牵回来饮水了。”

得到爸爸的默许，她走出门来，回身将门关好，便向草原走去。

现在，斯琴已经不是普通的牧民妇女，而是明安旗武装工作队队员了。

去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入冬之前，在察哈尔草原南部地区，敌我曾进行两次大的较量，使敌遭受惨重损失。为了诱敌深入，在对我有利的草原地带继续歼灭其有生力量，我骑兵十二师主动撤出草原南端的明安旗，在靠北面的厢白旗沙拉更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部队整训，一方面继续与敌作战。

入冬后，敌军畏缩在张家口、张北、多伦、宝源等城镇，正在聚集力量，显然是要在今年天气转暖后，向我锡、察地区大举进攻。现在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并继续做好明安旗的群众工作，在我大部队撤到北部草原以后，由中共察哈尔盟工委和骑兵十二师派出一个武装工作队，回到了明安旗。工作队由张彪任队长，旺丹和爬杰为副队长，共二十多人，斯琴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明安旗，我群众基础好，除工作队员之外，还由一大批牧民积极分子，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报通信网，所以对敌占城镇和南部草原的情况，盟工委和师部都能及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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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沁夫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性影响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是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小说把葱郁的草原呈现为生气勃发的生命形式，把自我的艺术个性与民族的艺术传统融合为充满英雄意识与阳刚之气的壮阔境界，浸透着蒙古民族游牧文化的厚重，显示出内在的诗意的张力。他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自己的作品呼应现实的变革，对民族的命运做深层的思考和追问，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真诚的大爱之心。这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玛拉沁夫是一位创作成就颇丰的杰出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可称史诗性经典巨著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也有描写重大题材的神采飞扬的中短篇小说和许多韵味悠然、行云流水般隽永清丽的散文及多部电影文学剧本。玛拉沁夫的文学成就早已突破地域界限，蜚声全国，走向世界。他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具有较深的文化学识和艺术素养；不仅创作方向正确，而且在艺术上也刻意求精。因此，他的作品既豪放清新、英气勃勃，又明丽洒脱、深切感人，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在我国百花争妍的文坛上，是一束鲜艳夺目的草原之花。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已经形成了一个草原文学流派。一个流派的形成，必定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文学群体，同时必定需要有几位优秀代表人物先行，无疑玛拉沁夫就是那个年代草原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先行者之一。玛拉沁夫早在21岁时，因创作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而一举成名，从此，才情毕现的玛拉沁夫的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收。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出了《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路》《迷路》《花的草原》《歌声》《琴声》《诗的波浪》等30多篇小说，特别是用数年时间创作出反映蒙古族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及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沙漠的春天》《祖国啊，母亲！》和影响了几代人的著名报告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这些作品都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一贯坚守的对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珍爱情怀，并以他已经形成的具有浓郁“草原味”的清灵、秀丽的艺术风格，对草原的变革和新生活、新人物进行全情倾注地描绘，显示出了玛拉沁夫具有丰厚的民族情怀与民族文化的底蕴。文学大师老舍赞誉玛拉沁夫为“文坛千里马”（1963年）。文学巨匠茅盾于1961年发表近一万字的长文专门评点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他认为玛拉沁夫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0多年来始终一贯。茅盾先生的结语是“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

进入新时期以后，玛拉沁夫以饱满的时代意识和旺盛的创造力先后发表了《第一道曙光》《踏过深深的积雪》《大地》《荒漠》《草原的浪花》《青青大草滩》，特别是他写的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和中篇小说《爱，在夏夜里燃烧》堪称是中短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翘楚之作，充分展现了玛拉沁夫掌握小说创作功底之深、艺术想象力与表现力之强。《活佛的故事》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通过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升华出充满当代精神的主题。他以深厚的民族情感、开阔的民族文化视野，把描绘草原的生活内涵与历史渊源全方位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玛拉沁夫是草原的歌者，是艺术地绘制草原的高手。他所选择的题材、提炼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的草原色调、草原气质、草原风采。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神秘的一面，它能把你轻轻带到蒙古草原上，让你犹如置身于一望无垠的绿草丛中，犹如看到了人欢马叫的场景，听到了一首首悦耳的牧歌。因此，人们称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是他率先同几位少数民族杰出作家一道，将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没有草原文学这个概念的。虽有一些个体文学写作活动，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52年1月，玛拉沁夫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5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也正是在那以后，敖德斯尔、超克图纳仁、云照光、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朋斯克、张长弓、杨啸、贺政民、冯国仁等一批内蒙古作家先后推出了一大批草原文学力作，其中有一些是汉族作家，对此玛拉沁夫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草原文学这个概念不是民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是指写草原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学。内蒙古作家中的汉族同志，有的生在草原，长在草原，写了一辈子草原，甚至去世后把尸骨都埋在了草原，例如著名作家张长弓等，他们的作品当然属于草原文学，他们本人当然是文学流派的重要成员。”玛拉沁夫的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见解是公允的，得到了学界的认同。至此，内蒙古作家以一个群体姿态出现在当代文坛上。

大草原是草原文学的母体。玛拉沁夫不是坐而论道者，他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一直坚持深入生活。成名后他在北京学习了两年，1954年主动要求返回内蒙古，径赴察哈尔草原在基层挂职生活了三年，1958年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担任车间党总支书记两年，后受批判，下放农村改造，参加“社教”“四清”长达三年之久（玛拉沁夫却坦然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那也算是接触基层体验生活）。总之，不管在顺利时或是逆境中，玛拉沁夫从来未曾消沉过，这一点，我们从他在不同境遇时创作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因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我们这个时代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玛拉沁夫的创作是蒙古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从文化全球化的高度和视角来审视玛拉沁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玛拉沁夫的小说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草原文化小说，这应该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茫茫的草原》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受誉，以及后来的遭难和重生的整个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而又完整的故事。我甚至想过，当我到了晚年，写不成别的作品时，就以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的坎坷经历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让读者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发展文学艺术事业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的关怀与重视，当时作家在创作活动中所富有的思想解放、大胆探索的生动活泼局面；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左”的思潮的逐渐形成和猖獗；在“十年浩劫”中，作家们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冲击与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祖国大地上出现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这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茫茫的草原》的曲曲折折、荣毁沉浮的过程，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是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酝酿写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我二十出头，刚踏入文坛，写作基础、艺术素养都比较差，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敢打敢拼，一落笔就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后来我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有写作实习时间，所以没有中断这部作品的创作准备工作。每年我还利用寒、暑假期，到草原深入生活。一九五四年，我从北京返回内蒙古，为了完成《茫茫的草原》，我到察哈尔草原的一个旗里挂职深入生活，就在这期间写完了《茫茫的草原》（初稿为《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一九五七年春出书。

《茫茫的草原》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反映内蒙古人民生活斗争的长篇小说。它一出版就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奖励。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和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成长的鼓励！我一鼓作气，于一九五九年秋，在北京西郊风景秀丽的八大处写完了下部，三十二万字。正要向出版社交稿时，我被急电召回，“反右倾”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运动开始了。从那以后，《茫茫的草原》就作为具有人性论、阶级调和及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品而受到批判，时间长达一年多！当时我抱着极其真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按当时自己所能接受的程度，在一九六二年把上部重改了一遍，次年在韦君宜、王笠耘等同志的鼎力支持下，以精关的装帧重印出版。不少评论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我这个修改本给予热情的评价。日子又好过了。但好景不长，随之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工作的单位被打成什么俱乐部、黑窝子。《茫茫的草原》重遭厄运，被打成“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被派去搞“四清”，“以观后效”，等候处理。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加步步升级，我和内蒙古其他几位著名作家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我本人“荣升”为内蒙古文艺界“第二号阶级敌人”（此外还兼有十几顶帽子，不作赘记）；《茫茫的草原》（上部）早已被定为黑书，在报刊、电台上多次受到点名批判。我的家多次被查抄，后将我的家物、藏书、书稿全搬去，在呼和浩特市中心一个展览馆里举办“玛拉沁夫反党叛国罪行展览”，我用多年心血写成的三十二万字的《茫茫的草原》下部原稿，就在这时全部遗失了！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被关押在单人牢房里。

然而，正在这时候，固阳县山村一位蒙古族小学教员，冒着危险把《茫茫的草原》（上部），用铁盒密封起来埋在地下。后来这位可敬的同志给我来信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终会有一天，《茫茫的草原》一定能够重见天日！

我钦佩这位年轻的预言家！他的预言终于变成为现实。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正式给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及其作者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已重印该书。

历史是多么可爱又公正的老人啊！

到了一九七九年，春风吹得我创作欲望顿然骚动，我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起《茫茫的草原》的下部。这可就难喽！原稿的基本情节、人物脉络等没有忘记，但是具体的语言表述、细节描绘等就无从记得了。特别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它受着上部的总体制约，还不能完全离开上部另行编制。恢复丢失的旧稿，比写一部新作还难！我苦苦熬了一个春天，终于写完了全书。内蒙古大型文学季刊《奔马》的编辑同志闻讯前来索稿。当时我的自我感觉并不良好，总觉得最后几章写得不理想，但又一时找不出缘由何在，我感到困惑。我没有敢把全书稿子交出，只将下部的前半部即本书的卷三，交给他们先拿去发表。这是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事情。当时我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人们不安于现状，不安于既得的成绩，都在从各个方面进行勇敢的探索和创新。就是在那一股催人奋进的春潮中，我逐渐认识了这部小说最后几章所存在的问题，即，它沿袭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是的，我只想说那是一种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如果说得再直率一些，我仿佛重复着近似于这样一种模式：在战场上敌我进行了一场决战，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我军指挥员乘坐吉普车（在我的作品中是骑着战马）赶到正在欢呼的战士群中，他举起右臂向战士们高呼：“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于是乎，随即战斗或战役的结束，作品中的矛盾冲突结束了，艺术情节结束了，人物命运也全结束了……如果说前些年的读者还能宽容我们这种艺术描写习惯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读者就不一定会继续接受这种模式了。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着重新学习，面临着自我调整的任务。诚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挑战。

我暂时把已经完成的稿子放下不发表，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思索，调整自己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对这部作品的最后几章从总体设计上进行根本变革：把那些离开人物命运、离开人物关系而单纯对战斗或战役过程的描写大量删减，并将其全部推到背景位置上去，而把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拉到前台来；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发展衬托出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只是作品结束了，别的什么都没有结束……

这本书的最后十多万字，先后改写过三次，现在，这部书终于定稿、发排了。我并不认为经过改写和调整的那一部分一定是成功的。我在这里只是想说，创作是一种残酷的劳动，你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不一定就会获得你所期望的硕果。

然而。我依然感到极大的欣慰，这部书毕竟是写完了。我乞求读者原谅：这笔债我拖了这么多年，而且今天奉还得也不是多么漂亮、利落。但我还是希望你，尊敬的读者，会喜欢我的这部小说。

玛拉沁夫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