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重，字芦浪，江苏常州武进人。1902年10月，生于安徽芜湖。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就读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英国中世纪文学。1925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2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受闻一多先生推荐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执教。曾在浙大、复旦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7年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职，1991年因病去世。

方重先生对中英互译理论和实践很有研究，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古英语专家，乔叟研究专家、翻译家，陶渊明诗歌翻译家和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翻译了乔叟的全部作品、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及陶渊明的全部诗作。

《译路人生：我的父亲方重》是方重先生的第一本传记，是方若柏撰写的关于父亲方重先生的回忆录。讲述了父亲的求学之路、翻译创作、教书育人、抗日战争结束后从英国回国后的生活经历以及父亲去世后家人和学者对父亲的缅怀。

《译路人生：我的父亲方重》是方若柏撰写的关于父亲方重先生的回忆录。书中作者采用了大量的史料文献，父亲的回忆和儿子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作者同时还引用了相关学者对方重先生为人、为学的评价，使读者对这位著名爱国学者、教育家和文学研究翻译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全书分为五部分，讲述了方重先生的求学之路，翻译创作、教书育人的经历和成果，抗战后的生活经历，以及父亲去世后家人和学者对父亲的缅怀之情。书中附有方重先生的手稿、研究成果一览表及方重与友人的老照片等珍贵资料。本书是有关方重先生的第一部传记作品。

序

第一篇 父亲的求学之路

 父亲的童年

 实现第一个梦想——在清华园的学习生活

 实现第二个梦想一去美国学习英国文学

第二篇 潜心翻译创作做中外文化交流忠实使者

 父亲与陶渊明

 父亲与乔叟

 父亲与莎士比亚及父亲其他译作

 父亲与比较文学

第三篇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第四篇 航船在暴风雨中前进

第五篇 高山仰止亲情永存

附录一 父亲方重的手稿《我读<坎特伯雷故事>》

附录二 方重履历

附录三 父亲方重的作品目录

附录四 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置“方重翻译奖”

后记

父亲的童年

我的父亲方重，字芦浪（英文Roland C.Fang），1902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江苏武进，即现在的常州，是家中的独生子。他的童年是怎样的，我没有发言权，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来到人间，只能从他自己的回忆中了解一些了，好在他写过一些对往事的回忆，比较详细，使我有可能去追寻他早年的足迹，下面是他自己的一些叙述：

我自幼家境清贫，父亲为人厚实，受过张之洞时候的那种“新式教育”，学问渊博，精通古文。但在旧社会里，想要谋得适当的职业，发挥自己的才能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父亲心情郁闷，常常借酒浇愁，有时喝到过分以至于发酒疯。我出世时正是他容易发酒疯的阶段，我一岁后就常常遭他酒后毒打，母亲护着我和他吵闹，就连她一起打；家中因而十分不安宁，母子俩人数次逃回常州外祖父家躲避，最后一次外祖父决心不让我们再回到父亲身边去，并一面把我送进他倡办的小学读书，一面让我母亲去上海求学。后来，学到一个阶段她就去乡间当小学教员。父亲前半生无业流浪，没有固定事业。

在我未满周岁时，主持家政的大伯父决定举家迁居南京。一年后，母亲又带我回到常州，住在外祖父家里，就此便在常州落户。父亲也时常回外家探望，以后经我大舅庄俞和堂房伯父方毅介绍，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从事国文字典的编纂工作。那时父母开始在上海一个弄堂房子的小厨房间里住家，勉强度日。父亲的酗酒发疯也不像以前那样厉害了，生活比较有规律，也勤奋起来，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以注音字母标音的字典《白话词典》，这部字典出版后行销全国，对当时的中、小学教育是一大贡献。

外祖父一家当时在常州可算是书香门第了。当时，外祖父创办了一所县立的“冠英小学”，我长到七岁那年，他老人家亲自送我去报名入学，至今还记得外祖父每晨携着我的手去上学的情景。出外家旧宅前门，经一座石桥，到了河的北岸，然后步行向东，便到了我童年启蒙的那所小学。在那里我读到小学毕业，所学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史地、写字、画图外，还学了英语。我的英语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学的。

我那时被收养在外家，小学几年很少见到父母，孤零零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母亲庄缄，是外家长女，自幼帮助外祖母操持家务，不辞辛劳，并照顾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自己后来入学读书，进过上海一所女校，记得叫“爱国女校”。我在常州的亲长人数不少。五个舅父和一个小姨后来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许多小孩，和我一起长大，他们都称我“重哥”。我在外家十几年，生活学习的环境是十分温暖的。可是，我母亲没有放弃她自立谋生的打算，她回到外家后不久，便去常州东北的孟河地方教书。虽然薪水微薄，她每年年底回家一次，将自己积存的银元十余枚，交给外祖母，以供全家之用。  我的舅舅也都很有才能，我的二舅四舅都曾留过学，毕业回国后在故乡率先兴办企业，提倡科技教育。四舅庄中希曾任过外交官，多次出使西欧。他晚年虽双耳失聪，但还坚持独立编写了一部中学英语教程。我从小就在他们身边长大，因而他们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对我以后的成长影响也是很大的。

虽说我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但最初的学习因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而学得很枯燥乏味，引不起任何兴趣。后来，是我的一位自幼情同手足的堂兄“来哥”，将我引入了外语的天地。他虽小但为人知情达理，诚恳谦逊，能书善画，笔墨斐然可观，令我十分敬佩。学英语会话要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充分利用英语字典，多读原版书，这些都是他那时教我的。我的英语学习基础其实也就是那时他帮我打下的。我于1915年在常州读完小学，那时父母已在上海定居，舅父们担心我的升学问题，听说北京设立着一所清华学校，江苏省每年有十余个名额，亲长们鼓励我去投考。为了更有把握考入清华，不久我也来到了上海，考进民立中学读了一年预科专习英语（该校英语教师是东吴大学出身的，资望甚高）。

父亲由于天资聪慧，读完六年小学后又专学一年英语，中外兼修，已经为后来升学积累了厚实的基础知识。

P2-5

“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沐濯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东风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转过半边白羊宫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

这芬芳四溢的字句出自我的父亲方重教授译著的《坎特伯雷故事》，早已为人们传颂。

在家中我排行老三，最小；老大是姐姐方如玲，长我七岁；老二是哥哥方大卫，长我不到三岁。193斗年，我出生在武汉武昌东湖之滨，美丽的珞珈山上，这里是著名的武汉大学校址。那年是父母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姐姐从美国西海岸返回他们所眷念的祖国后的第七个年头，如今转眼间80年过去了，物换星移，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也从一个胖墩墩的娃娃变成像父亲当年那样驼背的、满头白发的老人了。什么都变了，但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那就是我对父母的爱和对父亲的崇敬。

父亲方重是著名爱国学者、教育家和中英中古文学研究翻译家。1927年，他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且已写好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但心系国内局势，不满洋人歧视，来不及去拿伸手可及的博士学位，毅然携眷归国，投入祖国教育事业。直至1991年驾鹤归去，他先后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八所知名高校任教，并担任系主任等职务。他教书育人默默奉献了63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高级外语人才。1944年至1947年，他接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任客座教授）和伦敦、爱丁堡、比利时布鲁塞尔等世界知名大学研究和讲学，研究西方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是一位真诚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校外，他加入了九三学社和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外文学会会长，担任《中国比较文学》编委会副主编等职；在校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系主任等。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爱国志士、诗人闻一多是他最知心的朋友；著名学者叶君健是他的得意门生。

在国内，他最早将东晋大诗人、文学家陶渊明（365～427年）几乎全部古诗文翻译成英文；他是国内第一个完整研究并译介英国伟大文学家乔叟（1340～1400）作品的人；他也是最早研究并翻译英国伟大文学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作品的学者之一，校对过朱生豪先生所译莎士比亚作品八篇；他还是国内最早提出比较文学概念的少数几位老一辈研究专家之一。他为英美优秀文化及早更全面地被国人所了解，及中国伟大文化更华彩熠熠地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与梁思成、吴文藻（冰心的丈夫）等为同一届“清华放洋生”。《梁思成那一届“清华放洋生”大追踪》上评价他为翻译家、英国伟大诗人乔叟的研究权威。

他是世界名人，《世界名人字典》（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收录他的名字。

在我写此书的过程中，我的夫人和大儿子一直陪伴着我，一路同行，做了很多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院长、王德孝教授、曹航教授、缪迅总编，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许国烈教授、翻译家吴钧陶先生等都给我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和帮助。在此表达深深的谢意。

两年前的一天，我从设计院的大门走了出来，终于离开了职场，离开了由无数直线和曲线组成的建筑线条的世界。已经79岁的我，感觉到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于是热衷于拍摄自然风光，并收集了大量美丽的风景图片，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

去年7月，一家知名出版社要再次出版两本我父亲的著作，为了签订合同的事约我去他们的办公室。接待我的编辑是一位憨厚干练的中年男士，谈话问他热忱地对我提出期盼，希望我能写一写我父亲的生平事迹，他说：“像你父亲这样老一代译著大家目前还在世的已经很少了，你父亲又是极其淡泊名声的人，广大读者对他的一生了解不多，不把他的事迹写下来会很遗憾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从此我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写作之路。

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本书。时隔我离开上海，离开父母已有57年的光阴，写回忆录最大的困难之处也在于此。许多记忆被时间抹掉了，被淡忘了；许多资料遗物也遗失了；而父亲从事的中古英文诗及中国古诗研究翻译工作又是我这个外行难以深人理解的，描述起来也就不易生动透彻。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多指教。

不过我也有一些有利的方面：第一，由于我的家人和亲戚们对父亲的崇敬和深爱，多年以后仍保留着一些珍贵的记忆和少量实物资料；第二，父亲生前为人平和而奉献突出，得到不少学者、教授、挚友、同事和新老学生们的爱戴赏识，他们写书或在各类专业期刊杂志上写文章，研究、评介并夸赞父亲的作品，这些都是很有用的参考资料。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连续奋战了4个月，2014年12月完成了回忆录初稿，开始与出版社联系。第一次电话就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三天后我们应邀与出版社副总编及两位责编女士见面，出版社肯定了出版的意愿，这个结果使我无比振奋。

2015年春节，我们全家聚到上海，重访家父旧居、旧友以及最后的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收集到的资料充实了我写作的素材。4月8日，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出版社与我们签订了出版这本父亲回忆录一书的合同，如果说与季节一样，书的出版已经开花，那么此后我与出版社之间的紧密沟通联系、多次审稿改稿，则是树木不断茁壮成长，最终瓜熟蒂落的过程。在这里我要由衷感谢出版社领导和具体负责的责编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出书是我们和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结果。

方若柏

2015年9月1日

方重先生每有所译，必先潜心研究原作者和原作，迹近原作者心灵境界，与原作者神交弥久，透彻把握原作的神髓后，方才译出。凡其所译，必臻至化境。方重先生的译本，既是文学性强、与原著了无隔阂的文学译本，也是学术研究译本，文化译本，心灵译本。

——查明建教授

方重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爱国学者，我国杰出的乔叟学者、莎士比亚专家、诗人、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先生学贯中西，博晓古今，勤学多能，兼通多国外语。他一生教书育人，勤于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其学术生涯逾60年，一生成就赢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认可。

——曹航教授

方重先生的翻译方式：文字—声音—想像—意象、意境应和—心灵融汇

——何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