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生的基础
第一节 早期教育
一、家世与启蒙
陶希圣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故乡湖北黄冈出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祖上务农。父亲陶炯照，字月波，号月舸，前清秀才。1903年，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陶月波考得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分发河南省。清末历任河南夏邑（1904）、新野（1906-1907）、安阳（1908）、叶县（1909）、洛阳（1911）诸县知县事。民国初任湖北黄陂县长及河南汝阳道道尹。
中原、古道、骡车，父亲缓缓道来的故事，是陶希圣对于儿时温馨的记忆。陶希圣四岁开始随父亲来到河南开封。1906年，陶父从开封转往新野上任，带着全家坐着骡车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左传》上颍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和新野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增加我的历史与小说的兴趣。”他的父亲显然慈祥而有耐心，“他自己教我读《书经》和《礼记》，接着就读《史书》和《汉书》。他在庚子年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亲身经历，特为熟悉。他为我讲《汉书》，描摹分析，使七八岁的孩子仿佛亲眼得见刘、项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厚重的中原文化，通过传说、书本和古迹早早地融入陶希圣的生活，引领着他以后的人生。
县衙、监狱及官场的交接，同时镌刻在陶希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陶家居住在县署之中。陶父作为一个县官，主要接触的是刑名和钱谷，陶希圣1971年回忆说：“吾父以缉捕之勤敏与问案之严明，著名于河南省。历任巡抚与藩司派他署理县事，除安阳及洛阳为‘冲、繁、难’的县份而外，如夏邑、新野及叶县皆是盗贼丛集的地方。夏邑有响马，新野有水盗，叶县的强劫案尤多。吾父每日的工作，白天看案卷，办公文，晚饭后问案断案，夜间出城缉捕盗贼，至次日清晨回衙。我自四岁至十二岁，先是随父读书，后来进中学受课。只要是居留县衙的时候，不仅视审听判，每晚皆在，并与幕宾长随，谈说刑名，虽当时见识有限而此后记忆仍清。”童年的际遇,使他成年后自然而然地接近政治，对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有着特殊的敏感。
儒学、新学以及革命的氛围，塑造着变革时代的陶希圣，陶希圣身上承载着传统文化而又沐浴着欧风美雨。早期，陶希圣所学以儒家的读本为基础。陶希圣升中学时，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对教育的改革。陶希圣入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中学生。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物（即物理和化学）以及博物（讲述动植矿物）和体操等课程，属于最新式的教育。因此，陶希圣也接触到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陶希圣回到湖北继续中学学业。他比较偏爱英语，考入英文馆，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个英国人。
社会正在变革，给他切身体会的是河南一中龙健行先生。这位先生教他们英文，以拿破仑小传来讲读。后来，得知清廷要捉他，龙先生先一步逃出。陶希圣才知道龙先生是同盟会革命党。20世纪60年代中期，师生在台北再续前谊。此前，龙已入佛门为僧。1968年龙健行先生去世，陶希圣作挽词，颇有感情：“早年革命，中年遁世，托信仰于禅悦，寄抱负于诗词。深知爱国热忱，老年弥笃。划报执贽，近日重逢，念河南之拜别，喜台北之快晤。只惜道山挥手，为日无多。”（P3-5）
在台北“国史馆”里，当笔者从陶希圣的案卷里，抽出一张张照片，里面那个瘦小、白皙、干净的老者，安静地站在一任又一任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侧，脸上挂着不变的微笑，这样的陶希圣似乎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甘愿做陪衬人，然而，他看向镜头的双眼却沉着而不躲闪，不带感情地看着……
陶希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他身上应该拥有乱世之下一代书生的社会性格，这是笔者的预先设想。但当我踏入陶希圣的世界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孤独不羁、傲气十足的人：在方法论上，他讲唯物史观，与胡适自由主义派不友；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在学术上，他既要搜集资料又要寻找规律，为清华一派功力深厚的考据学者所不屑。他树敌多多，一度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反对专制，拒绝蒋介石派的邀请，甘心到北京做学问；一边他又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鄙视与中共友善的民主人士；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他积极投身于“和平运动”；他自称“汪派”，最终却被汪精卫斥为“男盗女娼”、让周佛海骂为“禽兽”，必欲杀之而后陕……
从“和平运动”中抽身，是陶希圣由自负转为内敛的关键点。作为一个曾经的汉奸，作为一个仍想有所作为的人，经历了当面被人唾骂，听闻党内许多人反对使用自己，陶希圣十分明白，他必须借助于强有力的人的庇护才能生存，这个人非蒋介石莫属。蒋介石的不弃和陈布雷的帮助，给了陶希圣想要的政治空间。感激加需要，陶希圣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参政不知政”的学者，转变成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于是，一个新的陶希圣出现了——用知识服务于官僚体制的“士大夫”，一如他笔下所写的那样：“旧文化的保存者，或新知识输入者。”
为了使陶希圣研究更有意义，本书承担了三个层次的任务：揭示陶希圣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是本书第一层次的研究目标。陶希圣是一位学者，他勤奋、踏实、诚实的学风，以及全面的知识结构，使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方面、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上，为中国历史学的转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一代大家。陶希圣作为国民党后起的思想者，是一个将所有历史当成现代史来读的人。在他把史学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之后，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其中蕴含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思想；但是，他的门户之见，使他在力图建立“中国的”理论体系时，一心向古，排斥外来的自由主义和苏俄体制，而成为一代新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他对中共的仇视和对国民党的维护，令他的理论探索缺乏客观的定力，其结果是，他挖空心思所写的文章，除了服务于论战外，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真实描述陶希圣的政治生活，以求探寻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关系、学者与政客胶着的样貌，是本书第二层次的目标。本书追溯至1927年，止于1940年“高陶事件”。作为“汪精卫的人”，陶希圣的政治身份先后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改组派以及“和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到1940年以后，陶希圣作为蒋介石的人，充当幕僚，任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笔者力求呈现这一历史阶段的大开大合，社会潮流对于他之“点滴”的摆弄，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陈布雷、周佛海等人的关系对于他的命运的转承间的作用。
陶希圣曾经热心于和日本议和，竭力促成国民党中央与日本和谈，一度是“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即将建立、汪精卫准备与日本签订卖国秘密协定的时刻，他和高宗武迷途知返，回到香港并将密约公之于众。本书借助于第一手的资料，揭示陶当时出于真心主张“和平运动”，同时，也是出于真心，不愿意帮助汪精卫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将陶希圣作为个案，以求更深入、多面地揭示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思想，是本书第三层次的目标。陶希圣为国民党的理论建构、宣传殚精竭虑，在与中共等政敌的论战中一马当先，他参与大量的国民党高层的活动，并为之出谋划策，对当时的决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书通过研究陶在《新生命》时期、《社会与教育》周刊时期、《食货》杂志时期、《独立评论》时期和《中央日报》时期发表的文章以及1940年后陶希圣递交的政论提案、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经济学说》等政论文章，来全面地、流变地展示陶希圣的思想，以及对国民党重大理论的提出和宣传所起的作用。在陶希圣参与《中国之命运》的撰写，热情投身于国民党“本位文化”的宣传，竭力写成《中国经济学说》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国民党政治理论的构建过程中的互动，显现出知识分子参政及其对于政治的影响力。
陶希圣作为一个“反共健将”，其符号般的身份，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这样的状况表面看只是对某人某事无兴趣，实质牵涉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全面、理性、客观的学风问题。《陶希圣的前半生》以1899-1949年为时间段，研究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从有政治见解和独立人格到依附于权威的陶希圣的半世生涯。从陶希圣个体看大社会，同时又在大社会之中寻找陶希圣，这是本书努力的方向。
代序
汪朝光
贺渊博士是我的前同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去年6月以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与同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贺渊博士当然是同事。去年6月以后，我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与近代史所只是楼上楼下（近代史所在一至六楼，世界史所在七至九楼），仍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毕竟各有其所属，只能算是前同事了。不过，我们从事的专业多半都是民国史研究，所以可以说是学术同仁；我从1992年贺博士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结识她至今，时间不能算短了，其间常有学术往还和讨论，也算是学术友人；我长贺博士几岁，虽毕业于不同学校，但说点自恋的话，还可以算是学术兄长。贺博士近著有《陶希圣的前半生》，嘱我为序，虽然我对陶希圣素无研究，惟因这几层关系，似不能推脱。而且说来巧的是，我正在写多卷本《抗日战争史》的“政治卷”，其中论及陶希圣与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关系，正可参考贺博士的研究。故此也就不揣冒昧，写下一些自己读贺博士著作的感想，以为代序吧！
20世纪的中国，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又是动乱、变革、战争、革命交织的年代。从世纪初的“庚子”乱局，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经历了由帝制到共和的丕变；从民国之初的共和民主，到北洋军阀的武力当道；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到国共分裂的十年内战；从日本侵略中国、半壁江山沦亡，到全民起而抗战、中国浴火重生，最终由新中国的诞生，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治乱轮回。陶希圣的前半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年代，而如此丰富、深沉、复杂、多变的历史，孕育着、滋养着、也塑造着陶希圣的人生。
说到陶希圣的人生，贺博士在书中有段话很有意思。她说：“关于人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留下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而很多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划波无痕……”历史当然也只能如此，大浪淘沙，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其实不过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历数中国的二十四史，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不知凡几，而今天真正能为一般人所知所念的又有几人？即如陶希圣，如果说他在实际的民国史上还不能完全算是“划波无痕”的人物，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沸腾的生活中，他却确确实实“划波无痕”而泯然于史，很少有专门的传记记述，也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而且，如贺博士所言：陶希圣作为“反共健将”，其符号般的身份，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这样的状况表面看只是对某人某事无兴趣，实质牵涉到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全面、理性、客观的学风问题。于此正可凸显出贺博士研究的价值，这样一本研究陶希圣生平和思想的论著，正可填补目前研究的某些空白之处。
贺博士的研究，将陶希圣的人生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去论述，一为生平（政治活动），一为思想（学术论著），这样以主题为分类的研究，自有其长处，便于论述主题的相对集中，也便于读者阅读兴趣的集中。当然，这样的论述方式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相关的，两者之间的脱节，可能不利于读者对陶希圣的全面认知。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将思想学术和政治活动两者密切结合的写作方式，也会有论述主题隐而不显的问题。说到底，学术研究的表述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要紧的是，论述能够自成逻辑、自圆其说，阅读具有通畅自如的感觉，而在这两方面，贺博士的著作是做到了。
说到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对其稍有了解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投敌及其后的反戈一击并毅然脱离汪伪阵营，这当然是一段相当具有戏剧性的历史情节，并且最易为人物传记的写作者和读者所关注。贺著不仅写到了陶希圣的这段历史，而且还写到了这段戏剧性历史的前因后果，写到陶为何追随汪投敌，又为何毅然反戈一击；写到汪精卫斥陶“男盗女娼”，周佛海骂陶“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而陶也对汪伪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结果，汪精卫、周佛海等都因为投敌而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陶希圣的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回头是岸，总算可以使他的历史与汪精卫、周佛海等有了不一样的评价，虽然其一度的投敌之举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永久的痛。现实比故事更精彩，真实的历史比创作的小说更瞠目，贺著记述的这段历史便是个例证。
其实，除了上述这段戏剧性的历史，陶希圣的政治活动还有许多可以记述之处，如贺著中所论之陶希圣在“五卅”时期的表现、成为国民党“左派”和改组派的前后，如何从主张强硬抵抗日本、要求实行民权、批判南京政府，转变为倡言对日“低调”、参加“和平”运动、失足投敌，再到回归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智囊，为读者勾画出一个活动于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人的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面相。
陶希圣的政治活动复杂多变，学术生涯同样丰富多彩，而且毋宁说，陶希圣更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印迹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领域，都有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后来研究也有相当启示的开创性成果。
陶希圣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求学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之际，各种各样的思潮流派，本土的外来的，先贤的西哲的，都给了陶希圣丰富的思想营养，成为他以后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础条件。贺著还关注到陶希圣早年所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其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她认为：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敌对，“终身反共，但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而言，绝不是一阵风，掠过即逝，而是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这不仅再次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所具有的理论影响力及其解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
作为一个已经有不少成绩的学者，如果陶希圣能够坚持其学术研究事业，或许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如贺著所言，陶希圣是一个行动中人、一个现实主义者，具有传统文人出相入仕的追求。当他追随汪精卫投敌而又回归国民党阵营之后，在许多人的不解、批判乃至唾骂中，因为蒋介石的不弃和重用，给了陶希圣想要的政治空间。感激加需要，使陶希圣从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参政不知政”的学者，转变成蒋介石御用的文人。从此以后，陶希圣的著述多半便失去了探求学术真理的意义及其客观性，而沦为服务于反共政治论战的主观写作，这也是陶希圣的个人悲剧和悲哀吧！
贺渊博士在本书后记中说，她的研究和写作承担了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揭示陶希圣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二是真实描述陶希圣的政治生活，以求探寻现实与理论的互动关系，学者与政客胶着的样貌；三是将陶希圣作为个案，以求更深入、多面地揭示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思想。总括起来，是研究游走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从有政治见解和独立人格到依附于权威的陶希圣的半世生涯；从陶希圣看大社会，同时又在大社会中寻找陶希圣。就贺著的论述而言，这三个层次的任务也应该说完成了。读者读了贺著，未必都同意她的看法，当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贺著作为陶希圣研究的新著，运用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史料，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是值得研究者和读者所关注所重视的。
历史研究是向后看的学问，不过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所谓以史为鉴的意义正在于此。人物研究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人关注的领域之一，由无限丰富的人生，可以更多理解无限丰富的历史。从陶希圣研究这样的个案，我们可以对民国史和民国人物的多样而复杂的面相有更多更深的认识，而贺著也由此可以充分体现其学术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想来贺渊博士在完成这部著作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在写这篇小文时，想起25年前，我和贺渊博士都住在石景山的八角小区。一次饭后散步时，我们相遇，询问起各自正在做的研究工作。如今忆起，倏然惊觉时间如白驹过隙，已然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都已从青年研究人员，成长为所谓资深学者了。贺渊博士完成了《陶希圣的前半生》，可喜可贺！不过，我还是满满地期待着，能够尽快看到她写的《陶希圣的下半生》，那或是又一段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故事吧！
汪朝光
于东厂胡同一号世界史所
2017年4月1O日
贺渊著的《陶希圣的前半生》讲述的是陶希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他身上应该拥有乱世之下一代书生的社会性格，这是笔者的预先设想。但当笔者踏入陶希圣的世界之后，惊讶地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一个孤独不羁、傲气十足的人：在方法论上，他讲唯物史观，与胡适自由主义派不友；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与马克思生义学者敌对；在学术上，他既要收集资料义要寻找规律，为清华一派功力深厚的考据学者所不屑。他树敌多多，一度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反对专制，拒绝蒋介石派的邀请，甘心到北京做学问；一边他又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鄙视与中共友善的民主人士；在全闲人民一致抗日呼声中，他积极投身于“和平运动”：他自称汪派，最终却被汪精卫斥为“男盗女娼”、让周佛海骂为“禽兽”，必欲杀之而后快……
贺渊著的《陶希圣的前半生》讲述的是陶希圣生前，背负着汉奸和战犯的骂名。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是学者和政客。作为学者，陶希圣对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过研究，且曾经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讨论，本位文化的讨论，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社会学等方面，颇具建树；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属于汪精卫派，1942年以后转向蒋介石，成为蒋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张民主反对专权，四十年代后，他却认同专权，并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蒋介石政权。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篇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