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本非图功名
宋代的士人是最受优遇的身份集团。科举在宋代成为最主要的登仕途径，使读书人的出路有了保障。不仅如此，在经济上也有种种优免。像张载这样的官宦世家，在其父死后继承官户的名分，免除徭役及身丁钱，那些太学、州学生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在学的学生还能享受到食宿补贴。当年，泰山先生孙复因母亲年龄大，家贫无法读书，范仲淹就招他入学，条件是“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家庭）”，使他安心学习。同时，宋代执行古训，“刑不上大夫”，士人及其家人犯罪，也有种种减刑措施。高门贵族早成过去，僧、道二门的声势也远不如前，而读书一途前程远大，可享受种种优遇，使儒士成为万民钦慕的对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谚，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张载生于宋真宗时代，真宗曾作励志诗一首，名曰《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几句话把天下读书人哄得热血沸腾，引得一个个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但所有的事情总是有个限度，提倡得过了头，就会出现反面效果。正如诗里所言，只要做了官，一切好处便随之而来！只要有好文章，哪管他道德会怎么样！为应付科举考试，文人们专习辞赋声律，社会上形成了为猎取功名而崇尚浮华、险怪、奇涩的空疏学风，号称“太学体”。
在这样的氛围中，张载刻苦治学、安贫乐道，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他也反对政治利诱下的文风，指斥“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把核心价值抛弃一边的错误做法。照常理而言，特立独行往往会遭到社会习气的排斥。然而，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到他。仁宗嘉祐二年（1057），发奋读书十六载的张载这时已经三十八岁了，而小他十岁的弟弟张戬早于四年前中进士，时任陕西闵县主簿（今河南灵宝闵乡）。两兄弟相比，张载似乎大器晚成。这年，他感到学问已经自成一家，这才赴汴京（今开封）应考，得遇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欧阳修推崇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主张文章要“切于实际”。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在进士考试中，欧阳修大力排抑“太学体”，一律取消录取资格。结果，那些满心以文章取功名的落榜者大为不满，甚至有不少人窥伺欧阳修行程，在他外出时，聚众拦堵，谩骂鼓噪。由于人数众多，闻讯赶来的街逻（巡视街巷的兵卒）都难以阻止。但是，经过欧阳修的这次整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张载与苏轼兄弟、曾巩、吕大临等人同登进士。日后，张载担任地方官吏，重边防，行井田，定乡约，提出一系列“因民”“讲实”的措施，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并取得一定成效。苏轼游宦南北、兴修水利、防洪救灾、疏浚西湖、为民请命，创立了万民争诵的业绩。这些都是后话。
翻看张载、范仲淹、欧阳修的历史，感觉宋朝真是一个奇特的时代。这三个人都是年纪很轻就失去了父亲的，成长于一个残破的家庭。范仲淹曾在庙中以粥为食，且拒绝太守之子提供的美食，皇帝到来也不去看热闹，而是安心读书。欧阳修幼年家贫，就以芦苇秆当笔，在地上练字。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向学的精神，成为闻名于世的人物，把北宋的文化与时代精神推上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在困厄的环境中不低头、不屈服，艰苦奋斗、愈挫愈奋的劲头，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早在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以前，张载就以“名行之美”获得名臣文彦博的赏识。文彦博曾受学于泰山先生，在以故相身份被贬出判长安时，特聘请张载到长安书院讲学，给以特别的礼遇。此时，文彦博重新入朝拜相，在张载候诏待命之际，他支持张载在开封相国寺设坛讲《易经》新解。一时听者云集，声震遐迩，讨教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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