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他们的选票……选民在界定国家利益方面将继续施以压倒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民主共识在西欧各国很相似，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呼声最终都能被适当地听到，如此，受社会安全新目标鼓舞的民族国家足以采取为迈向一体化目标而进行的最初的重大步骤。在此——最不显著，但仍可察觉——最后一条假设就是：在重要的情况下，构建最初的关税同盟和完善国内市场的各国参与遵循一种绝对的对等之原则。
国内目标居于首位，与其外交目标相连；此外还有制定政策的民主机制，以及国内各种舆论的对等性。讽刺与压抑密不可分，米尔沃德的研究工作是细致且复杂的，它包含诸多不一致的现象，其中一些还相当明显。粗略说来，上述四个方面体现了他著作的要点。它们具有多么强大的说服力？了解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关注米尔沃德怎样处理他的出发点。欧洲一体化运动确切之起源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然而，以独到的视角来看，战争本身的经历被认为是一场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战前政治结构的普遍脆弱性——缺乏广泛的民主基础——突然显现出来，因为接二连三的民族国家在这场冲突的大熔炉里轰然倒塌。
这种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合情合理且富有建设性，它为战后重建的故事搭起了一个舞台，进而导致了米尔沃德所言的一体化。不过，战争肯定不仅是一场所有欧陆国家均经受了考验并发现自身欠缺的灾难，而且也是大国间的生死较量，其结果是完全不对称的。挑起纷争的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几乎从未垮掉过——这绝非由于民意支持的狭隘性。它的士兵和国民毫无顾虑地抵抗盟军，直至最后。
战争记忆这段难以衡量的经历——德军霸权的规模及其导致的各种后果——同在战后更加繁荣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各个民族国家的可衡量的工作一样，塑造了欧洲一体化。米尔沃德所关注的则是后者。重点关注的国家必然是法国，但它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就法国在西欧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而言，则是不成比例的。这绝非偶然。在六国取得关于一体化的商业利益的巴黎共识之前，一开始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遏制德国是法国的优先战略。一旦英美的反对排除了重新实践克列孟梭那种用主要力量控制德国的想法，那么，唯一一致的选择便是与之建立最紧密的同盟，这伴随着一项比临时避难所似的传统外交更为经久耐用的建设性规划。
因此，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一直是两个主要大陆国家亦即法国和德国签订的两国间的特别协议。两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协议，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则始终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欧洲各项常规制度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巴黎和波恩之间的四项重大协议。第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当然是1950年的“舒曼计划”，它促成了1951年最初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就法国而言，若言其依靠莱茵河的煤炭来作为其焦炭供应源的冶炼业的地区问题为“舒曼计划”开始时的一个要素，那么，该计划之用意则更为广泛。在两个国家中，德国拥有更为广大的重工业基地，而法国则担心其重整军备的潜力。另一方面，德国担心对鲁尔区持续性的国际军事控制。资源合作的合资经营主权的确使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得以释怀，并使德国免于来自同盟国的经济监护。
第二个里程碑是阿登纳和摩勒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使得1957年的《罗马条约》成为可能。在否决了波恩的财政部和巴黎的外交部的保留意见之后，两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保证德国和法国的工业产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双方市场的繁荣都依赖于此，同时对增加法兰西联邦共和国农产品出口的前景也寄予厚望。面对来自自由派人士艾哈德——他担心法国较高的社会成本可能会蔓延到德国——的尖锐反对意见，阿登纳对这项协议的支持显然拥有明确的政治意图。（P8-9）
本书是一部规模宏大、全景式描述欧盟演变的政治学著作。
——《卫报》（Guardian）
安德森对现代欧洲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极具洞察力的分析。
——《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
欧洲人的虚伪被利剑戳穿。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新的旧世界》书名由本书责任编辑和译者共同设定。本书系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教授所撰，他是当代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富有的中产阶级之家，其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职于中国海关，出生于伦敦的安德森在1938—1941年期间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婴儿期，现如今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新左派评论》的编辑。此外，他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年出生于昆明)也是一位当代著名史学家。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力量的结晶，译者均是各个专业领域包括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及研究者，分别来自沪上几所名校。各个部分的任务分工如下：高福进负责前言、第四部分(第十章)、目录设计、索引以及全书的校对和统筹工作，杨晓玲负责第二部分(第六章)、第四部分(第九章)以及全书的校对工作，陈茂华翻译第三部分(第七、八章)，刘钊翻译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杨晓红翻译第二部分(第四、五章)。每个部分总体的内容及文句基本上由各个译者安排，校对者只是略加修饰和统一，我们所持的是文责自负之原则。
自2010年开始至今，本书的翻译、校对历时7个春秋，其间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译者及校对者感受至深。我们这个团队包括沪上几所高校的历史学专业和外语专业的博士和副教授，尤其是三位女士(目前均为副教授)面临着职称及家庭等压力和重负，其间辛苦和艰难在目前国内环境之下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种非常忙碌有时候也令人颇感焦虑的日日夜夜，她们挤出时间、争分夺秒地加紧翻译、校对，富有成效地完成了这一艰苦的学术推广工作，在此对三位女士表示衷心谢意！
本书所加脚注内容主要包括一些国人所不太熟知的人名、地名、专业术语、机构或组织等名称，所译主要参考辞海等工具书和资料。
此外，感谢以下诸位：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的高宣扬教授——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法语、德语方面的疑问，高老师给予热情的解释，在此表示谢意；复旦大学的王伟老师、博士——他多次严谨地在翻译和校对疑问方面及时给予回复；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的周洁、马玉蕾两位女士以及蒋雪、毛雨晴等人也为本书的校对等工作给予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翻译期间，本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苏贻鸣先生及张晓玲、秦堃编辑热忱、仔细、谨慎负责的态度颇为令人感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环境的压力及家庭环境的忙碌，在时间安排方面始终感到捉襟见肘，所以翻译过程中毕竟难免有不足之处，为此恳请专家不吝斧正。 译者
2017年初春
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它加以描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欧盟目前涵盖的范围包括从利默里克到尼科西亚的广阔区域，它的创立为欧洲大陆提供了一种以复杂性著称、具有包容性的体制框架——它能够把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整合起来，并使欧洲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割开来。欧盟全新的结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如今我们时常用“欧洲”一词来简单地指代“欧洲联盟”，就好似这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不过，两者当然是不同的。其差异与尚未加入欧盟的零星分布于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关系不大，而是体现于已经加入欧盟的单一民族国家中，这些国家存在棘手的主权问题和多样化现象。国家与超国家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使得任何想要重建欧洲近代历史的研究尝试都会陷入那种分析方面的难以言表的困境。这是因为，无论在历史上欧盟是如何的史无前例，它无疑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具有统一效力。然而，欧盟成员国无与伦比的高强度政治活动绝大部分仍旧在各国国内开展。欧盟的任务是在同一核心思想原则指导之下，既要保持国家层面的稳定，又要保持超越国家层面的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让所有成员国都难以承担。就此意义上说，成立欧洲联盟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关于欧盟的著作趋于被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此亦不足为奇：其一是研究欧盟复杂的组织机构的专著；其二是粗略地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盟在这段时间里最多也不过是偶尔发挥作用，若果真如此的话——的欧洲大陆的历史学或社会学著作；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国别专著。
毫无疑问，这一困难在适当的时候将会被克服。但是目前，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此处所尝试的解决方案并非连续提出的。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相继发表的数篇论文，着眼于欧盟的过去和现在。其内容包括欧盟创建者的建设构想以及后继者所作的变更；它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形态的；围绕这些形态，产生了何种类型的公众的自我意识以及何种学术研究模式——而两者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内容。欧洲一体化自始至终被视为一项事业，其活动基本上以经济业务为主，而在各个方面，其经济目标和事务也始终是政治活动通过其他途径所追求的目标。尽管欧洲一体化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拒绝，但如今此为确凿的事实，和“舒曼计划”的时代一样。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了国家层面。它关注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形成时最初签订《罗马条约》的六国中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占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人口总数的75％。从历史上看，它们可以被视为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法国和德国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最强有力的两个推动者和监督者，至今仍是如此。而相对而言，在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及发展早期，意大利的重要性较之比利时及荷兰都要略逊一筹；但是，在扩大后的欧共体的发展方向方面，它又适时地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不仅是欧陆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众所周知，它们还拥有着最为丰富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结构与其历史是分不开的，而在考虑这种政治结构的发展时，我已努力展现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文化背景。若不作此努力，那么，想要认清那任何国家国内生活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这些本质必然不会被欧盟官僚政治外衣所掩盖。近年来，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上演了一出出重头戏，而且三者之中每一个都很独特，它们与欧盟的发展是相互分离的。德国通过统一实现了转变，意大利经历了一个共和国的瓦解和另一个共和国的快速退化，而法国自从经过戴高乐的重整之后也陷入第一次信任危机。这些变化无法采取统一的处理措施，因此本书各章节的处理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虽然巴黎、柏林和罗马是欧共体会议室里面最大的巨头，也是“七国集团”中仅有的欧陆国家，但它们远远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战结束后作为整体的西欧。对于遗漏英国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自撒切尔下台之后，它的历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在本书中，我原本很想介绍西班牙，它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平静，但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忽略这一地区那些较小的国家则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遗憾，因为我从不相信面积较小就意味着不受关注，我也从未忽略爱尔兰——它是我主要成长之地。如果说区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时间——造成了这些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学识自然会成为全面描写欧盟这个层面之下具体国家的更大的障碍。谁能够指望足以胜任或者均衡地描绘欧盟全部２７个成员国呢？就东欧来讲，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东欧国家的语言的使用范围没有那么广，其国家事务也较少地被记载下来，这些国家更加紧密地连成一片，因而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存在着更强的武断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体上会忽视这些国家。相反，这些国家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加入欧盟等方面的行动，都造就了一大批关于它们的著作。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无可争议地被视为欧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欧盟的扩张已远远超越上述范围，我们最好往东看得更远一些，将目光投向现在欧盟的最外边界及其未来在亚洲的扩张地区。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关注2004年加入欧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为候选国的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规模相差很大，却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人口不足百万人的小国，另一个国家的人口则超过七千万人，并且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欧盟扩张议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项，那么，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则是欧盟未来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将“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地区纳入欧盟时，也遇到了同样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对这项挑战的确切实质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难发现。整合前共产主义区域并没有扰乱西欧的主导理念，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历史的真相对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运和土耳其的影响力向欧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来自官方和媒体的礼貌性观点压制了下去。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下面给出答案。从历史角度而言，新的东方问题对欧盟自身形象的影响类似于旧东方问题对大国协调上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书第二部分更长的时间跨度，并且更加严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两种社会的政治史层面。对于西欧三大国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绍一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20世纪问世的著述中众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章节。但是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况，我们需要对两国发展到如今状况的历程进行更多的重构。我们对此无需感到惊讶，亦无需作任何评论；而当我们以较短的时间跨度与更广的关注范围相结合去论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时，这才是更值得怀疑的。考虑到记载的缺乏和视角的局限，所有的当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历史。任何想要近距离记录现代社会的尝试，都难免是危险的。法兰西传统所谴责的“本质切割”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感觉的确存在着这一危险。这种危险性和更普通的无知或误判所隐含的简单化或者谬误最终将得到他人的修正。尽管这些论文的撰写时间超过了十年，但是构成连续性章节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间各个关键性的时刻，并且都带有其时代烙印。我更想让这些论文成为时代的见证和对时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订它们的时候较少作改动。每篇论文的开头都注明写作时间。
书中所讨论的那一时期的统一性为本书设定了参数，它是新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带来的统一性。从历史上看，这可以用政权制度的两个重大改变来界定。第一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随着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场放松国际管制以及工业私有化和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私有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第二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见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崩溃，接着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东扩。在这种双重漩涡下，欧盟模式发生了变化，各个成员国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压力如何在超国家和国家两个层面释放，以及它们促使何种国内外政策的出台，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目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正面临危机。通常的观点（甚至包括许多它以往的拥护者）认为，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目前的危机得以缓和或者当这种危机缓和之时，该体系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将被何种体系取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除了“法国”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他部分均写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之前。除了提及危机的爆发外，我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以论述其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而是在本书结论反思部分，亦即回顾更为宏观意义上过去与现在的欧洲理念之时，我将对此进行分析。
较之欧盟成员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更多的疑欧派。当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批评欧盟的观点。1972年，作为专刊，《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由汤姆?奈恩撰写的长文《左翼反对欧洲联合？》，我当时正担任该杂志的编辑。那时，不仅英国工党，而且绝大多数左翼社会党党员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EEC），不久前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议案刚刚由保守党政府议会投票通过。奈恩的论文不仅反对这种高度一致的共识，甚至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旧是左翼阵营中支持欧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论据———如今，齐聚于镶嵌有金星蓝色旗帜下的官方政党、社会民主党、后共产党（主义）或者绿党中没有任何言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21纪初期的欧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但是，我对于其创建者的钦佩之情仍未减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历史上并无先例，自欧共体诞生以来始终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欧洲的思想体系围绕着业已改变的现实已逐渐成熟，这是另一回事。尽管欧盟越来越难以赢得公民的信任，同时也越来越公开地轻视民意，然而，欧洲精英们及其宣传者的自满情绪使现在的欧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可以算作典范。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无人知晓。为了控制这种趋势，必须摒弃许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现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种信念，亦即：大西洋区域内欧洲要比美国体现出更高级的价值观，并且在世界上扮演着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考虑到（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美国与欧洲有多少令人称羡的相似之处以及（从有损于欧洲的角度）两者有多少令人厌恶的相似之处，这一信条可被抛弃。对欧洲人而言，后一种批评更有必要。欧洲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欧洲的自治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小。没有什么比欧盟研究领域本身更能生动地阐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关系，第一部分“联盟”的第三篇论文就是用来论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这一研究领域造就了一种充满高度专业化文论的闭塞环境，不与任何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相接。在欧洲，这一研究领域导致了包括专业论文、研究报告和咨询公司在内的巨大产业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鲁塞尔提供经费，即便布鲁塞尔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据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过这一产业，欧洲各国之间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而且这些交流和许多其他内容，包括从历史学和经济学到法学和社会学等与其相关联学科的会议、工作坊、座谈会、讲座，奠定了能够跨越国界进行生动讨论的智能社区所需要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学术界的弊端有关：学术面向的只是圈内的专业领域，而非同时面向外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一总结方面体现了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领域缺乏可带来生机的政治分歧的状况。在此说“单一思想”可能会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种盖棺定论的“从众观念”。媒体几乎发挥不了哪怕是一点点平衡作用，较之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及智库，专栏和社论坚持的因循守旧式传统欧洲思想观念更加明显。
这种一致性从众的结果之一是，它阻碍了欧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对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务、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务——参见随后连续发生的公投——事先达成共识，那么，对其他国家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好奇心便荡然无存了。在此，如果别处所言所撰的内容的所有基本方面仅仅是重复此处已有的内容，那么读者为何还要对它感兴趣呢？在此意义上，人们很有可能认为，今日欧盟的各回音室不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欧洲味。现如今早已没有多少像索莱尔和克罗齐之间的通信，拉尔博和乔伊斯的合作，艾略特、库尔提乌斯和曼海姆之间的争论以及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之间的论争这类文化气象，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各种激烈的论战了。那时，知识分子们组成了规模较小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类团体更深层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义文化。民主化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播，并且向这一社会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显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在欧洲联盟里造就多少学术成果。笔者希望本书能对此有所贡献。
佩里·安德森著，高福进、杨晓玲、杨晓红、陈茂华、刘钊译的《新的旧世界/历史文化经典译丛》综述了欧洲大陆几大核心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缘起、进程和结局；就欧盟三大核心国(德、法、意)共同市场形成之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作了详尽分析。还探讨了诸多有关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相互关联问题的“东方议题”，追溯了自启蒙运动至今的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同时展望了欧盟的未来前景。
佩里·安德森著，高福进、杨晓玲、杨晓红、陈茂华、刘钊译的《新的旧世界/历史文化经典译丛》以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和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大来审视欧盟的历史。第一部分关注的是自二战之后的欧洲一体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今天的欧盟是如何在当代各种学科理论化的规范；第二部分则更加详细地分析了构成欧洲最初共同市场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和文化；第三部分探讨了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等地缘政治对共同体构成的挑战；最后追溯了从欧洲统一的思想起源到现在，以至未来的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