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是作者沈敦武通过多年收集的近千件抗战时期的通信文物。本书由中国抗战时期的邮政概况、沦陷区的邮政、航空邮路、水陆邮路、对外邮路大事记和抗战期间的国内和国际邮资六部分组成。书中全部图片均为作者多年收集抗日战争时期的实寄封、片、传单、电报、报刊以及当时中国和日本军事地图等实物。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阻断正义国家对中国战略物质的支援和遮掩日军在华的野蛮侵略行径，对中国进行了海、陆、空全方位的军事和通信封锁。

《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是作者沈敦武通过多年收集的近千件抗战时期的通信文物，并亲自去国内外相关的各个邮路进行实地考察，还参考了大量抗战时期的邮政档案和文献，记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在美国、英国、苏联等同盟国的帮助下，冲破日军的封锁线，开辟出多条通往世界各国的邮路，保证了战时中国对国外的通信联系。首次全面、系统地揭开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这段鲜为人知的邮政史。

第一章 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邮政概况

 1.1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邮政

 1.2 “九一八”后的东北邮政

 1.3 国统区的邮政

 1.4 抗日根据地的邮政

第二章 沦陷区的邮政

 2.1 沦陷区的中华邮政

 2.2 沦陷区的日伪邮政

 2.3 收复沦陷区邮政

第三章 航空邮路

 3.1 国内航空公司

 3.2 英国的航线及航空公司

 3.3 美国的航线及航空公司

 3.4 法国的航线及航空公司

 3.5 荷兰的航线及航空公司

 3.6 中苏航线

 3.7 中日航线

 3.8 北平—香港航线

 3.9 上海—香港航线

 3.10 重庆—香港航线

 3.11 汉口、长沙—香港航线

 3.12 南雄—香港航线

 3.13 桂林航站

 3.14 昆明—香港航线

 3.15 昆明—河内航线

 3.16 重庆—哈密航线

 3.17 重庆—仰光航线

 3.18 重庆—加尔各答航线

 3.19 驼峰航线

第四章 水陆邮路

 4.1 天津

 4.2 上海

 4.3 福州

 4.4 厦门

 4.5 汕头

 4.6 广州

 4.7 深圳

 4.8 沙鱼涌

 4.9 澳门邮路

 4.10 前山

 4.11 广州湾

 4.12 遂溪

 4.13 海康

 4.14 北海

 4.15 东兴

 4.16 龙州／凭祥邮路

 4.17 海口

 4.18 滇越铁路

 4.19 滇缅公路

 4.20 南疆邮路

 4.21 北疆邮路

 4.22 苏联西伯利亚邮路

 4.23 侨批

 4.24 西藏的对外邮路

 4.25 苏伊士运河邮路

 4.26 土耳其邮路

 4.27 广州邮局香港分信处

 4.28 外交邮件

第五章 对外邮路大事记

第六章 抗战期间的国内和国际邮资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邮政概况

1．1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邮政

中国的邮政事业相对于世界的先进国家起步较晚。由于晚清政府对邮政事业的漠视，直到1878年才发行海关大龙邮票，并将邮政业务交给海关代管，而且还是由外国人赫德来掌控邮政。

清朝政府在1896年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时，各国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客邮”早已遍及中国各城市。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故步自封的大清国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一些大中城市也相继被开放为商埠。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他们的特权，打着“利益均等”的旗号，争相在各商埠内设立了各自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并在“工部局”下设立“书信馆”，负责各商埠之间以及同国外的邮件传递。因为中国没有加入万国邮联，在中国如要与其他国家通信，都必须要由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客邮”传递(参见图2、图3、图4)。在中国国内各主要城市，各帝国主义国家则自设“商埠邮政”来通信。(参见图5、图6)显然，这些“书信馆”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内地各商埠擅自开办的地方邮局。1863年上海英租界最早开放了“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并在1865年首先发行了3套16枚“上海工部局大龙邮票”，这些邮票就是所谓的“商埠邮票”。尽管“上海工部局大龙邮票”比清政府发行的“大龙邮票”早了13年，但因为它们不是中国政府邮政部门发行的，所以中国不承认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邮票。

“上海工部局书信馆”自发行首批“大龙商埠邮票”后，又于1866年发行了另外4套27枚“大龙商埠邮票”和2套5枚“小龙商埠邮票”，紧接着汉口、烟台、重庆、九江、镇江、芜湖、宜昌、厦门、福州、南京、威海卫等地“书信馆”也陆续大量印制“商埠邮票”。从此，外国人印发的“商埠邮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始泛滥。直到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下令所有商埠“书信馆”必须在1897年2月2日之前关闭，这些“书信馆”才陆续停止发行“商埠邮票”。

万国邮联是国际性的邮政组织。1874年9月15日，由22个国家的邮政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会议，通过讨论，一致签署了国际邮政总公约。并成立了“邮政总联盟”。后改名为“万国邮政联盟”。不久就又有40多个国家加入了万国邮联。而当时闭关自守的清朝政府，一点都不清楚国际邮政通信事业对于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所以就一直没有加入万国邮联。到民国三年(1914年)3月1日，中国才加入万国邮政联盟。这年的9月中国开始实行万国邮联公约，并签订了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1918年11月加入国际互换保险信函及箱匣协约；1920年4月24日又加入国际邮政的汇兑协约缔约国。1929年开办了“航空汇兑”业务。

所以在抗战前中国邮政已经和万国邮政联盟全面接轨了。但是驱逐各国在中国的“客邮”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1920年10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了第七届万国邮联大会，中国邮政总局局长刘符诚在会上正式提出了撤销在华的各国客邮问题。因为中国加入万国邮联后，和各国的通邮已完全不用“客邮”来作为中转了。由于“客邮”没有中国的邮政业务，“客邮”产生的利润已无法维持它在华运行的日常开销。所以美、英、法、德等国代表在会上都表示愿意在中国撤邮。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也确实先后撤销了在华的本国客邮。但他们在同意撤邮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个条件，要求中国政府“现在邮务行政与外国邮务总办之地位有关系者，无变更之意”。总之他们依然要把持中国邮政的大权。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共分为24个邮区(基本以省为单位，有些是两个省合一个区，如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合为吉黑邮区)。当时各邮区的邮务长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在湖南邮区因为原先外国邮务长绕略被驱赶后，才有第一个国人施宗岳被国民政府委派担任邮务长一职。

在各国相继撤走“客邮”时，唯有日本赖着不走。日本在华“客邮”遍及中国的十几个省，各种邮局，野战邮局，代办所共有187个，其中大部分在东北。中国政府虽多次交涉，日本政府始终不予理会。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在华的“客邮”才随同无条件投降书一同成为了历史。

抗战爆发之前中华邮政的局所数量，邮政业务量已具规模。特别是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江浙地区邮政业已很发达。仅北京地区在1928年的邮政局所就达1432所了。而西部的新疆、云南、青海、宁夏、兰州就较差些。新疆占地面积达166．48万平方公里，1928年仅有邮政局所72所。西藏由于人口少，社会制度落后，交通极为不便和民族对抗意识等原因，中华邮政无法进入。故无法在那里开展邮政业务工作。抗战时期西藏的邮政在本书正文中的西藏邮路中会另有详细介绍。此时全国的邮政局所总数约14000所。邮差线的里数有近40万公里；航船线里数5万多公里；铁路线里数约1．5万公里；汽车线里数约5万多公里；航空线里数达1．5万公里；总计有约55万公里。邮件处理量在1937年前的投送量达到近9亿件，相当于全国每人两件(当时全国大约4．5亿人)。邮件重量在1937年达到约74969吨。此时中国通往各国的海、陆、空邮政线路基本上是畅通的。

1．2“九一八”后的东北邮政

提起抗日战争，国人一般会指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这个八年全国全面抗战时期。本书的主要内容也写的是这八年里中国对世界各国通邮情况。而在本章节里却要从日寇入侵东北，限制破坏直至强行接收东北的邮政开始谈。P1-5

当厚重的《冲破封锁线》样书放在我的案头时，我便回想起2010年秋天那令人难忘的一幕：我应东莞市集邮协会之邀去参加一家外资厂的集邮小组成立仪式并作集邮讲座。刚到厂门口，一位精神矍铄的企业干部马上迎了过来，说：“您就是孙教授吧？欢迎！欢迎！”声音洪亮，干劲十足！还未来得及寒暄几句就被请进了公司会议室，一进去满满的一屋子人，场面热烈。原来他们把“东莞集邮文化沙龙”品牌都搬了过来，美其名日：“东莞集邮文化沙龙走进巨汉灯饰厂”。各地邮友济济一堂，宛如东莞集邮界的大汇聚！本想世界制造业之都的东莞，市里面能有几个人做邮集就不错了，一个外资厂的集邮小组活动能搞成此等规模，真是令我刮目相看，要知道像此类企业，东莞至少有上千家，而集邮事业能有组织地走进企业在东莞还是第一家。后来在交谈中得知，刚才的企业干部就是本书作者沈敦武先生。

沈敦武先生是东莞巨汉灯饰有限公司的厂长兼工会主席，员工和邮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沈厂长”。据了解该厂是美资的独资公司，东莞市的外资纳税大户。曾荣获全国总工会的“模范职工之家”的光荣称号和东莞市“和谐企业”等多项的奖励。公司的会议室里摆满了各种奖杯、奖旗和奖状。沈敦武先生在这个公司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由于他爱岗敬业，成绩突出，多次荣获“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东莞巨汉灯饰有限公司的工会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厂里面配有篮球馆、文康室等大型体育设施，还有一支公司篮球队经常赢得市里各项比赛的冠军。曾代表东莞市参加广东省城市篮球赛，获得全省第四的好成绩。巨汉公司还领头和东莞一些企业发起成立“东莞市企业联盟篮球会”，该会的会歌词曲作者就是沈敦武先生。工会还成立有书法、钓鱼、合唱团等兴趣组织，集邮小组是其中之一。集邮小组成立后，多次组织邮展和讲座，并通过公司的报刊来宣传集邮知识，大大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东莞市有七个人的邮集选送广东省邮展，其中有三人来自东莞巨汉灯饰有限公司。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二人是巨汉公司集邮小组成立后才开始学习集邮的新秀。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位新秀叫张世乾的还是残疾员工，他参展的邮集《残疾工作者》荣获省邮展镀金奖。从这些成绩的取得就可以看到沈敦武先生付出的辛勤汗水了。

沈敦武先生从小爱好集邮，不论是读书、当运动员、人军营、进工厂，人生走南闯北，集邮始终是他的最爱。至今集邮已有50多个年头的他。本来已到退休年龄想好好地摆弄一下邮票，但由于公司对他的信任，老板极力挽留，他至今仍在继续为公司服务。他是学机电工程的，青年时曾在军校学习通信技术，对抗日战争时期这段通信历史尤为关注，尤喜收集此时期的各类邮品和相关文物。他还亲自到法国、韩国、越南、缅甸等国和国内的沙鱼涌、香港、澳门、北海、昆明、伊犁等地考察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的各条秘密邮路。通过几十年的收集整理，就是打算以抗战邮史为题材做一部邮集和出一本书。这段邮史在作者多年的实地考察、精心收集和勤力编写与组织下，一部《冲破封锁线》今天终于得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我既为作者多年的努力研究能开花结果而感慨，也为中国集邮界增添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感到欣喜！当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该书充满推理，论证的“工科”文字，认真欣赏一枚枚充满硝烟的封片时，犹如被带进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其故事可歌、可泣。让今天的人们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邮政历史，更能激发出人们热爱我们可爱的祖国！

一位以机电工程为专业，并已过退休年龄，平时还要管理几千人的老厂长，还能抽出时间来搞集邮研究，著书立说，其精神可嘉、可敬、可佩！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抗战邮史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话题，也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真实写照。一件件斑驳而珍贵的邮件重现了当年为了突破日寇层层封锁，中华邮工与日寇斗智斗勇，不断开拓新的国际邮路。不管是新疆邮路的迂回曲折，还是驼峰航线的危险重重；不管是沙鱼涌水陆的惊涛骇浪，还是滇缅公路的崇山峻岭。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不畏艰险地向外界传递出中华大地的声音与信息，保持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持续联系。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从邮路的角度再次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正义将最终战胜邪恶。

希望您能喜欢该书，并能在其中获益！

孙海平

2014年3月6日于广州

从小学背着书包和同学换邮票，到现已过花甲之年还在研究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它伴随我度过了一生快乐的时光。经过几十年的邮海寻珠和两年的笔耕，本书终于可以付印了。而此时我却没有丝毫的轻松感觉。首先是对本书中各邮路的解说会不会有错误？非常担心会误导读者。另外还怕没有将抗战时期的对外邮路说清楚，担心读者看不懂……现在我的心情只有忐忑，全无释然。

另一个不能让我释然的是此书虽然只介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但抗日战争却应当成为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永恒的话题。因为这场战争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大的耻辱和苦难。

1945年9月2日，当中国受降代表、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参加受降仪式时，曾脸色严肃地对记者发表了如下一段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世欢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喜日子里，徐永昌将军却对记者讲了这么几句好似不合时宜，让人难以捉摸的话。但我认为徐将军的话到今天依然是值得各国反思的。

首先是日发动了侵朝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的战争，把亿万人民推进战争的深渊，摧毁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数千亿美元的物质财富和各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时至今日，日本从未以政府的名义向任何受害国致歉、认罪。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签署的《停战诏书》，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都明确承诺：“承认并遵守《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上明确规定要惩罚日本战犯。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日本同当时被它侵略国家关系基础的最大的原则问题。但直至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依然去参拜供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中包括：东条英机，他在1935年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时推行“强化治安”，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东北抗日军民；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制造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中国人达30万以上；日本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军民3．4万多人伤亡，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他也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和下令者；日本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曾于1939年4月，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中国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命令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他还一手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血案，并因此得到了“缅甸屠夫”的恶名。……这些杀人恶魔恶贯满盈，难道还值得参拜吗？安倍晋三的举动只表示日本依然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二战受害国挑衅。继续在向所有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凌辱的邻国人民伤口上撒盐。

《波茨坦公告》已明确规定：日本战后的版图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其中都不包括琉球群岛，更遑论钓鱼岛的主权。日本不顾历史的地域事实，居然公开和中国争夺钓鱼岛的主权……日本至今反省了吗？

更需要中国反省的是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国家闭关自守，官场贪腐成风，军阀内战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当各国列强侵华之时，何谈御敌之力？

在这个容易遗忘历史的时代，每一个历史见证者的逝去都会加速我们对历史的淡忘。抗日战争——这个已经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苦难与抗争史，随着每一个“活的历史”的离去，似乎正渐行渐远。

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跳崖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甚至对跳崖提出质疑。这让我非常气愤和痛心。

2005年3月21日抗日老英雄葛振林去逝。几乎在同时，3月23日《新京报》就有如下报道：“本报讯：据《新闻晚报》报道：前日记者了解到，上海教材编写组表示新时期有了新英雄，革命英雄主义应该转化形式。上海市新语文教材已经正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一课。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新课本也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内容。”上海教材编写组某领导说：“同样，把《狼牙山五壮士》从新课本中删除也是现代社会的需要。现在社会以多元化为主，学生们需要更多更新鲜以及种类丰富的知识，过去单一以革命战争题材为主的文章结构就与学生们的思想脱节。另外，《狼牙山五壮士》所反映的时代与现代社会从时间上来说也有差距，学生从小的生活环境与那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文章也越来越难勾起年轻老师们的共鸣，再用这些战争题材的课文教育学生，‘教’与‘学’的作用都不会很大。”

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吗？上述报道一出来就引起全国各界的一片嘘声。

网上的时空调查：上海小学语文教材中删除《狼牙山五壮士》一文，对此您的看法是：(在三小时内共有’7537人参加调查，结果如下)

1．不该删除，革命英雄精神应该代代相传。79％

2．应该删除，新时代需要新英雄、新精神。15％

3．说不清楚。6％

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下，至2013年止，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五年级上册第22篇课文依然是《狼牙山五壮士》。这说明五壮士的行为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无论是民族英雄还是普通人，那些见证了民族苦难与经历抗战的人们，本身就是“活着的民族历史”。对于亿万百姓而言，这些血肉之躯往往比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和说教更能刺激人们的记忆神经。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到“历史”就鲜活地跳跃在我们身边，而他们一旦离去，历史就真正变成了书简文字。而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不要“尘封”这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汗青画卷。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现在我们已陆续看到国民党军队作为正面抗战的主力军形象，历史的原貌正逐渐展现在国人面前。否则，我们的后代一直会认为中国就是靠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但要知道共产党军队的抗日英雄葛振林和左权，也要知道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高志航和张自忠。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提高国民素质。据报道，2013年国庆节有十一万人在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之后在现场留下五吨垃圾。而日本每年元旦日本天皇会在皇宫二道桥与约十万国民见面，散会后地面却是干干净净。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然，国人将富而不贵，国家将富而不强，此非危言耸听，素质才是强国之本。

我不是一个反日分子。只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相反我很佩服日本这个民族，我曾去过日本，日本人对工作的敬业严谨、对制度的严格遵守、对环境的自觉护理、对他人的礼貌行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的藏书里也有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史。但我看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侵华史，并以己力收集与抗战相关的文物。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千万不可漠视和忘记中华民族这段屈辱而悲壮的历史。这也是笔者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用本书对读者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