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继光摄影的《城南旧事》书写了作者林海音儿时在北京南城的生活记忆和人物往事，借助小姑娘英子纯真无邪的一双眼、清清灵灵的一颗心，将古城北京的旧日风貌如画卷般再现，生动描绘了幼时情谊、家庭故事，以及身边人遭遇的聚散与冷暖。全书情节丰沛、感情真挚、情怀动人，映照了世事与人心。书中配以沈继光先生的摄影图片，从城中的今日角落里，或可得以寻见北京旧城的一丝往昔。

林海音著沈继光摄影的《城南旧事(精)/作家与故乡》讲述了：林海音深切地眷恋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她称在北京度过的25 年时间，是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北京城的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这些影像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摄影师沈继光先生愿意陪伴作者再走城南，用镜头去收拾古城的残片。

冬阳·童年·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后记

收拾残片——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沈继光）

残片不在，记忆失了根壤（沈继光）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

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的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P3-7

我曾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

我的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人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未了，看见那人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就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大声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就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y’，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嵫嗌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闹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一一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候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采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人人是什么心理， 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家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者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成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足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姐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花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苹、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人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尽到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芙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一一旧曰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