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Johnson)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什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cs)，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0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c)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hclc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hstOphsnes)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惟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惟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惟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一一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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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来有一种新的倾向，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就是青年学者对于本国的热心探讨。上一世代，他们的父老中之前进分子，对于本国现状，已骚然怀觖望。他们受了环境的激动，憬然自觉；中国倘墨守历来底故辙，真不足以当危险而带挑战性的西方现代文明之敌手。我的所谓现代文明，指政治的倒不如指经济的、教育的和军事的变动底重要。这一辈父老，当代中国青年底父执，是真正的革命分子。他们推翻了专制统治权，他们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更易了教育制度，他们用不屈不挠的精神，计划并建立了现代的共和政体。帝皇统治下底守旧政府从未有能如此迅速以完成这样伟大的变革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现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就生长于这个大变革的社会环境里头，那时父兄们吸收了孔教的学说，习诵着孔教经书而却举叛旗以反抗之。于是新时代各种学说乘时而兴，纷纭杂糅，几乎扯碎了青年们底脆弱的心灵。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侧身于顽固而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知识分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做一个譬喻来说，他们乃从旧式的公路阶段一跃而到了航空时代。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心智之力不足以补之。他们的灵魂乃迷惘而错失于这种矛盾里面了。
这个缺陷的第一结果是产生一批青年，男女二性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男性，他们不知道怎样老老实实自存于自己的国家里头，或生存于他们的国家所滞留着的一个时代中，他们大部分系留学外洋，以致忘却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底实际。这些游移不定的青年，自然很容易接受许多革命领袖的宣传，认为所谓中国之落伍，乃出于外国的政治和物质底势力伸入之缘故，中国底守旧，却把世界拿来做了替罪羔羊。倘不承认小国自身前进之迟缓，那很容易大声疾呼：倘非外国的侵略，中国在物质条件上早已跟列强并驾齐驱了呢。
这样的结果，便是一种新的革命情绪。后来果真解脱了两桩束缚，那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可是解脱以后有明显的变迁足以表明改革底良果。事实了然，向之为弱点者依然为弱点，而此等弱点又生而存在于人民底观念中。举例以明之，一个革命领袖往往当他地位一旦巩固，即变成保守而腐败起来，不殊于旧式的官僚，别种史实，其情形亦复如是。中国具有如许诚实而智慧之青年，岂竟忽略了这个实情；要知中国历来之时局变动，实与外国不甚相干，而过去倘有甚何关系，亦很容易阻止而免除之，只消中国能及早减少一些惰性、而她的领袖减少一些颟顸的自私心理。
于是继之以一个失望而狂热的时期，因而增加理想的崇拜西洋热度。列强的发皇强盛，觉得是科学发达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幼稚的复杂心理蔓延的时机，爱国青年乃分趋二途：其一抑郁沮丧于国家之现状，其一则欲掩盖其实况于外人。关于他们的国是问题，卒无真理可得。他们于是怀恨而又艳羡外人。
倘西洋能继续其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像狠着劲儿地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我们眼前，分明各处都是饥荒，遍地都有土匪，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些。照这样说来，或许古代中国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至少它教导了人民以恬淡、知足、乐天的德性，它教导人民享乐少量的物质倘不得较大者，它调整了人生而奠定了相当的稳健与安全的基石。近来西方研究中国问题之兴趣，以及有些西方学者之羡慕中国型生活的稳健，欣赏中国艺术哲学的高明，益使中国青年坚其自信之心。
今日所显现的结局，则又为古代经典格言的反复重演，父老吃了酸果，致令儿孙为之齿软。少年中国已经厌倦于父兄的革命热情，方且退而有复古之倾向，看了他们勉为十足纯粹中国人的不自然底决心，样子很是有趣；他们要吃中国的土产，穿中国的土布，而服行中国原来的生活习惯。中国有许多欧化青年今日欲行重返纯粹中国式生活，差不多是一种流行的时髦风尚而为外观的，恰如当初他们的父辈嗜尚西装革履、刀叉大餐而欲往哈佛大学留学。这些现代青年曾经长期地穿过西装，吃过西餐，而且曾经留学过哈佛，又精通英国文学远胜于本国语言，现在他们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头痛，而欲重返其远祖的怀抱。
这个倾向各方面都流露着，不限于服饰和礼俗的外观。所见于艺术与文学者当远为重要。好像几年前中国新小说的题材，大多描写些恋爱问题，半西洋式的男女奸情，家庭革命，全部的调子是类乎病态的，决非适合于中国底国情。艺术和其他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过之无不及。但健全状态终于渐渐抬头了，这是出于朴素的平民生活的健全性。知识青年开始发掘自己的群众的内容了。他们开始明了小市镇中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的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他们乃开始感到欣慰，知道自己的民族尚有此伟大而结实的基础，因而热情地转向这一条路线以求新的灵感。这对于他们是新颖的。它是怡情的、幽默的、值得保有的，总之，是纯粹中国的。
他们的达到这个新的观点曾获取旁人的协助。我想他们倘踽踽独行而无所凭藉，不会有这么优美的成绩，而相助他们的便是欧美。我们西洋人不独消极地襄助他们，呈露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崩溃趋势；我们却积极地示以我们的根本生活力之倾向。欧美对于各种普罗运动的热情，已使少年中国想起他们自己的普罗群众，从而探讨本国人民的非常的美质。这些人民的生活，尚保持着他们固有的纯洁生活而不受世界骚攘之牵动。自然，每当困恼俶扰之际，这样的安稳恬静将有力地上达于知识分子。
不过我们西方人倘要等待这些新兴文艺的作家技巧成熟而能清晰正确地说明中国，怕需要长长地等待一下子——怕不是我们这一世所能等待的了。可喜尚有少数作家例外，他们的精神伟大足以保持其纯洁而不致迷茫于时代的纷扰中。利用历代积累的诡辩与学识、幽默足以观察人生的本来面目。幽默足以了解自己的文化，更能了解别人的文化。智慧足以选择他们原来固有的而为纯粹真实的事物。我盼望了长久，这少数作家中或有一位替我们写一本中国的自我说明，它必须要是一本有真价值的书，浸满以本国人民的根本精神。屡次我翻开这一类著作，初时总是注满了热情和希望，但终于失望地掩却了它，因为它是不真实的，是夸张的，盖由于太殷勤以辩护那些伟大而毋庸辩护的特点。它是专为对外人作宣传而写的，所以不称于中国的真价值。
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它必须坦白而无愧，因为真实的中国人是宏伟的人民。宏伟足以坦白而称无愧于其生活言行；它必须敏慧而明达，因为中国人的彼此内心的灵悟，敏慧明达过于其他民族；它必须是幽默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民天生的根性，这机敏、愉快、慈和的根性是基于惨愁的经历和乐天的观念而产生的；它必须用流利恰当而美丽的词句来表现，因为中国人常重视精细和恰当的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这么一本书。可是我不免又想：就是中国人好像也还没有能写这么一本书者。因为去寻找一位现代英语著作的中国作家而不致跟本国人民隔膜太远有若异国人然，而同时又须立于客观的地位，其客观的程度足以领悟全部人民的旨趣，这样的人才，不是轻易找得到。
可是出乎不意，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对于古往今来，都有透彻的了解与体会。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最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
《吾国与吾民(精)/纪念林语堂诞辰120周年私藏本》是一本剖析、解构中国人的经典之作；这是一本大家、大师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这是一本国内、国外备受推崇的国际著作。
重新认识中国人，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名家经典著作。
《吾国与吾民(精)/纪念林语堂诞辰120周年私藏本》是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作的经典著作，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备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书中作者以冷静的视角、睿智的思考、深刻的对比、恰到好处的语言将中国人的道德、心灵、理想、文学等一一进行了剖析，并与西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比。本书详细而深刻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呈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民族形象，是一部直指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史诗巨著。
《吾国与吾民(精)/纪念林语堂诞辰120周年私藏本》是林语堂先生的著作，原书是用英文写作，名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作者在此书中以冷静犀利的视角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民族文化及精神内涵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