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倌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在驴圈墙上挂着半截铁轨。敲响铁轨是让家户里推碾倒磨的卸驴回圈，因为这轨声大都在早晨七八点钟敲响，所以学校里的学生写作文，大都这样写：“卸驴的钟声响了，我背上书包上学去……”尽管老师批评学生不能这样写，但学生们仍然驴我不分，好像不先写写村里这最洪亮的钟声，作文就开不了头，自己就没法上学一般。让老师熊怕了，学生只得换个角度去写：“一声‘卸驴喽’的喊声，惊得我放下饭碗，急忙挎上书包向学校跑去。”有一个孩子这样写了，别人就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作文里便充满了一片“卸驴”声。
人和驴真是很难分得那么清。就说驴倌儿王吉合吧，有好多人说他是驴下的，跟驴是叔伯弟兄，是头人驴，不过这仅仅是背地里的嘀咕，当着面仍夸他是驴群中跑出来的一个驴人，一个染上了驴脾气的人。
单说王吉合的长相，不值卦钱，就是额头上那七八道“深刻”，也没有多少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倒是他那红色饲养员和红色保管员的红色，让他瘦小的身躯高大了起来，黑黄的脸上放出了亮彩。你别小瞧这个喂驴的，他可是大队贫协会主任哩。再者说啦，驴倌儿也是官儿，管着三四十头毛驴，也够威风的。那年月，推碾倒磨，山村里都得用驴，没驴碾不出面，没面吃不成饭。驴方面的事儿，王吉合说了算，他不愿让你使，说驴病了、已派活儿了，气得你真想把他的丝瓜脖子给拧断，可那丝瓜是红色的，谁敢动。
说王吉合有家也没家，锅碗瓢勺在驴圈，吃喝拉撒睡在驴圈，连德智体美劳也都表现在驴圈里。说他没家不够准当，他确在父亲那里继承下了两问破平房，里面的固定资产有一盘土炕，一盘土锅台，一个圆篓子，三个瓮两个缸，以及多半片席子、少半片毡子。他在家的时候，老鼠串门还礼貌些，只是行走不稳重；从他搬走后，那些老鼠就大摇大摆地在这里进进出出并旁若无人地寄住下了。
这院子五年前并没这么寂静，王吉合的弟弟王祥合经常丝弦梆子地唱着，兄弟俩儿也经常亲娘祖奶奶地骂着，所以这里还算是个热闹地儿。他们的爹娘死得早，谁也没想到吉合祥合兄弟俩还能跟屎壳郎滚蛋一样滚爬成了个人球球。
王吉合是个猴儿脾气，王祥合却是个大闺女性子，会做饭会缝补。祥合到了长胡子的年龄，看上了村里一个闺女，把心事儿闷在肚里却不敢吭声儿，连王吉合也不让知道。等人家闺女过了门儿，祥合在一天早上就赤着屁股跑到街上大喊小叫。王吉合把他弄回家穿上衣裳，他就骂吉合的爹娘，以后见了东西不管脏不脏就吃，见了女人不管是谁就撵着跑，疯得不透气儿。王祥合疯了一年多，后来清楚了些，高兴的时候也给做饭缝洗，不高兴的时候就骂他哥，他哥急了也骂他，好像不是一个祖宗，不是一个爹娘生的。 村里人说王祥合得的是色迷疯。色迷疯是喜欢女人，可王祥合是恨女人，女人都不敢到他家。他还疑心王吉合背着他找女人，只要王吉合一出门，他便跟在屁股后边。王吉合本来性子操蛋，不招女人待见，身后再跟上个疯弟弟，一晃四十大几的人了，又披了张红色的虎皮，把身上的零件儿都快捂出锈绿来了，却连个寡妇老婆也说不下。人们都说他是骡子骨头不留后，王吉合也自认为自家的坟头已经埋到地堾边儿，要绝户了。王祥合在一次疯傻起来一头扎进井里死了以后，王吉合就更没什么指望了。疯弟弟活着他还有块心病害着，去了心病倒觉得空空落落，喂上驴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把自己也归了公。平时除了秋夏把分到的粮食放回家里，再弄出些粮食碾磨吃饭外，王吉合就很少回家走走。院里少有人走动，便长出许许多多蒿草来。
生产队喂牲口的都是两个人，一个白天放驴一个黑夜值班，轮流进行。王吉合生性孤僻寡言，驴鸡巴甩了一样的脸，能拴住驴一样的嘴，要不几天不张嘴，要不一张嘴准能把你撅成几半截儿，把你噎得几天吃不下饭。人们并不想跟他搭伴，但饲养员这个营生实在太让人眼气了，除了自由，关键是能占点驴饲料的便宜，所以只好削尖了脑袋往驴圈里钻，捏着鼻子和他住一个屋睡一盘炕，还得看他的脸色，舔他的屁眼儿，顺毛拂捋他。王吉合是个独槽驴，不是踢就是咬，跟别人拴不到一块儿，而且他还在盛饲料的大瓮里做了记号，除了用粉笔沿着粮食在瓮壁上画一圈外，还要把粮食摊平并在上面薄薄撒一层灶里的柴灰，只要别人稍做手脚，他准能发现，发现了就去队长那里告状，往往一告一个准，就这样在他手里撤换了七八个饲养员，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王吉合说光我一个人就沾，队长觉得他一个光棍儿家也飞洒不了啥东西，从此就没给他配别人，于是驴圈便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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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乡土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一一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文革期间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孟繁华
翻开这篇小说，令我不忍释手，一气读完。我有一种奇特感受：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鲁迅介绍的《何典》。
——郧仲兵用这样的情感去写农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命运，很了不起。这部作品赤裸裸地描写生活，老奎真是有本事，画鬼容易，写人难。
——冯立三
拿到这个作品我确实没有任何期待，但是我看了后确实很震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作家都有相同的经验，但是现在还能写出这样原生态的叙述已经很难了，很多人已经被城市化了，根没有完全扎在泥土里。老奎的写作让人确实很意外，很惊喜。
——白烨
我觉得作家出版社出这本书，确实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今天这个娱乐化的时代，全媒体的时代，影像化的时代，浅阅读的时代，还有人出版这样一种非常尊重我们民族的创伤记忆、记录我们曾经走过来的艰辛道路、反映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生存状态的书，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追求。
——雷达
《驴》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愚昧，为的是让这种愚昧不再重复。
——李保川
在我看来，老奎这部《驴》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他让我们于不曾见过的视角和内容，看到了另一个“文革”。
——孟繁华
中国式的“反乌托邦”小说——评老奎的中篇小说《驴》
孟繁华
我之所以欣赏《驴》，不是说老奎写了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的小说，也不是说老奎对小说创作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在我看来，老奎这部《驴》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他让我们于不曾见过的视角和内容，看到了另一个“文革”。
“文革”期间，“下放干部”和知青是被流放的两个知识群体。这两个知识群体“文革”期间“走向民间”，与延安时期完全不同。延安时期的走向民间，毛泽东是为让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实现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的“转译”。也就是要求他们通过向人民大众的学习，能够创作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而“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下乡，最主要的目的则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当“文革”结束，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回到城里之后，最急于表达的就是控诉自己在“广阔天地”的悲惨遭遇。这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共同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的“伤痕”中，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乡村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叙述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农民的苦难或者“贱民”的苦难甚至不被当做苦难对待。也正因为如此，“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没有留下像样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小说中，看到了中国农民“文革”期间的真实状态，我们被深深震撼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流行中国将近四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题材”小说，重新回到了“新乡土文学”。
现在，我要讨论的小说《驴》，作家老奎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来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部《驴》，是首发在他的小说集《赤驴》中的，又经扩充，变成了今天的长篇《驴》。当我第一次看到中篇《赤驴》的时候，我有如被电击：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书写的也是乡村中国“文革”时期的苦难，但它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还不一样。周克芹、古华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那时的乡村中国虽然距“五四”时代已经五十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发生。我们看到的还是老许茂和他女儿们不整的衣衫、木讷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颜，看到的还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无知，以及盘青青和李幸福无望的爱情；而《赤驴》几乎就是一部“原生态”的小说。这里没有秦书田，也没有李幸福。或者说，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参与。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饲养员王吉合、地主婆小凤英以及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等。这些个人构成了一个“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这貌似通俗文学的结构，却从一个方面以极端文学化的方式，表达了“文革”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
小凤英出身于贫下中农，但她嫁给了富农分子，也就成了“富农分子家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虽然没有飞黄腾达的诉求，但这一命名还会让她低人一等忍气吞声。为了生存，小凤英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偷粮食。但是这一次却让老光棍儿饲养员王吉合抓住了。小凤英不认账，王吉合不罢手，于是，小凤英只好答应让王吉合从她裤子里往外掏粮食。
（小凤英）说着就松开了裤腰带。王吉合大概是气蒙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手伸了进去，抓住一把玉茭往出抽时，碰到一团毛乎乎的东西，吓得他赶紧松开粮食把手抽了出来。
小凤英看王吉合吓成这孙样，就小声说：“吉合叔你是正经人，掏吧没事儿。”王吉合就又傻乎乎地把手伸了进去，小凤英就赶紧捏住他的手往那地方摁，王吉合也禁不住摸了几下，感觉出跟他从小孩儿身上看到的大不一样，知道已不是什么好看、干净的东西，却也不想住了手，一会儿就把小凤英鼓捣得不成人样儿了。于是赶紧顶上门儿，俩人到那边一个空驴槽里马马虎虎地来了一回。小凤英走时，除了捧走自家分的那堆土粮食，还到瓮里挖了两瓢好粮食倒进自己的口袋里。王吉合当时还在那边驴槽旁发愣。
此后王吉合便和小凤英不断发生这种关系。更为荒唐的是，每次完事后，小凤英都要按照“数字”从王吉合那里拿走一定数量的粮食或食盐。久而久之小凤英怀了孕。这件事情让王吉合颇费踌躇：他是一个光棍儿，有了骨血本应欢天喜地；但他又是县上的劳模，一个红色饲养员。这种事情一旦败露，不仅他个人失了名誉，重要的是大队、县上也不答应。当支书知道了这件事时，支书说：“如果让县里知道了，你的党籍保不住，我的支书也得免了，丢不丢人？现在听我的，你和小凤英的事，哪儿说哪儿了，说到这屋里为止，再也不能对第三个人说了记住没有？出了这间屋该怎么还怎么，就当啥事也没有。至于给不给小凤英挂破鞋游街，等你开完会再说。但我可告诉你，以后，特别是现在这关键时候，你绝对不许跟她再有问题了，记住了没有？”王吉合自是感恩不尽。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王吉合因欲火中烧，小凤英不在身边，他在与母驴发生关系时被母驴踢死。队长看了现场说，王吉合喂驴时不小心让驴给踢死了，说吉合同志活得光荣死得壮烈，他一心想着集体却落了个外丧。王吉合与小凤英的风流韵事也到此为止没了后话。
但是，小凤英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富农王大门将老婆小凤英告到了支书这里。支书用反动家庭拉拢贫下中农等说法把王大门吓了回去，但他让小凤英到他家里来一趟：
支书严肃地说：“你一个富农家的老婆勾引一个贫下中农，这是拉拢腐化革命群众，何况王吉合又是村革委委员，县里的典型，你这不是拉革命干部下水吗？光这一条就够你受了，再加上你用这个骗取生产队的粮食，更是罪加一等。”
小凤英用乞求的声音说：“王吉合也死了，你就饶了我们吧，大门说你不是已经答应要饶过我们吗？求求支书你了。”
支书见时机已成熟，便把小板凳往前移了移，坐到小凤英腿跟前，淫笑着说：“都说王吉合是骡马骨头不留后，我就不信他能叫你怀上孩子，我看看到底是不是。”说着伸出手就去摸她的肚子。小凤英急忙拨开他的手，喘着气说：“支书你不能这样，俺不是那种人。”支书笑着说：“你还不是那种人？咋把肚子也弄大了？”小凤英赶紧站起来说：“俺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要不是没办法俺也不。”
支书看小凤英很不识相，便站起来背着手说：“好好好，那咱就公事公办，你回去等着挂破鞋游街吧。”
小凤英瞧支书一脸凶相，便哀求道：“别别别这样，俺依你，可肚里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俺怕伤着了孩子，等生了孩子再，行不行啊？”
支书摇摇手说：“那就算了，你走吧。”
小凤英使劲抿抿嘴，狠狠心说“我也豁出去了”，然后走过去到炕上把裤子脱了下来，支书也很利索地把裤子一脱就要往她身上趴，小凤英赶紧用两手托着他的膀子说：“你轻点儿，你千万别使劲儿压我的肚子，啊，哎哟哎哟，轻点儿轻点儿……”
小凤英和王吉合苟且，是为了生存活命。小凤英主动献身，是因为王吉合掌握着喂牲畜的粮食。因此，小凤英与王吉合的关系，既是交换关系也是权力关系。如果王吉合没有粮食资源，小凤英不可能或者也没有理由与王吉合发生关系。王吉合虽然是个粗俗不堪的普通农民，但他借助掌控的粮食资源，毕竟还给小凤英以某种补偿，小凤英尽管屈辱，但在物资紧缺时代她渡过了难关。权力关系赤裸的丑陋，更体现在支书与小凤英的关系上。支书是利用自己掌控的公权力以权谋私，通过权力关系换取性关系。也就是今天说的“权色交易”。因此，“土改”期间对中国乡绅阶层、地主阶层的重新命名，不仅重新分配了他们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此后若干年的命运。“文革”期间他们的命运尤其悲惨，王大门、小凤英的卑微人生，由此可见一斑。“文革”期间权力的宰制不仅体现在支书明目张胆对性的索取，也体现在队长对粮食的无偿占有。王吉合为了掩人耳目，将给小凤英装有粮食的口袋放到一个草垛里，无意中被队长发现，他拿走了粮食却又贼喊捉贼：
“吉合叔你也不是别人，待我也不薄，我就告诉你实话，那天口袋里的粮食我吃了，也不清楚是哪个狗日的鼓捣粮食，当时要是有人敢认领了口袋，我非收拾狗日的不可。知道也没人敢撑头儿，我操了好长时间的心，看谁敢对那条口袋多看两眼，我就敢问问他个究竟。”王吉合说：“我就多看了它两眼。”原队长说：“吉合叔，你就是把眼珠儿都看到上面儿了，我也不疑心你。倒是小凤英有些不地道，听说她走到半道儿又返回去了，可我思想她也没那胆气。我倒是猜疑那两个民兵，狗日的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抽时间我得刨刨底儿。”王吉合说：“要是弄清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原队长说：“话又说回来，也没啥意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今儿也是说起闲话来随便叨叨，我就是咽不下去这口气。”王吉合听他这么说也不想接茬再说，眯着眼哈欠连天，他看出王吉合在赶他走，就顺势说天也不早了，该走啦。王吉合也不说挽留的话，任他走出去，然后自己也到炕上歇着了。
“文革”构建了一个虚假的“道德理想国”，道德理想主义是“文革”意识形态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但是，“文革”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在虚假的道德理想主义背后，恰是道德的全面沦陷。因此，“底层的沦陷”并非起始于金钱价值观支配下的著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从道德理想迅速转换为金钱理想，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其间的内在逻辑是完全成立的：金钱是构建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它的支配力量是金钱资本；“文革”期间的道德理想主义本来就是权力构建的产物，民众的盲目认同也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逻辑之中。那个时代不断迎接和庆祝“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虚假狂欢，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从道德崇拜到金钱崇拜的转换，都在权力结构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无论“文革”的道德理想还是今天的金钱崇拜，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问题。
我之所以推崇《赤驴》，更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深刻检讨了乌托邦建构的内在悖谬——统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尖锐对立。在“反乌托邦”的叙事中，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几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话语建构的乌托邦世界，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走出虚无主义的绝望，获得自我确证的方式只有身体。《1984》中的温斯顿与裘丽娅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性爱。在温斯顿看来，性欲本身超越了爱情，是因为性欲、身体、性爱或高潮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拥抱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温斯顿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时，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赞赏裘丽娅是因为她有“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这里的“性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为无处遁逃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当然，《赤驴》中的王吉合或小凤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斯顿或裘丽娅。他们只是中国最底层的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或葛兰西意义上的“属下”。他们没有身体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要求，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困惑和烦恼。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驱使，竟与温斯顿、裘丽娅的政治诉求殊途同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赤驴》才可以在中国“反乌托邦”小说的层面讨论。它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是误打误撞的。
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小说的发展，“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自然灾难和人为战争的饥饿、伤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样与身体有密切关系。一个极端化的例子是“土改”，当一个人被命名为“地主”、“富农”时，不仅随意处置他个人财产是合法的，而且对他进行任何羞辱、折磨甚至诉诸身体消灭都是合法的。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都耳熟能详。在讲述“文革”的小说中，对意识形态的“敌人”，实施最严酷的肉体惩罚或灵魂折磨，也是合法的，比如《布礼》中的钟亦成、《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楚轩吾等。同样，“文革”结束之后，张贤亮、王安忆等率先表达的“身体解放”，虽然不乏“悲壮”，但也扮演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等，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小说。但是，这些欲言又止犹疑不决的“身体解放”诉求，比起《驴》来显然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也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首鼠两端的不彻底性。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乡土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文革”期间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2014年12月26日于北京
不断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祸乱，造成社会、人、人的精神、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异化，在老奎著的《驴》中得以充分展示，真实的展示。人道的缺失，极端革命功利主义的张扬，社会关系中质朴的人情、亲情、乡情被否定，人伦、人格、人性的全面扭曲和变态，以及农村从物质到精神坠入原始、封闭、愚昧、野蛮、荒诞、黑暗的世界。造成人驴不分，人不如驴，人变成了驴。
老奎著的《驴》是一部反思人性与兽性的作品，是一部民族病态史的缩影，是一部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精彩写照。本书被孟繁华誉为能与世界著名反乌托邦小说比肩的一部中国作品，它让我们于不曾见过的视角和内容，看到了另一个“文革”，表达了“文革”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