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个到达晚宴招待会，却是最资浅的萝卜头，这迟到让我尤为尴尬内疚起来。踏进门，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穿过一堆端着酒杯衣冠楚楚的男女教授们，我一眼看到厅堂对面顶头那端坐在沙发里的魏克曼教授。“哦！我幸亏来了！”心中一阵意外的惊喜。
他，大名鼎鼎的魏克曼教授，中等个头，身材矫健，亚麻色的头发蓬松浓密，面带微笑，肌肤呈透着夏季的阳光色。浅色布质的清凉装束，一条轻便素雅的领带，整个形象洗练自如。与一群东岸学校典型的在炎热暑天里也是西装革履和笔挺裤线加锃亮皮鞋的教授们不同，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学界人士少有的生气和自信，眉宇间散发出清澈明朗，还有言行中罕见的沉稳与爽朗。他那谦和与礼让，以及他说话的方式与内涵，丝毫没有我们在院校里见惯了的那种教授在学生面前摆出的派头和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你立刻感到眼前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那时我还从没去过加州，只是在电影里和文学叙述里知道那里的洛矶山脉、辽阔的海滩，还有终日普照的阳光。眼前的他，远远望去，恰如其分地吻合了我那持久的想象和热烈的憧憬。隔着整个大厅，你都能感觉他的气场。我一下子被他吸引住了。其实，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感觉。多年后我们去中国，一位当地接待人员推着斐德的轮椅忍不住恭身问道：“您是来投资的吗？”我在巴黎与法国史学家白吉尔夫人喝咖啡时，她也告诉我：“我头次见到斐德就马上感到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他明显地具有超越学界院墙的气魄。”
晚会很热闹。各式各样学术背景的教授们，各式各样的兴趣与关注，他们文质彬彬地端着酒杯，儒雅而饶有兴致地围着魏克曼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的我，英语会话能力糟得很，在那不乏等级意识的教授中间，显得拘谨陌生。好在有位中国太太在场，我就用中文与其谈话。魏教授察觉到我的状况，他主动开始用中文与我交谈。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比我这个上海人的发音标准得多。与他交谈让我释然而欣慰：终于碰到一个可以听懂我、关注我的权威教授了，一阵亲切感涌上心头。聊着聊着，我情不自禁地对这位陌生的教授讲起自己的困惑和迷茫。我向这位中国学专家谈我们博士生的艰苦，以及我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在美国拉丁语界（据说直至那时，我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直接来自亚洲国家的意大利文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各种不易，我还请教他关于博士论文上的一些疑点。魏克曼教授耐心而专注地听着，我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同情与理解。
交谈中我甚至还鲁莽地对他说：魏斐德这个名字不好听，而且一听就不是出自中国大陆。那时我尤其坚持普通话正宗的源地是北京这个事实，所有外国人起名字最好都在北京起（我到现在也不怎么太喜欢这个名字，只是已经被人们用惯而不容易改了）。他听了一点没不高兴，反而带着老实相地笑了笑说：确是这样，这是在台湾的中文老师给起的，可惜那时我们去不了中国大陆……见他这么宽容大度，我就冒昧地请教他一个让我持续困惑的事：“我在论文里用了‘真实’(truth)这个词（我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意大利文学流派“真实主义”——verismo），引起了一位后现代理论专家教授的质疑：‘真实’，这个世界上有‘真实’吗？！”这位教授还指出：就连人们信以为常的男女性别，都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性别也是一个选择——不是有很多人用医疗手术改变性别的吗？！20世纪80年代来到美国的我，对同性恋和改性别这些现实基本没什么概念，听那教授这么一质疑，顿陷困惑：生活中要没了相对可信的真实——真情、真相、真谛（更别提我们一贯讲究坚持“真理”的长期社会实践了），那人该用什么准绳来衡量一切呢？面对90年代初盛行的后现代理论的种种激流与旋涡，我困惑彷徨，迷失在其中。我博士论文的分析探讨的理论部分，也卡在这上面。
“魏克曼教授，要是那些后现代理论的权威教授们，否定这世界上还有‘真实’存在，我该怎么办？人们该怎么办？”
魏克曼教授用心听着，无丝毫的居高临下，也没有任何不屑一顾。他回答说：“我们来举个例子。若有人扇了你一嘴巴子，你感到脸上热辣辣地生疼，你还深感恼羞成怒。此刻你受到的羞辱和脸上的疼痛，别人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手也摸不着，但这是不是真的？若连这个真实，在有些人看来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个‘真实’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它？！”他一边说，一边还做出被人扇了巴掌的样子，生动而逼真。我顿感释然，松了口气，我在他的话语中找到了那些困惑我多日的问题的答案。那是怎样一种欣慰！我对他的崇敬油然而生：眼前这位来自加州的魏克曼教授，竟然能在这样一个社交场合关注一个资历最浅的学生，对一个陌生的晚辈能如此理解并加以指点！而许多直属的博导教授，都不屑那么周到地指点自己带领的学生。（我本人的导师则是一位友善而关切的教授，谢天谢地！）眼前这位魏克曼教授在对弱势者的鼓励和帮助中，流露出一种谦虚的高贵和人性的温暖，他的言行举止折射出贵族的气质和绅士风度。
后来的许多经历中，我一再见证了斐德对学术晚辈的关切。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学术年会，途中在候机厅里，遇到了伯克利大学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博士生（斐德并不是他的直接博导）。当时这位学生一边在修改论文一边在校园做各种临时而短期的助教工作来养家糊口。这次年会上有申请教职的面试项目，所以这位学者异常认真地准备好了前往应试。我头一次见他这么隆重地装束：新理的头发，梳理得整齐而纹丝不乱；西装挺括，没有皱褶，搭配上了精心挑选的崭新领带和锃亮的新皮鞋，连电脑包也匹配得恰到好处。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对斐德说：“你看，马克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来装备了去迎接面试，他一定花了好多钱置办这身服饰。眼前的他，谁能看出扛有那么重的生存压力和各种辛苦。现在他满怀期待去参加面试，但愿能成功。他让我想起自己的当年……”开会回到加州后不几日，一次晚餐中，斐德看似不经意地对我说：“我们在机场碰到的那个马克，他获得了一个助教职位，当我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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