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编著的《从梁村到山阴路》的内容取材于两代当事人的真实回忆，目地在于用一种平实叙事，不加评论的手法，让读者切身感受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第一代主人公梁立言曾就读于复旦政治系，后转入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毕业，回国参加抗日，曾任第五战区阵中日报总编，北平行辕咨议并担任秘书工作。解放后梁立言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判刑十八年，1970刑满释放，回原籍监督劳动。1983年，原案经临桂县法院重新审理，认为判决不当，予以撤销，恢复名誉。从1982年起，梁立言先后被聘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馆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梁晓编著的《从梁村到山阴路》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上下两个篇章组成的。上篇“立言爸爸的回忆”是作者生父梁立言的回忆，故事始于北伐战争，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终于国共内战。下篇是作者榕宝的回忆。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同龄人，尽管对自己的身世感到种种不解，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干部子弟。1966年“文革”发，他终于知道了生父的真实身份，于是开始了一条走出生父阴影的心路历程。而上下两篇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使这两个回忆成为一体。作者试图通过一个真实故事，反映两代中国人在两个巨变的时代里是怎样走过来的。

一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充满了偶然。经历如此人生存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人，庆幸着自己生命的侥幸，最后，能安稳寿终正寝，足矣。于是，他们大多带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个生命，灰飞烟灭。惟有绝少比例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心，才会把个人史详尽记录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个人境遇总是和历史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这样的人生记录，是在丰富一段大历史，它填补的细节空白，使得难解的历史，也在逻辑上通顺起来。

上篇：立言爸爸的回忆

 引子

 1.梁村

 2.大哥志高

 3.求学上海

 4.复旦时光

 5.初识文仪

 6.留学日本

 7.回国抗日

 8.重逢文仪

 9.去五战区

 10.安家战区

 11.阵中日报

 12.离职休养

 13.汉中行营

 14.姨太太徐帮妍

 15.从汉中去北平

 16.护送黄金

 17.文仪还乡和北平生活

 18.梁秘书

 19.郭德洁

 20.倾巢之下

 21.靠拢新社会

 22.坠落

 23.身陷囹圄

 24.逃跑风波

 25.桂林监狱

 26.又见梁村

 尾声

下篇：榕宝的回忆

 1.走进山阴路

 2.批判年代

 3.妈妈有话要说

 4.最初的记忆

 5.老家南通

 6.从世家走出的爸爸

 7.公开的秘密

 8.生父是谁

 9.和盘托出

 10.“急流勇退”

 11.到北京去

 12.一盆凉水

 13.避难小星家

 14.“不要去死，我们没有死罪”

 15.梦幻沙洲坝

 16.“卫焦”战斗队

 17.终于离家

 18.初到陈桥

 19.锅屋之恋

 20.茨淮新河

 21.我想读书

 22.九月九日的月亮

 23.生父还活着

 24.捅了马蜂窝

 25.最后一关

 26.梁立言同志

后记

当时的中国正是南北对峙。在北方是北洋政府，在南方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大哥是倾向南方的，于是去了广州。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大哥成了总统府的一名秘书。

孙中山虽为“大总统”，但在军事上几无实力，于是曾派大哥回桂林，和其他三人一起负责办团练局。这三人是：李培英(李宗仁之父)、梁藻芬(高寨人，后文将提到的梁家齐之父)、徐继达。团练局的任务是收编地方上的民团和土匪，网罗武装力量，进行改造训练，为日后北伐准备力量。团练局设在两江城，大哥还带我去吃过饭，那时我还小，大哥带我去是让我见世面。因为办团练时，和顽抗的土匪经常发生冲突，大哥为安全计，把父母和我都搬到桂林居住。

一九二一年第二次粤桂战争中，当时尚受到孙中山倚重的陈炯明，率粤军打垮了旧桂系陆荣廷，为孙中山控制了广西，孙中山决定从广西出发经湖南攻打直系军阀，史称第一次北伐。该年年底，孙中山从梧州出发，沿府河(即漓江下游)乘船到达桂林，计划将北伐大本营建立在桂林。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孙中山到桂林，大哥作为秘书经常伺奉在孙中山左右。他还带我去见了大总统孙中山，那时我才十岁，是个孩子，孙中山知道我是梁志高的小弟弟，摸摸我的头，很喜欢我，这对我是很大的荣耀。大哥当时三十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我对那时发生的一切似懂非懂，但觉得大哥在孙先生鞍前马后奔忙，很佩服他。

一九二二年四月的某一天，大哥照例去孙先生的大本营上班，但不久就急匆匆地回到家里，脸色极为紧张，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大哥到了大本营才发现，一夜之间，大本营已经人去楼空，只剩几个留守人员。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其实早已不和。孙力主北伐，而陈却致力于联省自治，对北伐并不热心。适在此时，孙的得力干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将军被刺身亡。孙认为这是陈炯明所为，加之湖南军阀赵恒惕拒绝孙中山借道北伐，孙中山只得放弃桂林北伐大本营，于四月九日秘密班师回粤。由于事出突然，致使一些干部滞留于桂，我大哥也在其中。

孙中山突然离桂，桂林一时大乱，土匪乘势攻进了桂林城，扬言不要放走孙文的人。大哥和我们一家都被困在桂林城里。正在着急，金盆村的姐夫进城接应。他搞到了出城的文书，又将大哥的长发剃掉，化妆了一番便和梁藻芬等人一起出了城上了山。因为不敢回梁村，于是我们一家先到姐夫在山里的朋友处躲避。等市面稍微平静一些，母亲便带着我回村里住，并探听虚实。又过了些日子，父亲也回到了家里。但一家人都不敢在家过夜。晚上母亲去别人家睡，父亲则带着我去村外庙里过夜，他还带着一杆梭镖防身。大哥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当过一年的教书先生，因为生病，家里用竹排把他接回家养病，养病期间整天不出门，有什么风声，就从后门出去躲避。又过了一段时间，匪乱过去了，全家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

一九二三年，李宗仁和黄绍纮领导的“定桂讨贼联军”在广东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攻占了桂平。桂平距桂林约二百公里，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不能不提的地名，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就发生在那里，杨秀清、韦昌辉都是桂平人。在桂平，李宗仁还娶了郭德洁为妻。因为有了桂平作根据地，李宗仁、黄绍纮和白崇禧得以最后扫平了旧桂系陆荣廷和沈鸿英的力量，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统一了整个广西。在李宗仁占领了桂平不久，瞿村有个老朋友吴信生来看父亲，他是李宗仁的部下，当时就邀大哥出来加入李宗仁的队伍。于是大哥和吴信生一起去了桂平。因为大哥和李宗仁的父亲一起给孙中山办过团练局，李也知道大哥的为人，不久李便任命他为第八旅十六团的军需主任。第八旅旅长为钟祖培，十六团团长为周祖晃。周也是临桂县人，保定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抗战，打过很多硬仗。国共内战后期，他以桂北军政区司令兼十三军军长的身份起义。被共产党善待。

大哥跟上了李宗仁后，父亲不久便病逝。此时大哥正忙于军务，准备北伐。接到父亲死讯后虽然万分悲痛，本该亲自到父亲灵柩前感念父亲对他的培养，但忠孝不能两全，回家奔丧一事也只能作罢。

李宗仁统一广西后即宣布服从广州国民政府，并誓师北伐。广西军队以李、白为首编成国民革命第七军。第七军是北伐军队中实力最雄厚的，并率先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出广西进湖南开始北伐，克武汉，攻江西，占上海，一直打到和张作霖在山海关对峙。由此新桂系力量大为膨胀，李宗仁不但出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国民政府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还一度把持了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一九二八年七月蒋介石召集北伐四个集团军负责人(蒋、李、冯、阎)会议，讨论军队编遣。蒋利用裁军，打压桂系，由此蒋李交恶。一九二九年在蒋军事压力和银弹收买下，第七军被瓦解。李、白分别从平津和上海逃出虎口，由海路辗转回到广西，打出了反蒋护党救国的旗帜。蒋李反目，广西几近割据，一直延续到抗战才告一段落。

大哥于一九二六年初随十六团参加了北伐。打到武汉后，他离开了十六团，在武汉第七军经理部任财务股长。蒋李交恶后，李宗仁在上海治疗眼疾，大哥去上海见了李，并按其所嘱，回武汉后即提出一笔巨款返回广西，为李宗仁在广西东山再起做准备。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大哥在广西曾出任多项公职，最先担任的是广西水陆统税局长。一九三。年李宗仁安全回到广西后，为解边镇之虞，任命大哥为凭祥县县长，他在凭祥建立了卫戍部队，镇守镇南关，抵御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创建了模范县。我嫂嫂和大哥是一九二八年北伐中在武汉经人介绍结婚的，嫂嫂是文化妇女，知书识礼，以后对大哥一路相随，大哥在凭祥任职时，嫂嫂也在凭祥居住，还在凭祥生了一个男孩，可惜半岁时因病夭折。一九三二年，大哥转任宾阳县县长，后来又调到灌阳县钨矿当总经理，一直做到抗战爆发。

因为差了二十岁，大哥对我怜爱有加。我对他则有些敬畏。敬，是因为他做过大事，一言九鼎，不觉中我把他看作自己的榜样；畏，则因为在家中是他说了算，没有他的认可，我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最后走的路，或多或少都和他有剪不断的关系。P10-12

一滴水折射的时代

二十世纪，充满了动荡，战乱、瘟疫、灾难，如陨石雨一般，一阵阵从天而降，一群群被砸中的生命，戛然而止。似乎被砸中是正常的；没有被砸中，只是大幸。一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充满了偶然。经历如此人生存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人，庆幸着自己生命的侥幸，最后，能安稳寿终正寝，足矣。于是，他们大多带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个生命，灰飞烟灭。唯有绝少比例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心，才会把个人史详尽记录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个人境遇总是和历史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这样的人生记录，是在丰富一段大历史，它填补的细节空白，使得难解的历史，也在逻辑上通顺起来。

读梁晓的家庭故事，对我自有一些特别感受。梁晓是中学比我高三届的同学。在我印象中，他在学校以机敏、头脑灵活、反应快出名，还有，他传奇的“出身切换”被全校传了个遍。在“文革”初期对“出身”最敏感的时刻，他从一个革命干部子弟，突然变为“反革命子弟”，原因不是因为通常发生的干部父母被“打倒”，而是革命干部的养父母和他“划清界限”，中断了领养关系，他被迫堕回了“坏成分”的亲生父母家庭，领回了一个“坏出身”。“出身”多重要？举个例子：梁晓同届的二班，在“文革”开始前一年(一九六五年)升高中时，班里就有四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不仅被这个市重点中学踢出校去，而且不能被任何学校的高中录取。梁晓的故事在学校有惊怵效应，是因为到了“文革”初期，“出身”，即父母的职业，对一个青少年已经是“准敌我界限”了。

若是梁晓不写出自己的家族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时代大潮是怎样捉弄和扑倒善良的家庭、善良的人们。

这本回忆录是作者和生父两部分的回忆合成。梁晓的生父梁立言恰好出生在因辛亥革命由清朝变为民国的一九一一年，梁立言的大哥志高比他年长二十岁，差不多是长了一辈的年龄。回忆录简述了梁志高早年的政治活动，前半部书就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文革”结束的父辈记忆；后半部分是梁晓自己的回忆，他恰巧出生在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那是由民国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九四九年，所以，回忆录后半部又覆盖了生在红旗下一代人，从一九四九年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经历。它既是两代人的故事，又折射了中国的现代大环境变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作者大伯梁志高政治生涯的开篇，不论卷入孙中山在南方的活动，还是出师北伐，都和我祖父的经历相近。而青年梁立言从外省执意前往上海读书和之后诸多情节，又和我父亲的经历差不多。这让我想到，表面上，一个个的个人在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在背后，那是个人意志难以抵挡、被推着、挤着走到一起的一波波时代大潮：辛亥革命、北伐、匪患四起的社会动荡、新政新学对社会观念的冲击、西方的左右翼思潮对古老帝国中走出来的新青年群体的撕裂……而更大的大潮，是压倒一切的抗战洪流。有时候，个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不由己，会在左右分流的岔道口，无可选择地必须非左即右，尤其是所谓“有志青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的国难当头，只要选择从军报国的，几乎只有国军和共军两种选择，而大多数从军抗日的年轻人，只知报国，并不认为进哪个部队，日后竟然会被看作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个人政治选择；也不会料到，如果他作战英勇或是能力超强而获得的军阶，未来会被彼方看作是政治反动程度的明证。而这种事情偏偏发生在梁晓的父辈身上。

作者生父一家的命运，具有偶然性中的必然，他们的命运是“家乡”的位置决定的。尽管在青年学生时期，梁立言被左翼吸引，参与了全国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工作。可是，他的家乡就是李宗仁的家乡，他和大哥最终如小溪流水，自然就汇人了民国桂系一派的滚滚河流，也就顺理成章地随此路人马，进入抗日战争的各种努力和各种颠簸。回忆录的细节，不仅让我们对民国社会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如当时的女子体育学校和戏剧社对青年体魄和精神的培育；私立大学全面开花、富家子弟留日的普遍、日本侵华前的社会景观；更有作者对历史背景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融人了家人、亲戚、朋友在历史大场景中的细节参与，包括从军、办报等等经历，以及梁立言回忆中生动描绘的周围一圈桂系人马的人生百态，桂系和蒋介石的中央乃至和共产党的交叉。民国史中的桂系一支，马上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从梁立言的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掌领庞大军事资源，上层却是包括桂系在内各路力量竞争的巨大内耗，每一路力量中，精英们也不乏各自竞争的内耗、不少左翼乃至彼方情报人员混迹其中，以及意识形态松散。这种内部竞争大多是柔性的，过程中可能此消彼长，但是结果还是相互抵触地共存。而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彼方内部却是刚性竞争，最后唯剩坚硬内核的团结一致力量，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强化。

这不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状态，而是整个民国的状态。它是松散的、各自为政的，给民间回旋留下了巨大空间。民国的梁立言、大哥和朋友们，很多人并不是意识形态上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或许“谁的同志都不是”。他们只是怀着报国之心，也怀抱个人在事业上获得社会认可的期待，在那个年代，他们若是遇到麻烦，避一避就过去了，有时，都不用避远，有个几十里路的距离，找个亲戚朋友躲过风头就没事了。当一九四九年改朝换代，规则全新的时候，如此生存习惯就着实害惨了他们。他们明明知道：那个与他们服务的政权敌对的在野党，将要执政了，他们可以远走高飞，却因为以往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不认为自己非离开不可。可是，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刚性的时代。因为史无前例，所以他们措手不及地栽了。

梁晓恰在这一年出生。

所以就有了梁晓独特的家庭故事。大伯死刑、生父人狱，同时，“出身”眼看着成为一个孩子前途的同义词。生母为了梁晓的前途，让妹妹、妹夫收养了他。在冷酷年代的梁晓故事里，其实，还有许多的善良在闪光。不仅有他的养父母对姐姐一家岁月漫长的照顾，对梁晓视如己出的抚养；还有，在梁晓的养母一次次向“反革命家庭”伸出援手的时候，需要上级批准，也有一个善良的上级，每次都批准了她。只是，黑白分明的刚性社会越演越烈，最终，到了极致的“文革”。当年我们都是孩子，我们其实应该想到的，梁晓的养父母承受了怎样的逼迫，才会别无选择地做出放弃收养的决定。

即便在那样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在最强调“出身”的年代，梁晓竟然有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过来人都知道，这个几率低得不能再低，换个地方、换个“招生”的人，或许就没有可能。而梁晓也承继了前辈的善良，他叙述的中学“文革”故事很简单，他诚实描绘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教育形成了怎样简化激进的思维方式。我读的时候想，那些故事我相信永远不会被后代弄明白了：事实上，一九六六年，在这个中学恰是称为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因为人多势众和顺应了主流，能够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也成为校园打杀的主力，而激进的少年梁晓“文革”初期在自己的中学创建的那个叫做“造反”的少数派，却聚合了一群反对和抵御迫害殴打同学和老师的学生，也在可能救援的时候解救了他们。梁晓有自己良知的底线，虽然在大局势下，这样的救援非常有限，有很多被铁定为“敌人”的老师救不出来。但是，局部的救援已经极为难能可贵。这些，只有经历过的我们一代，才会记得和明白。我希望在这里记下一笔。

梁晓父子两代的回忆，最可贵之处，是时代感。梁立言的回忆，完全保留了民国的原汁原味，梁晓竭尽诚实、毫不掩饰地写出当时的自己身上折射的时代和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演进。民国远非是一个完美的年代，它脱胎于一个帝制古国，加上辛亥之后的兵患匪患，天灾人祸。但是它是自然发展的、丰富的，有社会探索和演进的巨大空间；一九四九年后的一段弯路，恰是简单地追求观念简化和社会纯净，没有给民间社会和社会探索留下空间。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试图恢复一个丰富和容许探索的社会。显然，路漫漫兮，弯路可能还是会出现。

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是大团圆。其实，大动荡时代的小人物的残酷命运，恰恰在于大家的标准是降低到了“活着”。假如你活下来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曾经是“怎样活着”，都可以忽略不计。  我想，梁晓认真书写和记录历史，正是因为，他有着比“仅仅活着”更高的生命追求。

林达

二○一五年八月于美国佐治亚州

后记

这一本书是由两代人的回忆组成的长篇回忆录。上篇是我的生父梁立言的回忆，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写到大陆政权易手；下篇是我的回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上下两篇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体。如果不包括以前的酝酿准备，我是从二。一四年年初开始动笔的，到今年八月份完成，历时一年半。

我不是专业作家，没有驾驭虚构的天分。之所以敢写这个故事，首先是因为它的真实。从一九八二年起，立言爸爸就开始写他自己的回忆录，但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不但当时没有看到他写的原稿，而且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完成他遗愿的事，会落到自己身上。很早就预感到立言爸爸的故事价值的倒是妻子小林，她一直提醒我，应该趁立言爸爸还健在，请他口述历史，我们用录音记录下来。在小林的推动下，我从二○○○年初，就开始为立言爸爸录音，请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在国内时，就请嫂嫂帮忙录音，这样在他去世前，终于留下了十五盘录音磁带。

二○○七年，是妈的九十岁生日，这时立言爸爸已经去世三年了。就在这一年，妈写完了她自己的回忆录。她不会用计算机，那文章是用蝇头小楷般的钢笔字写在一本练习本上，散发着十分质朴的气息，反映了她万事务实的风格。写完后，她就把原稿交给了我，我看到后大为惊奇，我对家事，虽然知道一些，但如此系统而详细地看到一份写下来的文字家史，还是第一次。我被妈的精神所感动，立即动手用计算机整理了她写下的回忆。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我六十岁生日那天，我将整理过的妈的回忆录，配上我搜集到的家史照片，请打印社装帧后，送给了来参加聚会的亲友做纪念。这是我第一次用文字整理我的家史。也就在这时，妈把立言爸爸撰写的三本回忆录交给了我。我这才知道立言爸爸生前留有文字回忆这回事。这样，我手头不但有了立言爸爸的录音，而且有了他的文字回忆，加上妈写下的回忆，从资料占有的角度讲，我已经十分富有了。

但资料本身并不代表一个具有可读性的最终产品，要写出一个具有可读性的文字材料，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我虽然有了写作的冲动，但我知道这并不够，我必须首先读懂立言爸爸留下的东西。于是我开始阅读立言爸爸的回忆。这回忆，写在A4的白纸上，厚厚的一叠。

我想，立言爸爸的回忆录可能是写给自己看的草稿，他可能并没有想到在三十多年后，还有一个人来翻阅并研究他留下的这些文字。因此字写得比较潦草。他是一个擅长书法的人，生前请他写字的人很多，但回忆录的字迹，比起他写的准备示人的东西，如“梁氏祖宗溯源”的端正程度，实在是“相距甚远”，因此我看得很吃力，每到此时，我就责怪自己，对立言爸爸回忆的意义，为什么感觉得那么迟。我常常想，要是我早一点感受到他的回忆录的价值，他写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他写一张，我就看一张，看不懂，马上就问，该有多好，可惜这一点明白得太晚了。好在立言爸爸还留下了录音，我实在无法辨认他的文字时，就可以通过录音来研究推测。我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妈。实在到了无人可问时，我就从德国打个电话给妈。请她帮我回忆一下。徐帮妍的故事，就是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此时她已经九十五岁，她清醒的头脑和超好的记忆力，帮了我很大忙。

现在这本书作为一个“最终产品”，终于尘埃落定，忐忑不安地从后台走向前台，它是否具有可读性，是否能引起经历过这些时代的读者的共鸣，只有请大家来鉴定。

一般来说，只有名人才留下回忆录，只有名人的回忆录，才能为市场所承认。但我和立言爸爸都只是普通人，本来并不具备跻身这个群体的条件，这是我一直犹豫不决，要不要写这本书的原因。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写下它，除了感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实在无法忘却的时代以外，就是想试一下，如果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忠实地再现了那些不寻常的时代，那么这书作为这段回忆的载体，会不会得到读者的认可。

本书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作家、现代家庭杂志社原社长和总编孙小琪女士的帮助，为了鼓励我，她还用散文一般的语言，为本书的出版，写了一篇文章《为母亲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文章写得如此优雅，在征得她同意后，我把她的文章，当作本书的代序，因为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恐怕我到现在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作为一个外行写手，我对她作为专家的帮助，怀有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著名时政作家林达女士应邀为这本书写序。作为时政作家，林达以她特有的政治敏感，很快就抓住了在这书背后的那些时代，以及这些时代和我们一家命运变迁之间的关系。孙小琪、林达和我都是复兴中学的校友，都一起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虽然以后各自东西，天南海北，但这段特殊的历史，仍旧是联系我们的纽带，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几乎有着完全一致的感受和理解，“榕宝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个时代的共同回忆。正如林达在序的开篇所说：

一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充满了偶然。经历如此人生存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人，庆幸着自己生命的侥幸，最后，能安稳寿终正寝，足矣。于是，他们大多带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个生命，灰飞烟灭。惟有绝少比例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心，才会把个人史详尽记录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个人境遇总是和历史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这样的人生记录，是在丰富一段大历史，它填补的细节空白，使得难解的历史，也在逻辑上通顺起来。我希望这本书，也在“丰富一段大历史”。

最后，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为这本书安排了郑越文编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郑编比我年轻了整整一代，但她善解人意，静静地倾听着作者的心声，用她认为适当的方式，启发作者发掘自己的记忆。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实现了两代人之间内心世界的沟通。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沟通更可贵更难得的呢？

梁晓二○一五年八月

于德国Neu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