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菲利普·乌利维耶里著的《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斯坦利·库布里克生命最后的30年》以最佳视角，讲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幕后的真实故事。作者不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了库布里克摄制电影的过程，更颠覆了外界长期以来对库布里克的歪曲理解，展现了他真实的血性与温度。

通过本书，你将看到库布里克的工作细节，与亲友交往的态度，与竞争对手斯皮尔伯格、科波拉、卡梅伦、约翰保曼、费里尼等大师相知的往事……这是一本幽默、感人的书，是库布里克的粉丝及各类电影爱好者必不可少的轻松读物。它讲述了一位杰出电影人的人情味，回忆了充满温暖、动人心扉的往事。

电影人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了一系列经典影片，包括黑色幽默片《奇爱博士》、犯罪片《发条橙》、战争片《全金属外壳》和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他离群索居，却被多次置于公众舆论的浪尖。在媒体记者眼中，他是一位怪诞的艺术家：痴迷于工作，疯狂地追求着隐私。但是，真实的他到底是怎样的呢？

私人助手埃米利奥以时间为序，为我们讲述了库布里克生命最后30年的许多真实经历。从《发条橙》开拍至《大开眼戒》公映，埃米利奥熟知库布里克所有的工作细节与生活琐事。本书没有对库布里克在电影艺术层面展现出的专业性大发议论，而是讲述了许多幕后的真实往事。埃米利奥和菲利普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库布里克：他是绝对的偏执狂，却能听从他人意见；他是完美主义者，却时而邋遢如流浪汉；他是严厉而严谨的艺术家，却不失温柔与细腻；他是动物奴，是慷慨的朋友，是生活白痴……

更多情感的流动，更多细节的追忆，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菲利普·乌利维耶里著的《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斯坦利·库布里克生命最后的30年》将带你钩沉斯坦利·库布里克背后的秘辛。

第一章 “他是谁，无所不能的上帝吗？”

第二章 库布里克的“铁三角”团队

第三章 《巴里·林登》：一场唯美的游击战

第四章 他很温柔，也很固执

第五章 绝顶聪明的混蛋

第六章 《闪灵》：“让我们再来”148次

第七章 索居坦然，无忧无惧

第八章 艺术就是要追求完美

第九章 《全金属外壳》：艰难之路

第十章 当理性碰上情感

第十一章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猜吧！

第十二章 另一部《发条橙》？

第十三章 “拖延症”患者库布里克

第十四章 亦主亦友，这样可好？

第十五章 《大开眼戒》：最完美的谢幕

第十六章 人生唯一一次误判

第十七章 何处是归途

后记

致谢

“我叫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做出自我介绍。

接下来有些许冷场。也许他们期待我能说些什么，或评价些什么，但我只木讷地回了一句：“我叫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

他一只手依然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剪报。

“这是你吗？”

上面是1968年时的一篇报道，描述了我做福特方程式赛车手时的职业生涯。

“是的，文章写的是我。”我答道。

“你平时开车也像赛车一样吗？”

“不不，您真会说笑！只有在赛场上才会那样开车。”

“你会遵守限速和路标的规定吗？”

这算什么问题？！

“当然，”我回答道，“我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任何违章记录都会在我的赛车驾驶执照上备案，那会扣分，从而影响我的评级。我连停车都要异常小心。”

透过那极有个性的胡须，斯坦利·库布里克露出了笑容：“我有一辆奔驰280SEL型自动挡的车，需要你来驾驶，不知道你有没有问题？”

“这个系列的车已经能自动完成一部分工作了，剩下的那部分可以交给我来。”

“好，那咱们就试试。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今晚你就开车带我和我妻子去剧院吧？”

他说了声告辞，转身离开房间，两只金毛猎犬则乖乖地跟在他身后。透过那扇没有完全关上的门，我看到房间里面有一只猫慵懒地趴在一张大桌子上，正打着哈欠。我不禁嘴角微微上扬。

秘书告诉我，这位名叫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男士是美国著名导演，在英国定居多年。只可惜当时的我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此人。那段日子，我根本没进过电影院。我没有时间。我载过很多男演员、女演员、制片人，但是我对电影圈的认识不过两件事：握手和小费。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对电影演员的理解尚且肤浅。

“能认识这样大名鼎鼎的导演，你是不是很开心？”秘书问道。

“呃，”我一时语塞，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答才不会失礼，“嗯，我很开心，他很坦诚、受人尊敬。相信他应该待人很好。”

那天晚上，我再次回到阿伯茨米德，接斯坦利和他的夫人去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安(Christiane)和蔼可亲，总是面带微笑。路上，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向斯坦利真诚道歉。我的世界里只有各种类型的车，摄影机完全在我认知之外。我甚至连怎么端摄影机都不知道。

听到我这番话，他夫人大笑了起来。斯坦利安慰我说，“没关系，这点芝麻大的事儿，根本不用放心上。”

两个小时后，歌剧表演结束了，斯坦利问我，如果我不介意，可否多带一个客人。他上车后朝里挪了挪，腾出空间，好让一位年轻优雅的女士也能坐下。他向我介绍道：“这是格威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随即又补充：“著名歌唱家。”可想而知，他已经预料到我肯定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位女士的大名。（P8-9）

安德罗斯·伊巴密浓达(Andros Epaminondas)

1970～1980年担任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的制片助理

1971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劳斯莱斯公司宣布破产，英国币值开始实施十进制，诗人吉姆·莫里森逝世，乔·弗雷泽打败拳王阿里，5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越南战争，电影《发条橙》正式上映。

也就在这一年，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加入电影界的创意奇才——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麾下。怀着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埃米利奥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项任务。显然，除了自身才干之外，埃米利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意大利人特有的魅力，使他在库布里克身边多年，不仅忠诚如一，而且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问题，深得这位个人生活极为低调的大导演的信任和赏识。

自1971年起，埃米利奥利用其赛车手特有的精湛驾驶技术和专注度，在斯坦利·库布里克身边度过了风起云涌的28年，这一切到1999年库布里克辞世时突然中止。本书讲述了这位怪才导演的传奇一生。

2005年3月，我在电子邮件的收件箱发现一封保罗·莫罗尼发来的信，里面是“库布里克档案”(Archivio Kubrick)。保罗是卡西诺的一名牙医，他称自己是一名幸运儿，因为他“是斯坦利·库布里克30年来的得力助手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的朋友”。

“库布里克档案”是我于1999年开设的网站，试图向受众提供所有我收集到的有关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的资料。“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能否为网站出点力呢？”这就是保罗当时说的话。

内敛的性格让我不敢去打扰名人，因为我相信他们最不喜欢接受采访。我很有礼貌也很含糊地回复保罗说，我在一部英国纪录片中听说过达利桑德罗先生，他在里面扮演一名司机，负责去圣奥尔本斯车站接库布里克的合作者。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看待埃米利奥的了，但我一定觉得，一名司机对我的网站提供不了太多有益的帮助。然而，我的不情愿并没有让保罗气馁。他坚持写信给我，告诉我，如果我能去见埃米利奥，听他怎么描述库布里克，那就太好了。7月底，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拒绝保罗的邀请，会显得很不礼貌，所以我同意去拜访埃米利奥。与我同行的还有来自佩斯卡拉的一些人，他们打算组织一场关于库布里克的会议，想邀请埃米利奥、克里斯蒂安·库布里克以及让·哈伦一同出席。

接下来的周六，我去了卡西诺，保罗带我去了埃米利奥在农村的房子。一位矮小但机敏的男士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这种自然的举动不禁让我微笑。我与埃米利奥握了握手，然后他带我去了厨房。他的妻子珍妮特正在准备午餐。我开始和他交谈起来，很快便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不久之后，佩斯卡拉的人也来到了这里。时间过得很快，埃米利奥滔滔不绝地讲着库布里克的事。他说的关于库布里克的一切是如此真实有料，这让我忽然感觉那位高高在上的、我钦佩了多年的名人，好像离我近了很多。这仿佛是一种心理暗示。那天结束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再次想到库布里克时，会不自觉地称呼他为“斯坦利”。保罗把车掉头时，我回头，看到埃米利奥再次挥舞他的手臂，就像我们刚到时他所做的那样。只不过这一次，他只挥动了一只手。

9月底，当埃米利奥做客一个电台节目，为即将到来的佩斯卡拉会议做宣传时，保罗再次与我联系，坚持要带我一起去节目录制现场。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Italian Radio＆TV)的演播室里，我与珍妮特一起坐在会客厅。当她知道我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Italy)的研究员，对斯坦利的电影充满热忱时，不禁对我很感兴趣。当我告诉她我曾去过伦敦几次时，她开始让我用英语和她进行对话。我们谈到了电子商务、皮卡迪利广场，以及意大利和英国的美食。在玻璃窗的另一边，埃米利奥正在讲述小猫们在安德罗斯的迷你车里做窝的故事，以及斯坦利对电子产品和军用车辆充满热情的事。

几天后，我收到了来自保罗的另一通电话。埃米利奥想写一本回忆录，每个人都想到了我。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好主意，不仅是从不同于媒体追逐的视角如实地记录斯坦利的点滴，还能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去享受埃米利奥那能够唤起人们情感的说话方式，正如我自己所经历的那样。

“让我们见面详谈。下周六过来吧。埃米利奥会去车站接你。”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构思本书的结构，记下一些想法和建议，以及我希望埃米利奥回答的问题。就好像我正在准备面试似的。然而当我到那里时，并没有机会提出想法，因为我发现，一切都已决定好了。埃米利奥和珍妮特只是微笑地点点头，不管我说什么，都没有给予回应。这就好像他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几分钟后，我开始接受一个事实，即不再试图“兜售”我的想法。我要做的，就是跟着感觉走。那天晚上，当我们在比萨店共进晚餐时，我学到了更多。珍妮特代表他们做了表态，说我应该把这部书当成是来自她、埃米利奥和斯坦利的一份礼物。“你不必告诉我们你想怎么做，你的所有想法我们都没有意见。”

回来的路上，埃米利奥说了很多话，唯独没有谈论这本书。他问了我家里的基本情况，问我爷爷奶奶在托斯卡纳(Tuscany)山区的房子怎么样，还问我是否养猫。我说我想养一只猫，但是我在罗马的住处不够大。不过，我父母在他们的花园里养了一只乌龟。

“噢，我喜欢乌龟！”珍妮特说，“我小时候就养过一只！”

在聊完乌龟的话题后，埃米利奥若无其事地问道：“所以，这本书复活节的时候能完成吗？”那天是10月10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补充说：“书本必须在全球同步发售。”

“我觉得时间可能来不及。”我谨慎地回答。

“是啊，可能会比预期的更长。”埃米利奥笑着说。珍妮特也笑了。

第二天，我与埃米利奥一起上了他的阁楼，打开了那里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他在英国生活时的物件。每个物件都是一段珍贵的记忆：《大开眼戒》自第一天开拍起的所有通告表；眺望酒店用过的钥匙扣；《巴里·林登》中褪色的偏光板(Polaroids)；奔驰的保险文件，上面有库布里克家庭成员及埃米利奥的签名；来自克里斯蒂安的圣诞贺卡；库布里克(更确切地说是斯坦利)的信，关于如何管理房子的细节；以及参与摄制电影的机构。我对埃米利奥不碰任何东西感到很惊讶。他让我做整理和编目。只有当我不知道某个物件的具体信息时，他才会回答我的问题。“这简直与和安德罗斯一起工作时一模一样，”他过了一会儿说道，“只不过你不骂人。”  把所有东西进行编目，一个周末的时间远远不够。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阁楼上、车库里、甚至连埃米利奥母亲的房子里都有。我们的调研工作持续到圣诞节后，复活节后，甚至到了第二年的复活节后。在这期间，珍妮特一直给我们做着美味的午餐。用餐时我们通常会聊到猫，埃米利奥会不经意地讲述斯坦利的逸事，而在我看来那足以写成一整本书放进“库布里克档案”。我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学会把埃米利奥和斯坦利的生活当成家常便饭。埃米利奥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喜欢拿我的热情打趣。“我有个惊喜给你。”我到车站后，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然后就会把我带到车库，向我展示一些只有他知道来自何处的纪念品，比如由库布里克亲笔签名的《全金属外壳》配乐黑胶唱片、查尔德威格博瑞的一串钥匙、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胡子拉碴地站在眺望酒店的模型前。

有时，一些场景会让埃米利奥产生强烈触动。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声音颤抖、满怀感伤地说道，他找到一张他决定回意大利时，斯坦利写给他的留言。它一直藏在《全金属外壳》的夹克口袋里十多年了。“他说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真的很伤心……我都忘记这张纸条了。”

每个章节分别着墨多少，这让人难以抉择。事实上，与库布里克度过的任何一天都足以写上100页。我想有节奏地表达出埃米利奥与导演度过的那些日子，但同时又想忠实地呈现出埃米利奥印象中的斯坦利·库布里克形象。至于我自己的印象，则让位到一边。对于埃米利奥而言，库布里克不是什么创作出了伟大杰作的天才导演，他更像是你生平足够幸运才能遇到的最好的老板，身边围绕着最好的助理团队。在他身边工作，你就像在参加一次培训课程，或是进入了一所学校深造。有时，我甚至担心自己是否太过唐突，我想知道调查库布里克的私人生活是否太过草率。但是倾听埃米利奥的讲述就足以让我满足了，他能给我提供足够的事实，但从不会透露任何不该透露的秘密。

在写库布里克的故事之前，我需要了解埃米利奥，却发现很难真正定义他的工作性质，以及他在导演身边所扮演的角色。埃米利奥是唯一与库布里克待了这么长时间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待那么长时间，并非因为对方是库布里克，而仅仅因为对方是“斯坦利”。埃米利奥不仅仅是处理和解决日常事务的杂役，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打听出租司机”，总是用甜言蜜语哄骗后座的顾客，坦承自己的想法、恐惧和欢乐。没有一个词能准确概括埃米利奥替库布里克干的这些活，或者概括他的角色。称他为助理、私人助理、得力助手，或者是库布里克的家人，似乎总会漏掉重要信息。当需要的时候，埃米利奥就在那儿，就是这么简单，而当他不在的时候——那就很难说了。我经常想到萨拉·梅特兰(Sara Maitland)在纪录片((最后一部电影》(The Last Movie)中说的话：“斯坦利完全不知道中产阶级、非富人阶层所遭遇的正常挫折，比如计算机不会崩溃，为什么我不修好它，为什么我找不到一个称职的修理员，为什么我不早点送修，为什么我的打印机坏了？”这是事实：斯坦利完全不知道这些挫折，但这并不是什么阶级的问题。因为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埃米利奥。作曲家尼诺·罗塔坐埃米利奥开的奔驰回家时，曾与他聊过天，之后他做出一个最完美的总结：“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库布里克那么幸运！”

“菲利普。”埃米利奥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就像斯坦利制作一部电影那样写这本书。”他到底是想安慰我，还是想刺激我，让我更紧张？我必须很努力，才能不被那样的话吓坏。

后来，我发现埃米利奥的这句话有助于我关注那些一开始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瞬间修好的收音机；两人喝咖啡时不经意进行的一次会谈；大型电影公司的门曾紧闭着，但现在打开了；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斯坦利就让埃米利奥陪在身边。我意识到这些片段比我绞尽脑汁想的那些更有意义。他们很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别墅前面的花园也是一个答案。虽然它们看来微不足道，但我最终将这些片段全都保留了。我们在采访途中休息了一会儿，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喂母鸡的时间到了。我在树荫下整理我的想法，看着修剪得完美的草坪，五颜六色的花朵，以及快成熟的水果被嗡嗡的昆虫围绕。还有什么我需要了解的吗？埃米利奥从鸡合蹦蹦跳跳地出来，笑嘻嘻地伸出一只手给我几个鸡蛋。我也笑了。

菲利普·乌利维耶里

2012年7月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