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文在杭州市青委
葛缘樵等
20世纪50年代初，浙江省杭州市和全国各地区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教育活动，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建设着新中国的秩序。全市各行各业的人民特别是青年，都意气风发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来。
当时杭州百废待兴。当时的“青年团杭州市工作委员会”（即“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市青委）在广大青年中开展了广泛的、适合青年特点的丰富多彩的革命教育活动，成为教育和带领杭州市广大团员、青年参加各项革命活动的核心力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杭州市的广大团员、青年在各自的单位和岗位上表现得朝气蓬勃，干得热火朝天，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而且有一批批的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下乡土改工作团队、市区政府机构的组建和军事干部学校，等等。
当时领导和主持青年团杭州市工作委员会的骨干力量主要是杭州市委从部队转业干部和原地下党的成员中调派来的。郁文同志是在1952年来到青年团杭州市工委工作的。根据当时杭州市青年工作局面迅速发展的需要，青年团杭州市工委的机构不断地扩展壮大。团市工委机关设立了包括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学生部、少儿部、军体部及后勤财务等部门。下属还有十来个城区和郊区的区团工委和市学联等机构。同时先后从杭州市各工厂、学校的较大的基层团组织中选调了一大批团干部来充实到各个部门工作。我们几个也就是那时期前后参加青年团杭州市工委工作的。记得当时团市工委机关里人丁兴旺，一片蓬勃景象，大都是十八、九岁或20岁出头的年青人，大家怀着参加革命工作的火热心情，投身到杭州市的青年工作中来。但是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我们中大多数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学生，对党的工作、党的政策和如何开展青年工作知之甚少。当时我们在进行各项工作中很重要的就是依靠包括郁文同志等团市工委的领导干部、骨干力量的带领、指导和帮助。
郁文同志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曾在团中央任职。1952年调来青年团杭州市工委后，担任团市工委宣传部部长。她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党的组织，有着宝贵的革命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的经验和才识。在当时杭州团市工委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她对我们大家进行谆谆指导和亲切帮助，引导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投身革命、报效祖国的道理，帮助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团员、青年中贯彻党的政策和打开工作局面。郁文同志积极奉献、克己奉公；身教言传、关心群众；热忱待人、和蔼可亲，深受大家的敬重和爱戴。
记得有段时间郁文同志身体不好而被安排为半休，但郁文同志仍以任务需要为重积极坚持工作。当时团市工委正在筹备杭州市第一次团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要全面、正确总结杭州解放以来的青年工作，规划和提出以后的青年工作方针和任务，民主选举产生杭州市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并将“青年团杭州市工作委员会”更名为“青年团杭州市委员会”。大会准备事务千头万绪，其中一项重头戏，就是要起草好大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团市工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郁文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郁文同志在团市工委书记直接领导下，不顾自己还在半休期间，带领一批同志加班加点，深入调研，如期完成了各项报告的起草、完稿任务，对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贡献。
后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郁文同志调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工作。我先上了大学，后转到部队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调来北京后，，得知郁文同志在中联部工作。我曾到中联部她的家中拜访。当时离50年代在杭州团市委工作期间已是约30年之后了，我曾疑虑郁文同志是否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不料郁文同志听说是原来在杭州团市委工作过的同事，就非常热情地来到大院的大门口传达室来接我们，并带我们回到家里，亲切地接待和共忆50年代在杭州团市委工作时期的生活以及人和事。
多年来，每逢新年我给郁文同志寄送贺年卡以表达敬意，郁文同志在百忙中都亲笔给我回函和寄赠精美的贺卡。写此文时，我手边正放着她寄给我的这些贺卡，看着郁文同志亲笔写的祝词、签名，怎么也不能接受郁文同志和我们永远地告别了。此刻真是感到无限的惋惜和悲痛！
大家都深深地怀念郁文同志！她一生的革命精神、情操和风范都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传后世，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们！
2013年11月
（此文由原青年团杭州市工委葛缘樵、高在山、孙嘉宝、戚传根等同志回忆，葛缘樵执笔）
P248-250
郁文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接触过她的人，都对她的崇高的精神、优秀的品格、出众的才华感到由衷的敬佩。2013年2月3日，我们到八宝山送走了她。她的生前友好与亲属们一起晚餐时提出，有许多怀念郁文的话想说，最好能编个文集作为永远的纪念。为了响应亲友们的呼吁，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编辑组，近两年来编辑组一直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文集的编辑工作。
在文集编辑初期，郁文的子女们从家里一个旧铁皮箱中发现了，郁文保存的旧剪报，那是她1946年至1947年问在中共上海地下党主持的《联合晚报》当记者时撰写的文章。她小心翼翼地将数十年前的旧文保存起来，也许能够说明这些文章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上海的《联合晚报》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即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现在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连国家图书馆也仅存缩微胶卷本。编辑组认为，这些文章，对于深入地认识郁文，对于了解那个历史时期上海地下党在舆论阵地的工作情形，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编辑组当即决定将这些文章编入文集。这就是本文集的上编。为了核查这些文章，乔凌、郑园园、孙建刚等几人，去国家图书馆调阅了《联合晚报》的全部缩微胶卷，放大影印。当年的报纸文章，字号较小，一些字墨迹不清，也有一些排印的错字，在编辑过程中，编辑组和出版社的同志们花费了许多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郁文较长时间从事国际问题与国际共运研究，她是一位无名英雄，她所撰写或参与、或主持撰写的大量的研究报告都是不署名的。文集上编中收录的郁文纪念战友、亲人以及怀念家乡、庆祝慈湖中学校庆的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由她个人署名的作品，篇数虽少却很能体现她的品德、情操与风格，很能显现出她对战友、亲人和家乡的深沉的爱……
文集下编收录了郁文的老同事、老朋友和亲属子女撰写的纪念文章，共计47篇。一些年事已高的领导同志，朱良、巴一熔、范执中等都写下了感情真挚的怀念文章，有的老同志写完文章后不久竟然亦与世长辞，这种情景令编辑组的同志十分感动。原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因身体原因未能按她原来的设想完成写作计划，但带病书写了怀念郁文同志的题词，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贡献毕生精力。始终严于律己、乐于助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另外，武季梅教授等郁文生前好友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郁文的姐姐翁汶英为郁文的历史照片的说明提供了咨询，使文集增色不少。郁文在中联部的老同事吴兴唐、陈雪英仔细为文集审看校样，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文集撰稿的郁文的老同事、老朋友和亲属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本文集编辑过程中，编辑组的陈群、田松年、孙建刚同志投入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从最初的发函联系征集稿件，到与作者及出版社的沟通接洽，他们承担了大量的联络与事务工作，他们还一次次地细心地校对文稿，尽量减少错误。他们的工作，是文集能够及时出版的保证。郑园园是人民日报退休记者，她参与了收集整理郁文所写的《联合晚报》的文章后，特地撰写了《郁文和（联合晚报）》一文。她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郁文《联合晚报》报道与采访的“导读”，对于帮助读者了解《联合晚报》与郁文文章的时代背景是很有意义的。她还与孙建刚共同编写了《联合晚报》文章的注解，与胡平生共同承担了全书的篇目和文字的整理与编辑。编辑组成员多次召开文集编辑工作会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家都为编好文集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他们在文集编辑过程中，精心策划，悉心指导，细心编审，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我们也要感谢国家图书馆的有关同志，帮助我们查阅、复制了历史资料。总之，本文集的成功编辑出版是郁文的老同事、老朋友和子女亲属共同努力的结果，让我们再次向所有对此书作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15年1月28日
我们的妈妈
蒋小明 乔凌 乔小东 乔晓溪
光阴似箭，转瞬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编辑了近两年的纪念文集终于可以付梓了，它寄托了我们对妈妈的思念和敬仰之情，它是我们献给妈妈逝世两周年的奠礼。 这本纪念文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妈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联合晚报》当记者时写的新闻稿，以及后来发表在各种文集、报刊上的文章。下编是我们子女和亲朋好友们怀念妈妈的纪念文章。这些内容，也许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出妈妈在各个时期的人生旅程，从不同的视角展示出妈妈一生的心路历程。 妈妈出身于江南的一个耕读之家，祖祖辈辈勤劳农作，至祖父时又经营国药，家道小康。这是一个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家风的家族，一代代适龄的儿童，不分男女都会进入学堂学习，其中的佼佼者立读书报国之志，抱着浓浓的家国情怀，走出乡村，走向城市，或投身政界，或兴教办学。近代则有更多的族人投身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妈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沐浴着如此家风，她不可能成为贪图安逸的、娇弱的“富家小姐”，她注定要沿着家族中先辈们的足迹从家乡走出。
1944年，在日寇铁蹄践踏家乡之后，在受够了多年流亡求学、颠沛流离之苦以后，正是青春年华的妈妈怀着对国家命运深深担忧的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进人了新四军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加入了共产党，她的人生从此开始了全新的旅程，也开启了她一生中最为光彩照人、紧张愉快的战斗生活。
在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不满二十岁的妈妈“睡地铺，吃地瓜老咸菜”，艰苦备尝，也感受到了奉献与牺牲的悲壮。但她的精神是奋发的、昂扬的。经历了苦闷与彷徨，追求理想的她见到了光明，找到了目标。在她的身边有着一批同样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同志。那时她的生活、学习总是伴随着歌声。当她晚年时，我们惊愕地发现她突然喜欢上唱歌，经常带领身边的小青年引吭高歌，其中多是抗战老歌，这应当是她对年轻时那段战斗生活的回味与眷恋。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将她派到上海，希望她能利用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为党做地下工作，这一安排的确为她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她因此有了更加精彩的人生。到了上海之后，她一边进入之江大学学习，组织并参加学生运动；一边考入中共地下党主办的《联合晚报》，做了记者。这家报纸的“老板”和同仁大半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所以，《联合晚报》就成为党联系爱国民主人士和动员社会各阶层反内战、要和平的舆论阵地。妈妈十分喜爱记者工作——她中学时代就显露出好读书、爱写作的特质。很快，她轻捷干练的身影便出现在上海街头，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时政短评和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动的采访报道相继刊登在《联合晚报》上。她后来告诉我们说，那时她常常在完成采访后返回报社的途中，在电车上便急就成文，一到报社就交付排印，随即发表。从本文集所收集的她当年为《联合晚报》所写的各类文章可以看到，它们既契合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又遵循新闻规律、富有新闻灵性，因而受到读者普遍的喜爱。接受过她采访的郭沫若先生曾称赞她为当时中国“最有前途的青年女记者”，后来还手书赞词相赠。
《联合晚报》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可能是妈妈人生中最珍贵而难忘的时光。她把报上自己的文章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好保存起来。在她生前我们也会听她时常提到《联合晚报》的事情。可以想见，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年轻人在生命力最旺盛的年代，得以用无限的创造力为实现理想而战斗，会是何等样的幸福！妈妈一生都从事文字工作，解放后再没做过记者。她做过秘书，后来长期做研究工作，为中央编辑简报，写过大量研究报告，全都没有署名。她在我们记忆中最突出的形象，是在台灯下伏案疾书的清晰身影，是她飞速写下的一页又一页的娟秀的蝇头小字，那像一幅幅连贯优雅的电影画面，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而今，这些写于1946一1947年间的她的文章，才使我们得以领略她二十岁出头时就显露出来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才华。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认识了在同一报社担任编辑的爸爸，爸爸的沉稳干练以及分析事物、洞悉形势的能力吸引了她。爸爸不过年长妈妈两岁，据妈妈讲，他年纪轻轻即被同事称为“老蒋”、“老乔”，其老成持重可见一斑。在旧上海这一繁华之地，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也曾漫步于霓虹灯下、携手在电影院中。多年以后，妈妈还记得爸爸为她讲述了他身边的“七十二家房客”，生动地描述了那时上海底层市民的困苦与挣扎，进而谈到进行一场革命的必要性以及献身这一事业的光荣意义。妈妈由衷地钦佩赞赏他的分析与思辨能力，使她改造社会的使命感更加强烈。或许，正是性格的反差与互补使他们互相吸引，他们的爱情就在这时萌生并逐渐成熟。
妈妈到上海不久，接受了地下党布置的护送表姐陈琏夫妇穿越敌占区、进入解放区的任务。他们从上海出发，经过千里跋涉，辗转到达华北，进入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任务完成后，她留在刚成立的团中央工作，直到1952年调到浙江和爸爸成婚。
妈妈和爸爸年龄相近，资历相仿，妈妈的能力与水平一直受到同事们的赞誉，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从来没有盛气凌人的“女强人”派头或“大小姐”脾气。她天然地为别人着想，本能地恭谨谦和，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辅佐丈夫。他们年轻时在生活中当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高峰低谷，但或许正是所谓“一物降一物”，妈妈与爸爸的相互钦佩和仰慕都是发自内心、终生不渝的，正是这种历久弥坚的互爱互补使得他们相濡以沫，长相厮守，携手一生。妈妈对爸爸的生活与工作的帮助和影响是巨大的，了解妈妈的领导同志说过，领导人的夫人中，郁文无疑是给丈夫加分的！
新中国成立了。然而，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浪涛一浪高过一浪地袭来，直至“文革”爆发。尽管由于爸爸沉稳寡言的性格和对各类运动总有自己独立的分析与应对之方，使得妈妈和我们这个家庭基本上得以保全，但是妈妈的很多亲人和战友却纷纷蒙冤，遭受打击。她看到亲友们轻者挨整挨批，重者开除流放，家破人亡，内心必是充满了迷茫和痛苦。随着政治形势日渐严峻，她也曾被迫疏离了她所爱的亲人和战友。这对于性格热情的她无疑是一种煎熬。渐渐地，她除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完成各项任务之外，更多的精力便放在了维护家庭和教育子女上。
妈妈早年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义无反顾，从未动摇过。不过，存在于她身上善良的本性、传统的美德从未泯灭，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辛劳，特别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是那种为了儿女付出多少也总嫌不够的母亲，丝毫没有想过儿女的回报。在儿女们成长、学习、工作、家庭的各种事务中，她永无休止地操着心。在她眼里我们永远是孩子，她终日不停地操劳，做全家人的“保姆”，当全家人的医生。她永远记得每个孩子身体曾经有过什么问题要注意什么、谁最喜欢吃什么。以至于老年后，她常把孩子们回家吃一顿饭当作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为此而久久地忙碌，最后看着大家聚餐她是那样开心。在清理她的遗物时，我们惊讶地看到她保留着我们四兄妹每人一袋各自小家庭的事务资料，那是我们离家离京时她代我们处理各种琐事的记录，还有我们在那还写信的年代寄回的家书，这一切使我们油然想起件件往事……
我们感到十分幸运，因为妈妈陪伴了我们很久；但是真正和她一起生活的时间又实在太少太少——先是他们为了革命工作，后来是我们长大后各自远走高飞、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没有了儿女和晚辈的喧闹，她显然感到了寂寞，但是她只是远远地思念着、祝福着，从未有抱怨。因为她的坚强和无私，我们竟忽略了她也会衰老，也会有病痛，竞很少想到她也有脆弱、忧愁、孤独的时候。当她如此突然地离去，我们才猛然明白了我们失去了什么，切身体验了“子欲养而亲不待”那追不回的悔恨和遗憾。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了。爸爸的职务不断改变，成为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他是工作作风细致缜密、精益求精的人，因而也格外地忙碌。作为几十年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妻子，妈妈在幕后承担起了大量的事务。那时，经常看到爸爸一边思索、一边口述着某个发言的内容，妈妈坐在一旁凭着早年当记者时娴熟的速记本领作着记录。随后核订引经据典的出处，整理誊抄，最终形成文稿，他们都力求让自己的工作与文字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妈妈和爸爸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当国家发展顺利时，他们会心情大好，笑逐颜开；当国家的进步受到挫折、出现严重问题时，他们都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而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
1999年，妈妈完全退下来了。少女时代常伴随她的笑声和歌声又回到她身上。她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见到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她都会赞叹不已，常常听到她开怀大笑；她很喜欢和大家一道放声高歌，她的乐观精神，她所传递的正能量，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同时又疾恶如仇，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在拨乱反正的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因为爸爸职位的缘故，曾经蒙受不白之冤的亲友和社会上通过种种关系找上来反映情况的人很多，他们请求平反冤案，落实政策，解决各种问题。妈妈想人所想、急人所急的本性使她无法对任何不公的事置若罔闻。同时，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想法：要尽个人的所能，为那些在各种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做一些补偿性工作。她为帮助这些处于困境的人操心着、动脑筋想办法，推动有关部门为他们落实政策，为他们伸张正义。她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在小小的范围内，她为党挽回了一点影响，争了一点光。
生命无常，人生短暂。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为世界留下什么，很难说得清。像我们的妈妈，最能够感受到她的生命的意义的人，也许只是她的儿女子孙和与她有过交往的人。妈妈是一个为别人活着的人，她的生命发出的热，温暖着所有她关心过、照顾过的人。这本文集中所收的纪念文章都来自与妈妈有过交往的一个个的普通人，我们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妈妈的为人与品德。作为子女，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卓尔不群的母亲深深地感到幸运、幸福。为了排遣妈妈“去不可见”之痛，我们兄妹互相勉励：如果在我们各自的身上能够映射出妈妈的某些优良品质，我们就还能时常见到她，这样，妈妈就真的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两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我们深信，她仍像从前一样在遥远的天国关爱着我们。
2015年元月
怀念郁文编辑组编著的《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是为纪念郁文而编写的，第一部分收录了郁文当年发表在《联合晚报》上的40多篇文章，第二部分是亲朋好友所写的纪念性文章。
郁文的文章，文字简洁，描写细腻，文风风趣幽默。通过读她的文章，一方面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能从中体会出郁文可贵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
从本书下半部亲朋好友缩写的纪念性文章也可以看出，大家对逝去的郁文的深深思念和对她人格的敬重。郁文的子女在文中表露出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两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我们深信，她仍像从前一样在遥远的天国关爱着我们。
怀念郁文编辑组编著的《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郁文在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联合晚报》当记者时写的新闻稿，以及后来发表在各种文集、报刊上的文章。其中采访了不少当时的名人，包括郭沫若、茅盾、邓颖超、柳亚子、史良、曹禺等。下编是郁文子女和亲朋好友们怀念郁文的纪念文章。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读来耐人寻味，意味深长。这些内容从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郁文一生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独特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