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庚山病故后，徐克勤经人介绍到巢县县城里的明强小学读高小。1922年春，徐克勤进入明强小学，这时他已经是15岁的大男孩了。
明强小学是当时巢县的一所新式学堂，位于巢县县城中心的卧牛山旁边。卧牛山是巢县的地标性山体，传说暴君夏桀在亡国后被放逐到这里，最终饿死而葬于巢县卧牛山。
在明强小学，学生除了学习国语外，还要学习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当时所谓的新式课程。念惯了“四书”“五经”的徐克勤对这些新式课程很感兴趣，学习热情也更为高涨。和同班同学相比，徐克勤不仅年龄较大，心智较为成熟，而且因已经熟读了古书，基础更扎实，因此学习也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在明强小学读书期间，徐克勤结识了几位小朋友，并逐渐由同学关系发展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这几个人虽然小学毕业后离开巢县，上中学、考大学，各奔前程，但是仍旧不忘发小之情，经常利用寒暑假等时间聚在一起。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遭列强欺凌，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徐克勤这几个热血少年，虽然尚未步入社会，但除了放学后一起打闹嬉戏外，徐克勤他们也经常一起议论天下大事，畅抒理想抱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贡献。徐克勤因为自己英文成绩好，所以一心想学习外交，将来做个外交官，为自己的国家争光。但是他的朋友们都不以为然，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而且又是直肠子的性格，胸无城府，不会纵横捭阖，所以不适合做外交官。徐克勤觉得他们的话十分中肯，于是便放弃了做外交官的“理想”。而因为自己生性好动，又十分热爱大自然，所以最终选择了地质学。
在这些同学少年中，最值得一提的有李元庆、鲍觉民、刘光晋三个人。
李元庆(1907—1975)与徐克勤同岁，后来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专修国际法，徐克勤曾赠言于李元庆共勉：“我攻读自然科学，志在为振兴国家科学事业，你研习法律，当为国家在世界上谋求法律地位。”大学毕业后，李元庆未在南京谋职，而是回到家乡在巢县中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他毅然投笔从戎，入伍参军，并被委任为陆军步兵学校教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因为李元庆在中央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国际法，因此被任命为军事法庭的法官，领上校衔，会同其他三名法官一起协助少将衔的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在法庭上，通晓国际法的李元庆根据国际公认的《海牙陆战规例》和《战时俘虏待遇公约》规定，厉声反驳谷寿夫的狡辩，指出侵华日军对放下武器或丧失战斗能力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大肆进行杀戮的罪行根本不是“执行‘天皇的命令’”和“履行‘军人的天职’”，而是赤裸裸的屠杀。李元庆义正辞严的批驳使得谷寿夫不得不低头认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李元庆曾担任过国民党政权的官职，所以一度处境困难。徐克勤不忘友情，还曾接济过李元庆，逢年过节都会寄钱给他。
另一位同学鲍觉民(1909—1994)，1929年考人中央大学地理系，1933年毕业后即受聘于南开大学。193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40年获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7年后，历任南开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还曾经担任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人文地理》杂志主编等。鲍觉民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人文地理学家。徐克勤和鲍觉民同为学者，且专业相近，所以虽然不在一地工作，但仍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更值得一提的是徐克勤等人的小伙伴刘光晋。刘光晋生于1914年，虽然比徐克勤他们小了几岁，但是却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耍，而徐克勤他们也接受了刘光晋成为他们的玩伴，并且随着逐渐长大而成为好朋友。刘光晋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在国民党部队炮兵服役，新中国成立后进人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最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刘光晋是巢县县城人，平时住在他的伯父刘景皋家，而刘景皋家就在明强小学附近的北门大街69号。当年所谓的“北门大街”，其实也就是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的路。刘景皋家门前有一块用于打场晒谷的空地，邻里都称之为“刘家大场”。这里是小孩子们聚集玩耍的好地方。
刘光晋也经常带着在学校寄宿的徐克勤等人到他的伯父家去玩。伯父刘景皋当时是巢县的一名盐务稽查人员，专门缉查私盐，属于政府工作人员，家境较为殷实。刘景皋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加上长期居住在他家的侄子刘光晋，可谓人丁兴旺，家里颇为热闹。徐克勤通过刘光晋认识了刘景皋一家人。其中，刘景皋的大女儿刘光蕙和二女儿刘光淑后来先后成为徐克勤的妻子。
P8-9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也是世界花岗岩研究的高峰期……而徐老则起着不可或缺的指路人及掌舵者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涂光炽
徐克勤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中国矿床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
徐先生对于发展教育和地质科学事业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责任心，坚持着尊重事实依据的科学原则和严格的学风。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本仁
徐克勤先生为南京大学地质学科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
为徐克勤先生写传记是我在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想法，而且在退休后越来越成为我一个迫切的心愿。这不仅由于徐克勤是我的老师，更因为徐克勤是一位值得树碑立传的伟大科学家。
1990年，由黄汲清、何绍勋主编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第一卷出版，其中的“徐克勤”这一篇是我所写。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撰写介绍徐克勤先生的文章。虽然受篇幅所限，只能将徐克勤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写得非常概略，但是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对徐克勤先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第一次萌生了以后为徐克勤先生写传记的想法。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又有许多类似的介绍科学家、地质学家的图书出版，其中关于徐克勤的那一篇都由我来承担。正因为有了这一次次的撰写，我有理由不断地向徐克勤先生本人了解他一生中经历的各种事情，尽量弄清它的原委、过程、结果以及他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我还请徐克勤先生自己写成文字给我。
2002年12月，徐先生离开了我们。2007年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出版《徐克勤文集》，以及由我们这些徐克勤先生的弟子发起，为敬爱的老师雕塑了铜像。
光阴荏苒，岁月易逝。再过几年，那些第一次跨进朱共山楼的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一年级新生们，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门厅中央的徐克勤铜像是什么人了。
因此，正如王德滋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的：“将徐克勤先生的生平、研究成果、贡献以及学术思想完整地表述出来，是我们南京大学地质人责无旁贷的一件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了解和熟悉徐克勤先生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这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2014年春节后，在一次有十几位徐克勤弟子参加的聚会上，大家达成了共识，由我来撰写徐先生的传记；而且，当时就商定，这本传记要在2017年3月徐先生110年诞辰之前问世，作为纪念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场的陈骏校长和王汝成院长都表态全力支持。
承担《徐克勤传》的写作任务，既是我自告奋勇，也被认为是众望所归。虽然我一直觉得胸有成竹，但是真正开始动笔，却感到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徐克勤先生已经仙逝，不会再给我提供任何材料，而那些与他共事的同仁，也大多已经离世。虽然我以前写过不少介绍徐克勤先生的文字，但是那些都只是“简介”而已，只有几千字或者万把字，与一本“传记”的内容和篇幅相比，相差太远了。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素材?我不禁有些担忧和惶恐，甚至颇有些“受命以来，夙夜忧叹”的感觉了。
没有退路，我唯有下定决心，奋勇向前。幸亏时间还算充裕，徐克勤先生的学生们也大多健在。采访尽可能多的人，记录与徐克勤先生相关的各种“口述历史”，是我收集材料的最重要途径。因此，当这本书最终得以交付出版的时候，我心中最想表达的是感谢那些曾经给我鼓励和帮助的前辈和同仁，感谢本书的所有采访对象能接受我的采访，他们中有一半左右已经是所谓的“八零后”，更有几位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了。
因为是传记，故所写之事，必须真实可靠。这也是本书坚持的原则。有些被采访者告诉我一些他“听说”的故事，尽管比较有趣，但因为无法核实，所以仍弃之不用。对于有些事件，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版本，我尽力多方求证，取其中之较可靠者。但尽管如此，恐本书中仍有细节之处存在谬误。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已经采访了六十多位与徐克勤先生有过接触的前辈、同事和学生，但是必定仍有一些比较了解徐克勤先生的人士尚未采访到，而这也可能会给本书留下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
不过，相信本书基本上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徐克勤先生作为一位优秀地质学家的真实人生，这也是此刻最能使我感到宽慰的。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王德滋和孙枢两位先生。从我一开始着手构思《徐克勤传》，王先生就鼎力支持，热情鼓励，还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而孙先生不仅对我写《徐克勤传》表示赞许，而且亲自为本书联系安排了出版事宜。
华仁民
2016年9月28日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普和出版工作委员会决定组织出版《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首批入传的22位院士都是由各学部常委会认真遴选推荐的。他们中有学科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有做出过重大科学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也有毕生在专门学科领域默默耕耘的一流学者。每一部传记，既是中国科学家探索科学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真实情景再现，又是他们追求科学强国、科教兴国的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丛书注重思想性、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统一，以翔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多侧面、多角度、客观真实地再现院士的科学人生。相信广大读者一定能够从这套丛书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获得有益的感悟、借鉴和启迪。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共选举院士千余人，荟萃了几代科学精英。他们中有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新中国的主要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也有今天我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中国知识精英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们在政治动荡、战乱连绵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播下了科学的火种，推动中国科技开始了建制化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优秀科学家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一批海外学子纷纷回到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篇章。广大院士团结我国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国奉献、顽强拼搏、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的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他们的奋斗历程，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缩影；他们的科学人生，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集中写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基石。广大院士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在承担科技研究工作重任的同时，还承担着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社会责任。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使我国公众走近科学、了解科学、支持科学，为全民族科学素养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做出应有的贡献。
科学技术本质是创新，科技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广大院士作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建设并领导了一个个优秀的科技创新团队；作为教育工作者，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们甘当人梯、提携后学的精神已成为我国科技界的光荣传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广大青年提供有益的人生教材，帮助他们吸取院士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领悟爱国奉献、造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和人生观，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献身科学。
记述院士投身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历程和做出的贡献，不仅可为研究我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史提供生动翔实的新史料，而且对发掘几代献身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财富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高品位文化读物，并以此为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一份特有的贡献。
是为序。
2010年3月
徐克勤，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矿床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和找矿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杰出成就。1947年在湖南瑶岗仙发现夕卡岩型白钨矿床；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现安徽凤凰山铜矿、马山硫铁矿以及南京岔路口硫铁矿；1954年在攀枝花铁矿调查，确定了矿床特征、成因及其规模；1957年在赣南发现加里东期花岗岩，揭开了华南花岗岩及成矿关系研究的序幕，该项研究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自1973年起开展华南断裂拗陷带内某些沉积一热液叠加改造型铁铜矿床的研究，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本人获得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执教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大批优秀地质人才，为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华仁民著的《徐克勤传(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详尽地记录了徐克勤的生活历程和学术成就，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位优秀的中国地质科学家的真实人生。徐克勤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我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时代，因此，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那些不平凡的岁月里，中国地质学界尤其是矿床地质学界的奋斗、成长与进步的历史。
华仁民著的《徐克勤传(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客观、全面、完整地记录我国著名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徐克勤为地质科学和教育辛勤耕耘的一生经历，总结徐克勤院士的学术成就，弘扬他敏于思考、勤于探索、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的学术作风和工作态度，彰显他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为年轻学子提供学习楷模，并激励他们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