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屏主编的《记忆之中的定格(合肥文字)》是“合肥文字”系列丛书的第二部，这部多人散文集，分为日常合肥、平原的主角、抹不去的岁月、阳春时节咱去“撮”、为自己去旅行五辑，收有合肥著名作家许春樵、苏北、赵宏兴等人的描写记忆里的合肥的散文作品，他们用朴素的文字，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动情地记录了自己对合肥的感受、认识与记忆。

作为“合肥文字”系列丛书第二辑，《记忆之中的定格(合肥文字)》的关键词是“记忆”。这本书中作者最大的75岁，最小的25岁，年龄跨度50岁，他们笔下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是多维度的，既有色彩也有温度，还有深度和厚度，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光。

本书由刘政屏主编。

日常合肥

 许春樵：合肥的汽车记忆

 苏北：无病呻吟，或多愁善感

 程耀恺：日常合肥(外一篇)

 赵宏兴：搬来搬去的城(外一篇)

 刘政屏：庐阳八景新说

 叶纯：从132到174(外一篇)

 孪海燕：我们合肥的山

 许若齐：油菜花开夕阳下

 李学军：家有后花园

 刘学升：书香合肥

 袁平：市井札记

平原的主角

 许辉：平原的主角

 孪学军：问“道”八公山

 王张应：对一块土地的忏悔

 马丽春：一张画的奇遇

 畅修文：青春是用来纪念的

 吴玲：读书杂忆

 刘学升：读书是福

 许若齐：杀猪饭

 杨立新：那些年，那些事

 刘爱克：费米悖论所映照的人类处境

抹不去的岁月

 胡竹峰：两先生

 常河：潘先生

 章玉政：送别先生

 赵昂：半个馒头

 畅立新：我奶奶(外二篇)

 李海燕：爸爸是平型关战役的机枪手

 市桐：我爸是文青(外二篇)

 王维红：父亲与书

 姚云：清明一地

 叶纯：抹不去的岁月

 董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阿兰：黄太太

 畅修文：女孩嘟嘟

阳春时节咱去“撮”

 许若齐：“撮”在撮镇

 苏北：到袁姐家去

 刘政屏：初春下乡

 木桐：回老屋

 王维红：去撮镇“撮”一顿

 李海燕：春天到撮镇去撒野

 董静：阳春时节咱去“撮”

 袁平：撮镇袁后郢

为自己去旅行

 苏北：徽州纪行

 姚云：春风十里不抵此言

 木桐：在查济

 阿兰：新安江清清我心(外一篇)

 薄其红：台湾人，海峡情

 吴玲：农庄半日(外二篇)

 王青：禾泉草木记

 杨修文：庄主

 刘学升：涂山怀古

 董静：奔跑吧，禾泉小黑猪

 姚云：为自己去旅行

 王维红：在天堂里发呆

许春樵

合肥的汽车记忆

如今，我们的居所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小区里的某个固定的门牌号码，汽车会把我们带往地图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并驻扎下来。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的朋友告诉我，许多有车一族晚上是睡在自己的小汽车里的，这时候，汽车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安全的临时居所。

前些天，我去4S店刚刚为自己的车做了首保。这是我的第二辆车，审美疲劳使我无法为这锃亮的钢铁造型找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定义。想来想去，汽车相当于十多年前家里装的一部电话、一台空调、一个大哥大，再往前一二十年，就是一台电风扇，或老家乡下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现在，如果上午九点从合肥站坐上动车，两个小时就到武汉了。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了，在合肥一家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收拾好行李后，早上六点半从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上了公共汽车，到合肥已是晚上九点多，足足开了十五个多小时，汽车途经湖北英山、河南信阳和固始，由霍邱进入安徽境内。天很热，残破的公共汽车里没有空调，比车更破的道路上扬起的源源不断的灰尘卷进车窗内，人窒息得半死。在大西门三里庵附近一处两边生长着蔬菜的路边下车后，我拎着一卷简单的行李要去投奔在这里工作的弟弟，可半个多小时没等到一辆公交车，偶尔有行人路过，都说这里有些偏，没车了，后来在寥落而暗淡的灯光下过来了一辆摩托车，问去绩溪路省外贸宿舍二区多少钱，摩托车手说：四块，不还价！

坐公交只要两毛，二十倍的天价。已是夜里十点多钟，公交早停了，自行车都很少见，又饿又累的我，一咬牙，任宰了。

那一刻，我最尖锐的感受是：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鬼地方读书？有朝一日，要是时来运转能发财，一定要买一辆摩托车。

那一刻，再天才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自己能买汽车。

可买摩托车的痴心妄想也很快就熄灭了。

我的工资加编辑费每月有两百多，而一般单位只有一百多。我拿着两百多的高薪还是买不起摩托车，普通踏板“铃木”50轻骑要六千多，好一点的摩托要一万多，所以我在合肥前两年置办的最贵重的家产就是四百八十多块钱一辆的变速自行车，三个月后被偷，其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一段时间里，只要见了街上相同的自行车，总觉得那是我被偷的车，总想拽住盘问审查购车发票。这种感觉很不真实，于是花八十多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

报社印刷厂在遥远的姚公庙，编校合一的我们统一打黄面的去印刷厂校对，一些兄弟报社的同人们会羡慕地说：“还是你们有钱，坐出租车去校对，太牛了！”  在全民骑自行车的时代，坐汽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在合肥打黄面的是相当体面的，能坐上黄面的跟如今坐上“奔驰”“宝马”的表情是一样的。经常在酒店门口见到头发涤亮的暴发户从安全系数较低的黄面的里跳下来，神情很优越，他们在酒桌上也会有意无意地说：“车太难打了！”说这话强调的不是车难打，而是打车这件事。其实那时候车并不难打，不是车少，而是打不起。如果打一次黄面的花去八块钱的话，等于损失了十来碗面条，二十多斤砀山梨，三十几个土鸡蛋。

一个飘着细雪的周末，我和报社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到肥东的一个朋友家喝酒，喝完酒已是漫天大雪，路太滑，车闸失灵，回来的路上，几个人前仆后继地摔倒在地，倒地后还在地上赖上一会，以恢复筋骨。好在那年月路上汽车很少，加上夜深人静，所以不存在死于非命的危险。记得回到宿舍已是十二点多钟。第二天在报社办公室里，我反省这件事时总结说：我们应该合伙打面的回来，将自行车放在面的后面。有同事说：一辆面的不够，两辆太浪费。从肥东到合肥打车每辆二十块钱，雪天二十五。一个酒没完全清醒的同事说：什么时候我自己买一辆汽车开着出去喝酒。办公室里所有人也包括我，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就都笑了起来。

汽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一辆普通的“尼桑”“蓝鸟”轿车在当时的合肥值两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再好一点的车，如高配的“凌志”“别克”“奥迪”等就可以盖一幢普通的宿舍楼和两所希望小学。所以说领导干部屁股下面坐一幢楼一点都不夸张。在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一代人中，当官除了为人民服务外，很大程度上是能坐上专用的小汽车。多少官场弟兄为了能熬到配上小汽车的级别和职务，头发大面积脱落，心血如啤酒一样被岁月耗尽。一九九四年我被组织上任命为一家出版社的副社长，社里有好几辆汽车，其中一辆“丰田”面包和“三菱”轿车最初我是常用的，出入行走，以汽车代步，不少同学都眼红，说我终于“享受腐败”了。回来一想，我也就真的觉得此事很严重，而且确有腐败嫌疑，于是除了公务，从不动用单位的车，平时上下班跟同事们一道骑自行车。动用公家汽车在我那时候的意识中，不是动用交通工具，而是动摇了一种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许多年后，旧事重提，酒桌上又有同学说我那样做很滑稽很幽默。我哑口无言。其实，汽车的性质一直没变，而是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变了。

如今，汽车已走下神坛，高贵的意义也被消解，同时被损耗掉的还有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我居住的小区里一位批发烟酒的小伙子买了一辆“凯越”，他说平时自己玩，偶尔给租赁公司出租，一年能挣回两三万。乡下表侄在百脑汇电脑城租了一个摊位，那天电话里听说我要从北戴河回来，他主动问我：“要不要我开车去车站接你？”我问什么车，他说是红色“铃木”雨燕，我说：“你爸爸在乡下开手扶拖拉机，你都开上小汽车了。”他谦虚地说：“如今城里小汽车跟乡下拖拉机是一样的。”

P3-5

作为“合肥文字”系列丛书第二辑，《记忆之中的定格》的关键词是“记忆”。其作者最大的75岁，最小的25岁，年龄跨度50岁，这样的年龄结构无疑丰富了记忆的内涵。

应该说，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他们对于合肥都是充满感情的，他们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是多角度的，有色彩也有温度，相信了解和不了解这座城市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

阅读的记忆，既有可能是对一篇文字、一部作品的感动和感悟，也有可能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回顾和回味，无论是回首还是发散，都是对读书的一种眷恋和沉醉。

先人、父母、恩师、朋友，都是我们内心温暖的源泉，一些交集、一些细节、一些话语，总在心里，总也忘不了，这样的记忆，鲜活而生动。

旅游现在很流行，但同样是花了钱和时间的旅游，所收获的，差别会太多。相比走马观花，用心去看去记，应该更有意义。

我们的人生，或者平庸，或者单调，但我们的记忆里，最能打动人的，一定是那些最真切独特的部分。而这本书就是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奉献给大家，和有缘的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