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说，要珍惜，詹周氏快90岁了，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媒体人。这算激励还是抚慰？没任何意义。我估计连主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她，无非是在哪里翻档案，看到了民国三大奇案，发现这三个案子，百十来号人，好像就詹周氏还活着。盯着民国时期的影印照她突发奇想，如果这周末把我派过去，拍一张她90岁的样子，彩色数码的，贴在她30岁的黑白照片旁边，一定很有趣。
可是这对我很无趣，上海到大丰农场来回600公里，主编只批我500块经费，况且两地不通火车，早上一班从人民广场出发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从那边再折回来。主编提醒我，千万别误点，那就是个农场，可能连招待所都没有。
用不着她提醒，还没出发我就急着赶回程车了。坐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睡到睡不着的时候，我翻出民国三大案，试着做点功课。但我很快就被另两个奇案吸引了，回头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儿呢？也许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让最初的那个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12点多才到，下了车照着地址坐两站区间公交。好像农场都这样，街名地名都是按数字排的，5号门47街区518栋3楼36中门，不在这儿待个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5号门和6号门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门前，我弄平衣领才按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问我找谁。我说詹周氏。
“没姓詹的，”她说，“找错了。”
是弄错了？我下楼给主编打电话，我说詹周氏原名叫什么？
“不是詹周氏吗？”她说。
“那是民国的叫法，她嫁给了一个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
“让我想想，”电话那边停顿了一阵，思考过后她告诉我，“她应该姓周。”
“对的，”我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样停顿一会儿，“还有吗？”
“还不够吗，你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还不够吗？”
她说了两遍还不够吗，那一定是够了。可是再上楼还是不对。还是中年女人开的门，我说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她摇头，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个专门搜集老太太的变态。就在她怀疑的时刻，我又问了一句蠢话，我说：“那你们家有老太太吗？”
这次连头都没摇，直接把我关在门外。下楼再跟主编确认，这回是确认地址，没问题，5，47，518，3，36，这五个数一个都没错。说着说着她突然转换话题，让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怀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没去。”
“我在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36中门。”
我重新上楼，再次敲开门，这次没再打听，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给她看。“你母亲今年87岁，这是你母亲30岁的样子。”
她有些犹豫，端详了半天，没理会我，转身冲房间说：“妈，外面有个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让我等，但依然把我关在门外，门再开启，是一个拄拐的老人站在门边。她用普通话问我是找她吗。我一时谎神，脑子里将她此时的样子和照片对不上号。除了衰老，她过于瘦小了，看起来一米五出头，也就七十来斤。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她现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风华正茂时该有多高。她又问我一遍，我从哪里来，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认一下：“您是詹周氏吗？”
我没想到她反应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开了。看她瞪着眼睛，嘴唇发抖，弄得我还有些愧疚。我冲她微微点头表示歉意。平复过后，她说起了上海话，问我是不是上海来的。她的上海话有种很奇怪的腔调，像老酒陈酿，弄得我一时接不住，只是点点头。她邀请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明白了，这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话，她五十多年前就离开上海，没回去过，不知道上海人现在怎么讲话。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纪，她把上海话也封存在大丰农场，难得拿出来讲一回。
她女儿听说我是从老家来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净水果端上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她把兄弟姐妹都叫过来聚一聚。
“他们都在农场吗？”
“是啊，都住得不远。”
确实不远，不出20分钟，就进来七八个拎着鸡鸭鱼肉的中年男女。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画面，这些接到消息的儿女们，一个个撂下电话，就从1号门2号门3号门走出来。这令我有些无措，我说还要赶晚班车，不能等晚饭了。
“那我们一会儿就吃。”她的某个儿子说，之后冲着厨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锅，有什么下什么！”
好一阵詹周氏没说话，倚在沙发一边端详我，似乎怀疑我是哪个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递过去。她不识字，她女儿接过来读给她，大声说人家是《泰来报》的记者。
我补充道：“我们报社20世纪40年代报道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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