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著刘声远主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选中短篇小说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争议作品的代表作，包括卢新华的《伤痕》、金河的《重逢》、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五部名家名篇。　　

“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4本，全部为小说作品。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张贤亮著刘声远主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为其中一册。

壹 伤 痕

 伤 痕 卢新华

 重 逢 金 河

 晚霞消失的时候 礼 平

贰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唯物论启示录》之一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古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

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我知道，我一刹那间的感觉之中，压缩了人类亘古以来的经验。

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芦苇在路边沙沙作响。路边的排水沟里潺潺地流淌着清水，一碧到底，如山泉，如小溪。两三寸长的小鲫鱼一群群地聚在沟边绿茸茸的水草底下，时不时露出它们黑色的小脊背，或如点点光斑那样闪现出它们银色的小肚皮。四处是黄色的阳光，空间既广袤又沉寂。温顺的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像两条凹下去的铁轨。我在路当中走着，脚步既滞重又轻盈。一会儿，脚下的浮土缓缓地腾空而起，像清晨的雾气，使一切都变得迷蒙而柔软。我仍然沿着车辙朝前走。感觉到我有奇异的视力，能透过浓密的黄尘看到我意识下面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了一只猫：灰色的，夹着白色的条纹。它弓着背警惕地站在前面，前腿和后腿分别跨在车辙两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好像随时都想逃跑。

那是“我们”丢失的猫，我知道。

忽然，猫不见了，像影子一般消失了。

梦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我又看见了排水沟里游着四只鸭子。从它们的脖颈和撅起的尾巴上，我能断定其中有两只母鸭。它们和猫一样，也是灰色的，翅膀中杂着白色的羽毛。它们静悄悄地游着，沿排水沟溯流而上，似乎有意要把我引到感觉记忆的深处。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它们后面。但它们在一片芦苇茂密的水洼中，摆了摆屁股，兜了一个圈子，却顺着洄流钻入了草丛。

我仍然在如雾似的黄尘中向前走。我吃力地拔着滞重的两腿，却又走得非常轻盈，如一只顶着风飞翔的鸟儿。

走过了水洼，鸭子又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了。但那不是四只大鸭，而是四只小鸭。通体金色的绒毛，在黄色的尘雾中它们好似会渐渐地溶化，会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之中。然而，它们确实在欢快地游着，一面游还一面歪着小脑袋傻乎乎地看着我。那向上弯曲的嘴角好像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我忽然意识到，刚刚见到的四只大鸭就是“我们”原来丢失掉的鸭子。这四只小鸭正是它们雏期的模样。

时间在向回倒流。那么我会不会恢复到那个时期，即使是在梦中？

于是，我在时间中振臂向回游去，想去追寻那失去的影子……

可是，我的梦每次都到此中断，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是一种梦中之梦。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那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

太阳重又升了起来，蛾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否还活着。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梦用笔来补充、续接出来？真实地、坦率地、有条理地、清晰地记录下那失去的过去？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怎么能用观念中的道德来判断和评价生命的感觉？至于理智，亚里斯多德早就说过：“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蛾子死去了，谁也不会为它生命如此短促负责，那么，谁又有权利指责它飞旋的弧度和途径？

阳光直射着我，光芒好似穿进了我的肺腑，又好像是我在金色的光中浮起，离开了这喧闹的尘世。我趁我获得了这种心境，一种坦然的出世的心境，赶紧一跃而起，奋笔疾书。我知道，如果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又会改变我这个主意。

P170-17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茁壮成长却又多灾多难的“十七年”文学、“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文革”十年文学，以及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的新时期文学。

由于多年来的极“左”政冶，中国的文学界向来都是重灾区，作家们动辄得咎，被批判被放逐被关压甚至丢了性命：在“舆论一律”意识形态的禁锢中，文学创作受制于种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很难产生具有丰富历史含量和现实冲击力的优秀作品。1979年1O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和新生。新锐作家、“归来的一代”作家、知青作家等纷纷亮相，各擅胜场，反响强烈的作品井喷般涌现。新时期的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描画了色彩斑斓而又风格多样的图画。新时期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是继“五四”之后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文学观念从单一走向多元，文学思潮从封闭走向开放，文学创作从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走向对“人”的回归。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出现了大量的引发争议的作品。

这些争议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之争、口号之争或“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批判，而是逐渐走向了理性的、客观的、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分析和探讨。争议虽然是面对具体的文本，但折射出的内容却超越了作品本身而涵盖了许多哲学、观念等层面的问题。这种争议强而有力地推动了创作，使新时期的文学更加繁荣、进步。

在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中，80年代是最活跃最激烈的，90年代及其以后则渐趋冷静。这是因为，刚刚从“文革”的黑暗中走出来的作家，满腔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思考，如同开闸的洪水奔腾飞溅，势不可挡。各种新思维、新观念发生碰撞和交锋，各种新写法、新叙事频繁发生又频繁更替。为了使争议作品更具“含金量”，我们在编选时，将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争议作品，(即中国现代文学争议作品书系·卷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卷五《红蝗》)。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争议作品出发的，其实就整个文学形态而言也不无道理。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有类似的表述：“无疑，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态的。我们大致可以1985年为界把它划成两个阶段。1 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热的文化热。”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及其争议作品，政治的投影还是很浓重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但从理性上而且更多的是从情感上对”文革”进行坚决的否定。正因为此，文学一起步就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强烈的艺术追求，其中既有对“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的对接，同时又有所发展。作家们真诚地面对生活，向历史的纵深推进，对尖锐的现实不再回避，文学书写的勇气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与此同时，作家们的创作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对“人”的关注和探究。此间的文学争议集中在对“文革”及之前极“左”政治笼罩下的生活进行揭露与反思、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爱情与婚姻、人性与人道主义等。

1987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初啼，反响异常热烈，随之而来不同意见的争鸣也同样热烈。小说描写了“文革”中的中学生王哓华因造反派说她母亲是叛徒，便宣布与母亲决裂同时下乡到辽宁。后来得知母亲叛徒的罪名系“四人帮”所强加，于是悔愧交集。此时，备受身心摧残的母亲已病入膏肓，王晓华为了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乘火车赶回上海。可是当她赶到时母亲已经溘然长逝。批评的意见集中在人物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及细节的真实性上。其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空前的浩劫中，多少善良而无辜的人无端地遭受到人格的凌辱和践踏、身体的残酷迫害和心灵的痛苦煎熬，甚至死于非命：多少个原本幸福或安静的家庭突降天祸，妻离子散、残缺破碎。这也就是《伤痕》一经发表便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的原因，社会上也掀起了倾诉冤屈和创伤的强烈欲望。作品的典型价值在争议中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同。王晓华最终没有见到母亲并得到她的原谅，“伤痕”将永远留在主人公的心里，也将刻在历史的年轮中。小说对亲情、爱情、普通人喜怒哀乐这些长时间被限制和践踏的人间真情实感的书写，以及低沉、忧伤的调子，字里行间弥漫着透彻心扉的伤痛，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悲剧的先河。至于小说中王晓华为什么8年来对母亲的冤案毫无警觉等细节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通过争议，通过对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包括对细节真实的不懈追求等命题的辨析，则无论是对《伤痕》的作者，还是对正在厉兵秣马创作欲高涨的其他作家，也都是有益的。

伤痕文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一些作家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意识，思考着更为深广的历史和现实，于是继“伤痕文学”出现了“反思文学”新一轮的冲击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做正面描写的小说中，郑义的《枫》是影响较大的；就深度而言，金河的短篇小说《重逢》却格外引人注目。《重逢》把武斗做为了小说的背景，现实的场景是，“文革”结束不久，在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时，革命干部朱春信与当年曾在“保”他的武斗中伤人致死的红卫兵叶辉，在公安局的预审室意外地重逢了。小说在往事的闪回与现实的对峙，在人物的对话与反思中，演绎了充满着悲剧意味的故事，刻画了令人深思的艺术形象。

到底谁应该受到审判?是红卫兵叶辉，还是革命干部朱春信?小说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此。叶辉是怀着崇高而神圣的信仰参加包括武斗在内的“文化

王元化首先指出：“《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其他一些受批评的小说不同，它不属于浅薄、庸俗的那一种，相反，它贯穿了某种哲理，展现了一种似乎是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是值得作深入的分析的。”王元化从四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批评，侧重于哲学层面的分析。其一是关于“文明和野蛮，道德和历史”，其二是关于“阶级性和个性”，其三是关于“爱与恨，情与理”，最后是关于“人和神”。王元化的文章涉及到了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好事与坏事的关系、道德能不能解释历史、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阶级的本质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宽容与仇视、情与理、心灵与头脑、宗教与艺术、爱情与婚姻等等，一系列人生哲学或处世哲学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晚霞消失的时候》虽然存在着细节真实和思想大于艺术等不足，但小说弥漫的哲理思辨的光彩却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喜爱。面对王元化的批评，小说作者礼平写了文章，谈了小说创作的初衷，也回答、反驳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刚刚从封闭和禁锢中醒来，面对这些陌生的形而上的人生命题，有一种久蛰寒冬后初沐春风的感觉，新鲜而刺激。《晚霞消失的时候》及其争论，对于读者关于人生价值的认识产生了启迪和深化的作用。就是到了今天，小说的思辨之美和形象之美、对其争论的启蒙之美和理性之美，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在1985年前的新时期文学中，就反响的强烈和争议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当首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了。我们这个民族是讲究礼义和注重含蓄的，一些人将这一文化传统无限放大，于是把性等同于淫秽、淫乱，把性的文学反映视为洪水猛兽，围剿堵截，使其无立锥之地，人们谈性色变。这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没有改变，在十年“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人人避而远之。张贤亮在新时期伊始就以极大的勇气，对这一壁垒森然的文学禁区进行挑战。小说发表之后，一些持保守观念的批评者自然是看不惯，他们将其定性为“性文学”，较为温和的看法也认为性的描写过于泛滥而缺乏节制。然而，多数论者都指出，作者突破题材禁区，真诚而直率地面对性话语，并将其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人性诉求有机地融合，态度是严肃的，探索是有价值的。通过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涉性的争议，对于不断地；中破各种文学禁区，对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与性有关的文学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令人深思的是，8年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曾一度遭禁，直到近年来才得以重新面世。可见对这一话语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而将继续下去。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小说刨作相当活跃，呈现了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由于新旧时代的急剧嬗变更替，各种思潮和观念的不断涌现和碰撞，对作品的看法自然难以“一律”，争议随之出现，使中国的当代文学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争议的过程中，虽然一些观点如简单“阶级论”的延续等，都还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整体的表现却是理性而积极的，促进了文学理论的“拨乱反正”、活跃发展，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

刘声远

2013年5月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张贤亮

天赋就像深藏在岩石底下的宝石，没艰苦的发掘，精心的雕琢，它自己不会发出光彩来。

——张洁

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

——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