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陶鲁笳在担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十二年时间里学习、研究过的毛泽东讲话、谈话、指导工作纪实。在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并共同工作的基础上实力还原那个有血有肉的开国领袖。
陶鲁笳著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书中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作者依据十多年间的现场笔录和山西省委保存的档案,把毛当年讲到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看看当年毛泽东是怎么带领手下的,这书是乌烟瘴气中的一股清流,比《人民的名义》更真实的官场生活,必然能与众不同、脱颖而出。
陶鲁笳著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在时间上涵盖的历史跨度是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这12年零8个月,按内容,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毛主席言传身教。作者通过描述真实事例,告诉大家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毛主席。
第二类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观点、新思路,告诉读者毛主席为何伟大。
第三类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作者依据十多年间的现场笔录和山西省委保存的档案,力图把毛主席当年讲到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理论工作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衰退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我们说,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即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可是现在他们不要了。省委第一书记不要光搞实际,九分搞实际,有一分还要搞理论嘛!实际固然要,理论更重要。他们抛弃了列宁主义学说,我们中国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指赫鲁晓夫),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人头脑发昏。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我在电话里就跟他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给我们当省委第一书记的敲了一下警钟。如果你工作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就翘尾巴,你总有一天也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利令智昏的。
毛主席还说,苏共“二十大”一来,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非常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做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那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非常拥护的。这就是不道德嘛!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对全世界所有头脑发昏的共产党人是一服很好的清醒剂。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起进攻。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采取整风的方式,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派的斗争。毛主席在1957年7月青岛会议上,号召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这场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毛主席就是这样教我们省委第一书记在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上,要有如此大的气魄,要看得见,抓得起。
实际上,半年之前,即在1957年1月那次会议上,毛主席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就曾明确指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P3-5)
1993年12月,我曾把1990年以后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毛主席的文章,辑成一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作为一瓣心香,献给毛主席百年华诞,聊寄对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现在,我把近两年新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又将前书中的文章做了些重要修改,编辑到一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里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地教导我们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以开卷篇“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的题目做书名,当会更准确、鲜明地反映全书的主题。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和实践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不停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在这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取得过伟大胜利,也经受过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败。对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是完全拥护的。
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在他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仍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人们深情地思念毛主席。越来越多的人,把怀念和敬仰之情,变成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中国、在世界,正出现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在我国毛泽东研究的科学园地里,更是一片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不仅有许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从事专门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干部、IA.、农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加入研究毛泽东的行列。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学术研究趋势日益繁荣。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人们在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得出相同或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学术观点的多样性,是应当允许而无须大惊小怪的。要求学术研究的结论干篇一律,只能使人们思想僵化,不利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凡能冠以“科学”的研究,必须根据真实有据的史料,而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依据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因此,重要的是掌握真实可靠的史料。正是为了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我把同毛主席接触的往事,——回忆起来,写成文章,编成书,献给读者。
吾生也晚。我没有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在石家庄入党后,我就吩着去延安面聆毛主席教诲,因工作原因未能如愿。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没有机会去延安,夙愿也没能实现。直到1949年4月,我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年我32岁。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我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40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最难忘的是1957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我因事迟到了,走进餐厅时,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我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我,我便坐到他身边。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我右边。他似乎发现我有些紧张,就边说笑,边为我夹菜。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回想起来,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毛主席逝世以后,当年那些最美好的记忆化作汇聚心头、无法排遣的不尽思念。
1990年以后,我陆续把这绵绵思念一段段理出来,述诸笔端,整理成回忆文章。但我并非对往事简单追述。我像学生咀嚼、消化老师讲过的课那样,对往事的每个细节,都认真地再思考、再体会,并努力把自己的新感悟、新体会,表述到文章里。收入本书的文章,除《毛主席畅谈“四面八方”》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以外,其他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所有的这些文章,主要是依据我听毛主席谈话、讲话的个人笔录整理而成的。
本书在时间上涵盖的历史跨度是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这12年零8个月。按内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毛主席言传身教,生动地体现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他那独特、卓越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与学风、文风。我尽量通过描述具体事例,使读者从中得到具体的感受。第二类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与探索中,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现在看来,当年毛主席是要探索一条不照搬苏联模式而又胜于苏联的中国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客观实际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如何看待这些曲折和失误?我认为,科学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中我们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就把一切都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应当看到,在那段历史中,还是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值得珍视的,它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明天的中国还是有益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而后又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书正是想通过历史回顾,使人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所帮助。
书中第三类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我依据十多年间的现场笔录和山西省委保存的档案,力图把毛主席当年讲到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这本小书,若能给研究毛泽东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真实史料,我就很满意了。当然,即使是史料性的文章,也不能不反映作者的观点,而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思想水平所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拙作《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出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一封封读者来信送到我的案头。这里,有往昔友人的关心,也有不少素昧平生的朋友的厚爱。他们当中,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不少青年人。他们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信中表达出一个其同的心愿:渴望更多看到有关毛主席的真实史料。对于我把接触毛主席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他们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许。信中,无论是鼓励、建议,还是切磋、指正,字里行间都透出真诚率直,令我十分感动。借此机会,谨向这些关心爱护我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一位自称“晚辈共产党人”的四川青年,说他把那本书通读了八遍还说看了书中文章,联系现实进行了钻研比较,对书中所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本书对有志献身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大业的中青年共产党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读过这些读者来信,深深感到,像我这样接触过毛主席的老同志,把接触毛主席的往事写出来,把自己心中的毛主席写出来,是一种历史的责任,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在继续写回忆文章的同时,对已发表的,作了新的补充、订正和重要修改。在全书结构和编排上,把有利于突出“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一主题的文章放在前边,按发表的先后编排;把另外几篇有关文章放在后边;把前书序言附在后边,以反映这本书与《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之间的关系。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向曾在百忙中为《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撰写序言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同志,为出版本书自始至终给予我诸多支持和帮助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刘贯文同志曾自始至终协助我写作,艾炜、冯东书、李约翰、王春明、赵海望、阎香明、刘铮等同志和《党史文汇》编辑部诸同志、山西省档案局诸同志,曾在写作过程中给予过各种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