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在场”或“在场的缺席”,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随心所欲、随时切换“在场”或“不在场”的开关,凭借这个开关,我们似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社交、在各种虚拟空间穿行的自由,但是,这真的是一种新“自由”吗?对“在场”的交谈的逃避,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之后,雪莉·特克尔著作《重拾交谈(精)》一书,再次发出了数字时代“重拾交谈”的呼唤。她告诉我们,没有交谈,我们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满足感都会减弱,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密。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社交的便利却又因此产生了更深的焦虑与孤独时,这样的呼唤来得正是时候。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科技包围的世界,我们时刻都在交流。为了“永远在线”,我们牺牲了面对面的交谈。我们彼此背离,却去亲近手机,我们的心永远都在别处。若要感同身受,要成长,要爱人与被爱,要获得衡量自己或他人的能力,要完全了解并融入周围的世界,我们必须交谈。交谈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我们因为对科技的热情而远离面对面的交谈。不过,事实证明,在教育领域,交谈是最佳的沟通方式;在工作场合,交谈有利于公司的盈利。
远离交谈的代价随处可见。在饭桌旁,孩子们要和手机争夺父母的注意力;朋友们学会了新的策略,知道当身边的人每每查看手机时该如何让交谈继续下去;在工作岗位上,我们退隐在自己的电脑前,忘记了正是饮水机旁的交谈才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会在网上分享他人认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回避真实冲突、回避公共场合面对面解决问题的策略。我们时刻在线,把独自一人看成是科技应该解决的问题。独处和自省时的自我交谈已濒临灭绝。
现在我们正处于危急的时刻,但好在我们是有适应性的。当我们为自己和孩子提供交谈空间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了解彼此以及周围的人,也可能重新发现自我。通过多年的研究,《重拾交谈(精)》作者雪莉·特克尔提出了支持交谈的理由。科技影响了我们的同理心,而同理心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我们可以抓住时机:交谈就在那里,等待我们重拾。数字社会的人际关系日渐疏离,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
第一篇 以交谈之名
数字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对话?
第1章 同理心日记 数字时代“寂静的春天”
第2章 远离交谈 开启一场交谈为何更难
第二篇 一把椅子
独处与自省
第3章 独处 学会独处才不会孤独
第4章 自省 自省的定义变窄了
第三篇 两把椅子
亲情、友情与爱情
第5章 亲情 “爸爸,别再搜索了!我想和你聊天。”
第6章 友情 被拉扯的同理心
第7章 爱情 是什么掩盖了亲密感的消失?
第四篇 三把椅子
教育和工作
第8章 教育 技术的引力到底多么难以抵抗?
第9章 工作 面对面交谈是最有力的武器
第五篇 前方的路
重拾交谈,前进两步再后退一步
第10章 公共领域 关于技术、隐私与民主的对话
第11章 时间的印记 过去和未来交汇成起点
第六篇 第四把椅子?
梭罗无法预见的空间
第12章 不再遗忘 在机器人时刻寻找自我
致谢
“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2013年12月,霍尔布鲁克中学的教务长联系到我,请我给学校的老师们做一次咨询。这所中学位于纽约州北部,学校的老师发现学生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干扰。那位教务长在邀请我时是这样说的:“学生们交友的方式似乎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中学里这种点头之交的情况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听说在其他学校年龄更大的学生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于是,我决定和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一起参加他们的一次研讨会。我随身带了个新笔记本,一个小时后在封面上写下了“同理心日记”。
之所以写下这几个字,是因为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们心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受过多年的教育,学生在同理心方面本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教务长阿瓦·里德说,她很少干预学生的社交活动,但最近她不得不出手了。在学校组织的一项社会活动中,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试图把一个同班同学排斥在外。里德把这个怠慢同学的七年级学生叫到她的办公室,问她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那个女孩没有太多要说的。
(那个七年级学生)回答时仿佛机器人一般,她说:“我对此没什么感觉。”她看不出那位受到排挤的同学受到了伤害。
这些孩子并不残忍,但他们的情感发育得并不健全。1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时,就像8岁大一样,他们排挤他人的做法是8岁大的孩子才会用的招数。他们似乎无法设身处地去为其他孩子着想。他们会对其他同学说:“你不可以和我们一起玩。”
他们在学校本应该学会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倾听彼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很喜欢应用各种教育技术,不过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他们遵循的是预警原则:“在发现伤害的迹象,而非伤害的证据时,就要展开行动。”老师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伤害的迹象,让孩子们在课堂上直接交谈是很困难的。让孩子们来直接面对教员也很困难。其中一位老师发现:“(学生们)坐在食堂,眼睛看着手机。他们说话时,分享的也是在手机上看到的信息。”这是新式交谈吗?如果是,这可没有起到以往交谈的效果。正如这些老师发现的,原始的谈话方式能够教会我们同理心。这些学生对彼此的了解似乎很浅。
霍尔布鲁克中学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一直研究孩子在科技文化中的成长情况。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有几家学校尝试在教室中为学生配备个人电脑,或是建立专用的电脑实验室。现在,学生们都带着自己或学校发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学,我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一开始,我发现学生会利用数字世界变换自己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孩子们把简单的编程作为一种表达媒介。一个13岁的少年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图像世界,他说:“用计算机编程,就是把你大脑的一小部分放进电脑里,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后来,个人电脑成为网络游戏的门户,孩子们开始通过化身为虚拟人物尝试新的身份。随着新游戏和新电脑的不断涌现,细节也不断改变,但本质却依然如初:虚拟世界是一个自我探索的空间。
此外,还有一点未发生改变,围绕在孩子和机器旁边的大人一直颇为焦虑。从一开始,老师和家长就担心电脑的吸引力过于强大。他们忧心地看着沉浸在游戏中的孩子。这些孩子忘记了身边的人,宁愿长时间待在虚拟世界中。
对于这样一个避难所,一名16岁的少年说:“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事情都是无法预知的,那么在电脑上凡事都可以预测。”然而,编程世界可以充满刺激,但它也为一种被称作“无摩擦”的经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里,不需要使用牛顿定律,虚拟世界中的物品想滑动就可以滑动,只要编好了程序,你也一样能做到。在虚拟世界,你会碰到极具挑衅性的对手,比如恶棍、巫师和他们的符咒。你心里明白最后绝对可以找到打败他们的方法,抑或是你战败而亡,随后又死而复生。即便你在虚拟世界中觉得有了掌控力,但当回到现实中时,仍然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他们似乎还是很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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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仿佛是新式的糖和脂肪,它们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果我们不加以限制,它们将会毁掉我们。雪莉·特克尔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拯救生活的原则——把面对面的交谈放在首位。这一启发式的原则真的十分管用。
——凯文·凯利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作者
雪莉·特克尔再次发出了数字时代“重拾交谈”的呼唤。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社交的便利却又因此产生了更深的焦虑与孤独时,这样的呼唤来得正是时候。
——彭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我们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动物,而社交媒体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交。我们被技术消音了,现在迫切需要重拾这样的认识:雄辩是廉价的,而交谈却是无价之宝。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凯文·凯利说,特克尔就是我们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正是通过交谈深入人心,深入自我的。特克尔这本书希望人们通过交谈,找回自我。
——姜奇平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
这个时代的谈话和沟通已经被手机重新定义了。在这样的语境中,如何重新构建起人类谈话的意义和价值感?特克尔带我们发现了人与机器共生中的更多可能性。
——王煜全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Frost & 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前哨栏目主讲人
没有外部刺激的独处,面对面的交流和对“无聊”的应对能力,将是这个时代的高手修炼的三项内功——如果你能不看手机,你应该以此为荣。
——万维钢 《精英日课》主讲人,《万万没想到》《智识分子》作者
雪莉·特克尔总能敏锐地看到在互联网三十年发展历程中数字文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并用柔软的笔触刺痛同样存在于你内心的忧虑。
——周逵 学者,《群体性孤独》译者,《非虚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