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楼赋
汤汤堂堂。汤汤堂堂。当顶的大路标赫赫宣布：“纽约三英里。”该有一面定音大铜鼓，直径十六英里，透着威胁和恫吓，从渐渐加紧、加强的快板撞起。汤堂倘汤。汤堂倘汤。F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主题。敲打乐的敲打敲打，大纽约的入城式锵锵铿铿，犹未过哈得孙河，四周的空气，已经震出心脏病来了。一千五百英里的东征，九个州的车尘，也闯过克利夫兰、匹兹堡、华盛顿、巴尔的摩，那紧张，那心悸，那种本世纪高速的神经战，总不像纽约这样凌人。比起来，台北是婴孩，华盛顿，是一支轻松的牧歌。纽约就不同，纽约是一只诡谲的蜘蛛，一匹贪婪无餍的食蚁兽，一盘纠纠缠缠敏感的千肢章鱼。进纽约，有一种向电脑挑战的意味。夜以继日，八百万人和同一个繁复的电脑斗智，胜的少，败的多，总是。
定音鼓的频率在加速，加强，扭紧我们每一条神经。这是本世纪心跳的节奏，科学制造的新的野蛮。纽约客的心脏是一块铁砧，任一千种敲打乐器敲打敲打。汤汤堂堂。敲打格什温的节奏敲打浪子的节奏敲打奥涅格雷霆的节奏敲打伯恩斯坦电子啊电子的节奏。八巷的税道上滚动几百万只车辆，纽约客，纽约客全患了时间的过敏症。驰近哈得孙河，车队咬着车队咬着车队的尾巴，机械的兽群争先恐后，抢噬每一块空隙每一秒钟。谁投下一块空隙，立刻闪出几条饿狼扑上去，眨眼间已经没有余尸。“林肯隧道”的阔大路牌，前顶而来。一时车群秩序大变。北上新英格兰的靠左，东去纽约的靠右，分成两股滚滚的车流。不久，我的白道奇，一星白沫，已经卷进交通的旋涡，循螺形的盘道，潜进哈得孙河底的大隧道了。一时车队首尾相衔，去车只见车尾红灯，来车射着白晃晃的首灯。红灯撞击着红灯冲击着浮沉的白灯白灯白灯。洞顶的无罩灯泡灯泡灯泡曳成一条光链子。两壁的方格子嵌瓷图案无始无终地向前延伸复延伸。半分钟后，闷闷的车声在洞里的闷闷回声，光之运动体的单调的运动，方格子图案的更单调的重复，开始发生一种催眠的作用。哈得孙河在上面流着，漂着各种吨位各种国籍的船舶船舶扬着不同的旌旗，但洞中不闻一声潺潺。汤堂倘汤。定音鼓仍然在撞着，在空中，在陆上，在水面，在水底。我们似乎在眼镜蛇的腹中梦游。虽然车行速度减为每小时四十英里，狭窄而单调的隧道中，反有晕眩的感觉。无处飘散，车尾排出的废气染污我们的肺叶。旋闭车窗，又感到窒息，似乎就要呕吐。迎面轰来的车队中，遇上一串高大而长的重载卡车，银色的铝车身充天塞地挤过来，首灯炯炯地探人肺腑，眼看就要撞上，呼啸中，庞伟的三十英尺全长，已经逆你的神经奔踹过去。
终于，一英里半长的林肯隧道到了尽头，开始倾斜向上。天光开处，我们蛇信一般吐出来，吐回白昼。大家吁一口气，把车窗重新旋开。五月的空气拂进来，但里面没有多少春天，闻不到新剪修的草香，听不到鸟的赞叹。因为两边升起的，是钢筋水泥的横断山脉，金属的悬崖，玻璃的绝壁。才发现已经进入曼哈顿市区。从四十街转进南北行的第五街，才半下午，摩天楼屏成的谷地，阴影已然在加深。车群在横断山麓下滔滔地流着。满谷车辆。遍岸行人。千幢的建筑物，棋盘格子的玻璃上反映着对岸建筑物的玻璃反映着更多的冷面建筑。因为这是纽约，陌生的脸孔拼成的最热闹的荒原。行人道上，肩相摩，踵相接，生理的距离不能再短，心理的距离不能再长。联邦的星条旗在绝壁上丛丛绽开。警笛的锐啸代替了鸣禽。人潮涨涨落落，在大公司的旋转门口吸进复吐出。保险掮客。商店的售货员。来自欧洲的外交官。来自印度的代表。然后是银发的贵妇人戴着斜插羽毛的女帽。然后是雌雄不辨的格林尼治村民和衣着不羁的学生。鬈发厚唇猿视眈眈的黑人。白肤淡发青睐了然的北欧后裔。须眉浓重的是拉丁移民。尽管如此，纽约仍是最冷漠的荒原，梦游于其上的游牧民族，谁也不认识谁。如果下一秒钟你忽然死去，你以为有一条街会停下来，有一只眼睛会因此流泪?如果，下一秒钟你忽然撞车，除了交通失事的统计表，什么也不会因此改变。
红灯炯炯地瞪住我们，另有一种催眠的意味。整条街的车全被那眼神震慑住了。刹车声后，是引擎相互呼应的喃喃，如群猫组成的诵经班。不同种族的淑女绅士淑女，颤颤巍巍，在灯光变换前簇拥着别人也被别人簇拥着越过大街，把街景烘托得异常国际。绿灯上时，我们右转，进入交通量较小的横街，找到一家停车库。一个臂刺青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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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散文、评论、翻译，是我一生写作的“四度空间”，可以呼应前进，也可以轮流互补，所以我的写作很少有什么“瓶颈”。最早奔赴我笔下的当然是诗，其次才是散文，两者相距约为十年。中国文学的传统常有“诗文双绝”之说，西方文学却少如此强调，prose常和verse对立，却不完全是指中文的“散文”，往往是指“小说”，而把“散文”，尤其是抒情的小品文，说成essay。开始我全心向诗，把散文只当作副产，所以把第一部散文集称为《左手的缪斯》。
两岸开放交流之后，大陆开始出版我的书，诗、文都有，但是我的文集似乎读者更多。大陆的媒体一致称我为诗人，一大原因是《乡愁》一诗不但进入了教科书，而且广被引证，甚至多人谱曲。但是像《听听那冷雨》和《我的四个假想敌》等散文同样遍被课本选用，也赢得评论家的肯定。近几年来，这情况几乎逆转，诗人之诗真的赢得广大的读者，在朗诵会上，《乡愁》以外的诗成为诵材的也渐多起来。
早年我自况“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将诗置于文上。后来散文成了气候，好评竞逾诗作，我对自己的诗文也同等看待，并说譬如双目，必须并用，才能看出立体的世界。更后来，我们夫妻游兴增高，行踪渐广，先是屡因参加国际笔会而去欧美，后则由于两岸交流频频，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回大陆讲学竞已多近七十次，所以散文作品之中游记渐多，据陈幸蕙统计，当已超过六十篇了。这数目，在我两百多篇的散文之中，所占比例约为四分之一。
游记不但是旅行经验的记录，也是所见所闻的知性整理；不但是感性的享受，好奇的满足，也是一种生动而活泼的自我修炼。所以真正的旅行家一定见多识广，心胸宽阔，不会用本乡本土的观念来衡量世界。说得高些，旅游甚至可以是一种比较文化学。有心人不但行前要做功课，对将游之地有所认识，不但身临异域要仔细观察，多留数据，并拍照片、记日记，而且回家之后还要消化数据以补走马看花之不足，好把囫囵的印象沉淀成思想。如果行前没有准备，当场草草张望，事后又不反省，则旅游不过是散心而已。
观光客不足以言游记。要写好游记，先得认真做个旅人。没有徐霞客的才学与毅力，怎写得出《徐霞客游记》?三十二年前在香港读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历代游记选》，不无心得，乃广搜中国古今的游记，详加研究。后来我一连写了四篇长文，依次是《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
游记的艺术首在把握感性，也就是恰如其分地表现感官经验，让读者身历其境，分享逼真的所谓“临场感”。这种场合不能避重就轻，用一些陈腔滥调打发过去。散文家能通过这一关的，其实不多。所谓散文家，大多善道人情世故，能够抒情、叙事、议论，但是要他们摹拟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往往就无法到位。因为此处需要一点诗才，是强求不得的。
游记需要捕捉感性，但也可以蕴含知性。游记的知性包括知识与思考：名胜的地理与人文，是知识；游后的感想，是思考。有知识而欠思考，只是一堆死数据。思考太多而知识不足，又会沦于空想。上乘的游记应将知识与思想配合抒情与叙事，自然而生动地汇人文章的流势里去：这就要靠结构的工夫了。苏轼的豪放与方苞的迂阔，用游记来印证，最有对照。拿《石钟山记》和《游雁荡山记》来对比分析，当知吾意。
游记有别于地方志或观光手册，全在文中有“我”，有一个元气充沛的行者走动在山水或文物之间。这个“我”观察犀利，知识丰富，想象高超，读者跟随着他，感若同游。地方志或导游手册是静态，游记才有动感。《后赤壁赋》里，若换了竟是二客奋勇攀登而“盖予不能从焉”，我们就不想读下去了吧。
我这本游记选集，涵盖的地区包括欧洲(七篇)、美国(四篇)、泰国(二篇)、大陆(一篇)、台湾(四篇)。其实书中的游记共为二十二篇，有几篇所述游迹甚广，不限于一国一区而已。亲爱的读者，请让我做你的导游。
二○一四年六月于左岸
附注：陈幸蕙在二○一○年由尔雅出版社印行的《悦读余光中(游记文学卷)》，对我的一生游记论析精当，大可参考。
《古堡与黑塔》为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的游记精选集，文风优美，融才情、学识、哲思于一体。在每一篇文字中，都深藏着一个元气充沛的行者走动在山水或文物之间，他观察犀利，知识丰富，想象高超，读者跟随叙述，感若同游。
游记不但是旅行经验的记录，也是所见所闻的知性整理；不但是感性的享受，好奇的满足，也是一种生动而活泼的自我修炼。所以真正的旅行家一定见多识广，心胸宽阔，不会用本乡本土的观念来衡量世界。说得高些，旅游甚至可以是一种比较文化学。余光中先生的《古堡与黑塔》这本游记选集，涵盖的地区包括欧洲(七篇)、美国(四篇)、泰国(二篇)、大陆(一篇)、台湾(四篇)。其实书中的游记共为二十二篇，有几篇所述游迹甚广，不限于一国一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