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河大桥》是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1912—1994)于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小说。

在众多以二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它是一部颇具独特性的书。首先，小说描述的不是二战期间敌我双方在沙场兵戎相见、弹雨纷飞的场景，而是英军战俘在泰国为日军修建缅泰铁路线上的桂河大桥的故事。皮埃尔·布尔试图通过小说主人公来展现二次大战中另一场精神层面的战争：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人道与非人道的对立，并以桂河大桥的成功建造，来显示西方人的文明程度、技术水平和优越性。他按自己不合常情的逻辑，赋予尼科尔森上校以英雄的色彩，把这个人物坚守的原则推向了极致。

皮埃尔·布尔所著的《桂河大桥》是奥斯卡电影大奖原著小说，影评曾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七项大奖作品。

小说二战期间，向日军投降的英国军官尼科尔森在日军威逼下，率领部下修建缅泰铁路线上的桂河大桥，为入侵印度作准备。

一开始消极怠工、暗中破坏的英军战俘，在尼科尔森上校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发挥聪明才智，在非人的条件下艰苦顽强地工作，终于如期建成了桂河大桥。此时，英国军方为炸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桂河大桥，派遣了一个特遣部队深入战区，等待铁路桥竣工后立即炸毁，切断这条对日军极为重要的交通命脉。

通车的前一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桂河水位下降，特遗部队藏在水下的炸药和电线暴露，被最后一次到大桥上视察的尼科尔森上校发现，他无法容忍任何人毁掉他引以为豪的大桥，竟然向日军报告，并与特遣部队展开搏斗……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翻译后记

一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只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而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和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一名俘虏，和五百名被日本人带到桂河战俘营的不幸者一样，和六万名被日本人分成几个大队集结于世界上最不开化的地区——缅甸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修筑连接孟加拉湾和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一样。克利普顿有时对自己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时承认这个观点完全违情悖理，要求大大地超越表象。要采纳它，尤其需要否认表露大和魂的推推搡搡，用枪托殴打和其他更危险的粗暴行为，以及尼科尔森上校为确认大不列颠人的优越最喜爱使用的武器——大力显示尊严——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此刻克利普顿忍不住作出这个判断，他的长官的表现令他怒火填膺，在抽象和热切的追根溯源中，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番寻觅总导致同一个结论，即构成尼科尔森上校个性的全部特征(他搜集的这些数量可观的特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富于责任感，眷念先祖遗风，尊重权威，念念不忘纪律，喜欢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最恰当不过地浓缩在一个字眼里：附庸风雅。在狂热探究的期间，他认为上校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是附庸风雅的军人的完美典型。该典型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经过长期的综合缓慢形成并日臻成熟的，传统保存了这一类人。

此外，克利普顿生性客观，具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难得的禀赋。他的结论稍稍平息了上校的某些姿态在他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他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宽容，几乎动了感情，承认上校品德高尚。他承认，倘若这些品德为附庸风雅者所特有，那么照此逻辑稍作推演，很可能必须把最美好的情感归入同一类别，并最终在母爱中辨识出附庸风雅在世上最光彩夺目的表现。

尼科尔森上校对纪律的重视以往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是出了名的，一九四二年马来亚遭到入侵后，这一点在新加坡溃败时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最高指挥部下达放下武器的命令后，他团里的一群年轻军官制定了一项抵达海岸、抢一只小船驶往荷属印度的计划。尼科尔森上校一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用他依然掌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项计划。

他首先试图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这个企图直接违背接到的指示。总司令签署了在全马来亚的投降书，陛下的任何臣民逃跑都是违抗行为。就他而言，他只看到一条可能的行为准则：在原地等待日本高级军官前来接受他、他的干部以及数百名在近几周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的投降。

“如果长官们逃避责任，”他说，“那会给部队树立什么榜样啊！”

他的目光在重大时刻显出的看透人心的锐利支持了他的论据。他的一双眼睛有着印度洋波平浪静时的颜色，始终平静的面孔敏感地映照出不知心绪纷乱为何物的灵魂。他蓄着一部沉着镇定的英雄们那种近乎红棕色的金黄胡髭，皮肤上泛出的红光表明一颗纯洁的心控制着没有缺陷、有力而规则的血液循环。在战役中自始至终跟随着他的克利普顿，每天惊叹不已地看到．，这位驻印度部队的英国军官在他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幻化成一个他始终以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此人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惹得他痛苦地时而大为恼火，时而深受感动。P3-5

《桂河大桥》是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1912—1994)于一九五一年发表的小说。布尔生于法国南方名城阿维尼翁。青年时期到巴黎高等电力学校学习，获工程师文凭。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在马来亚经营橡胶种植园，后定居印度支那。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加入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力量，在中国、缅甸和印支半岛与日寇作战。他曾被日军俘虏，一九四四年成功越狱，回到法国。这一段在亚洲的生活和战斗经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远东地区的风土人情，热带丛林的异域风光，白人在殖民地的生活和心态，与日本侵略军的英勇斗争，在他的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读来如身临其境，令人难以忘怀。除《桂河大桥》外，他还创作了《威廉·康拉德》(1950)、《马来的巫术》(1951)、《白种人的考验》(1955)、《人猿星球》(1963)、《地狱的美德》(1974)、《背信弃义的故事》(1976)、《善良的海怪》(1979)等。其中《桂河大桥》和《人猿星球》因为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尤其英国导演大卫·里恩(1908—1991)于一九五六年拍摄的《桂河大桥》，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亦获评论界的极高评价。大卫·里恩是英国的著名导演，此前曾执导过《孤星血泪》(1946)、《雾都孤儿》(1948)等影片，后又执导过《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日瓦戈医生》(1965)、《印度之行》(1984)。《桂河大桥》节奏明快，情节震撼人心，人物形象丰满，口哨主题曲悦耳动听，在影片制作的各个技术层面可以说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出演主角的是英国素有“千面人”之美誉的著名演员亚历克·吉尼斯。一九五七年，该片一举荣获第三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音乐等七项金像奖。

小说《桂河大桥》的出名不可否认大大得益于同名影片的成功。但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在众多以二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它是一部颇具独特性的书。首先，小说描述的不是二战期间敌我双方在沙场兵戎相见、弹雨纷飞的场景，而是英军战俘在泰国为日军修建缅泰铁路线上的桂河大桥的故事。日本侵略军为扩大战果，直捣印度，驱策六万盟军战俘为其修建穿越四百英里热带丛林、通向孟加拉湾的缅泰铁路。铁路数次经桥过河，其中最长的当数横跨宽四百余英尺的桂河的大木桥。小说中，奉命向日军投降的英国军官尼科尔森上校和所率部下五百人，正是承担了建造桂河大桥的任务。这部作品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情节设置的重点不是战俘营内被俘官兵向日寇征服者展开的可歌可泣的斗争，而是英国上校尼科尔森指挥的造桥队伍，与以英国特种部队希思少校为首的炸桥特遣小组之间的对垒。诚然，小说开头部分描写了战俘与看守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比如坚守原则、维护战俘尊严的尼科尔森上校，坚决要求受降者必须是日本高级军官。他不畏毒打和威逼利诱，甚至甘冒被枪毙的危险，拿出国际法法典据理力争，终于逼得管理桂河战俘营的日本佐藤上校免除了被俘军官的体力劳动。但此后小说以大量篇幅描绘的，是英军战俘与英军特遣小组之间极富张力的较量。

一方面，为了建造一座有相当承受力、技术上合格的大桥，尼科尔森上校任用有组织才能的原企业家休斯少校和富于公共工程经验的原工程师里夫斯上尉当参谋。他们在桥梁选址、造桥材料、组织分工等问题上提出了最佳方案，一改原来日方领导下混乱无序、停滞不前的状况，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原先故意消极怠工，暗中破坏的英军战俘们，在尼科尔森上校近乎苛刻的要求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非人的条件下艰苦顽强地工作，终于如期建成了桂河大桥。

另一方面，为了炸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桂河大桥，英国三一六特种部队派遣了一个特遣小组深入日战区，任务是待缅泰铁路竣工后炸毁桂河大桥，切断这条对日军极为重要的交通命脉。小组的核心成员除组长希思少校外，还有原东方语言教授、懂泰语的沃登上尉，和原机械制图员乔伊斯准尉。他们搜集了大量情报，在当地特工和游击队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实地侦察，绘制了详尽的破坏平面图，在桂河大桥的桥桩上绑好了炸药，并进行了多次夜间演习。

从小说第二部开始，双方的活动交替展开，形成了英国人与英国人交锋这一充满悖论、不合逻辑的局面。随着最后行动时刻的临近，气氛愈发紧张，戏剧性冲突在第一辆满载部队、军火和日本高级将领的火车即将驶上桥面之际达到了顶点。原来，铁路通车的前一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桂河水位下降，藏于水下的炸药和电线露了出来。这个情况被最后一次到大桥视察的尼科尔森上校发现。他不允许有人(不管什么人)毁掉他引以为自豪的劳动成果，竟向佐藤报警，并与同样发现了危情来到河滩的希思和乔伊斯展开了搏斗。最后，大桥保住了，受了伤的希思和乔伊斯被日军活捉，将被他们带走。为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负责掩护的沃登上尉命令游击队员开炮，希思、乔伊斯和尼科尔森均在炮火中丧生。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其特点。应该说，作者对日方的佐藤上校、山下将军、小工程师等人物着墨不多，并多少带些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英方人物除上面提到的几位外，还有军医官克利普顿少校、三一六部队的格林上校等。虽人数不多，但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不过作者浓墨重彩、着力刻画的还是英国陆军军官尼科尔森上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仪表堂堂，一身正气；面对敌人，他自尊、强硬、不屈不挠，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他对部下严加管束，以保持盎格鲁-撒克逊人规行矩步的作风。他的勇气和尊严赢得了部下的敬佩，也令日本侵略军军官相形见绌，不得不作出让步。可以说，尼科尔森上校在这场精神的战斗中打了胜仗。可与此同时，他千方百计、卓有成效地为日寇架设桂河大桥，客观上为侵略军的胜利挺进出了力。更有甚者，在发现自己人企图炸桥时，他不惜合命保卫大桥。从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举动是很难理解的。或许喜欢悖论的皮埃尔·布尔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展现二次大战中另一场精神层面的战争：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人道与非人道的对立，并以桂河大桥的成功建造，来显示西方人的文明程度、技术水平和优越性。他按自己不合常情的逻辑，赋予尼科尔森上校以英雄的色彩，把这个人物坚守的原则推向了极致。或许这正是这个人物的魅力所在。

王文融

二○○八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