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胜著的《宰相撑的什么船：在君相博弈中逆水行舟》是对中国古代宰相的生存轨迹的归纳。中国的宰相制度始于秦朝，原是作为专制皇权的配套，汉兴后吸取秦亡教训，曾经有一段时间，宰相的地位可以制衡皇权，然而，这抹曙光终于在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中最终被抹杀，一直到清末，废宰相而设议会，中国的宰相制度就这么从起点到终点，终点又到了起点，走了一个圆，始终没有能挑出君主专制制度的阴影。本书就是揭示这么一个过程。

《宰相撑的什么船：在君相博弈中逆水行舟》由陈华胜著。

萧何的相府中有一座“朝会殿”，百官议事不是去皇帝的宫中而是来相国府的大殿，称为“黄阁议事”。议好的结论，由丞相“领衔上奏”，皇帝只需要在奏章上盖印。皇帝如果有兴趣参加会议或者是想深入地与百官探讨一下问题，对不起，也请屈尊到相国府来。

诸葛亮有什么心病呢？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指着后主刘禅对诸葛亮说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成了诸葛亮后半生的隐痛和心病……好人做人做事都做得那样沉重，而恶人却无所顾忌一路畅通，这是中国文化的令人扼腕之处。

宰相委员会的设置使得宰相成了一种集体领导，朝中有一群宰相在管事。隋以后的历朝，单个的宰相就再也不能篡权夺国了，皇帝再也不用担心朝中出曹操了。这是宰相从汉朝的领袖制到隋唐的委员制后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一章 落幕：中国最后的宰相

第二章 从一家之宰到一国之相

第三章 萧何丞相的顶层设计遭遇尴尬

第四章 谁动了宰相的奶酪

第五章 两个丞相的样本分析

第六章 王与马，共天下

第七章 宰相也有个委员会

第八章 宰相须用读书人

第九章 张居正不是真宰相

第十章 大清朝的权力脐带

公元1911年，大清国宣统三年。这一年的年度事件之一是国家颁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新订内阁官制》。

这次的“一号文件”有别以往的惯例，非关农业，也不是国防，而是“人事”的改革。文件的全称叫《内阁官制暨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暂行谕》，颁布的日期是五月八日。说它是“一号文件”倒不是因为发布的时间，五月八日之前朝廷已经发布过无数的“上谕”，但是无数个“上谕”都比不上这个“暂行谕”更受人关注。根据这份文件，大清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采取各国君主立宪之制”，具体的做法就是裁撤军机处，换之以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责任内阁。

看起来很美。接轨世界了。

此时的大清国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远非雍正帝设立军机处靠着八百里加急驿马快递的时候可以比拟，31年前挂牌的电报总局已经借助西洋人发明的电缆把信息的触角延伸至帝国的角角落落，京城的《邸报》以及洋人、华人创办的各类近代报刊更是很快把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文件甫一出台，不用各级政府组织学习，全国的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因为这件事太受关注了，大家翘首以待，期盼已久了。而对于这份文件，大清国其实也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从鸦片战争起，大清国的那面龙旗就岌岌可危，历史书上说是“积贫积弱、干疮百孔”——“干疮百孔”当然是指国家的底子而不是那面旗子。按照儒家的说法，叫作国危思良相，然而光靠良相也不济呀，纵有李鸿章辈努力支撑，也不过换得个苟延残喘。你想，把个软绵绵的“好一朵茉莉花”都当作国歌唱出去了，还能撑到啥时候呢？所以还得靠改革机制。大清国的“公共关系专家们”为此早已做了不少舆论造势工作，公共关系的教材就是隔壁的近邻日本。这个一向以中华文明为师的东瀛小国，这个据传是一个骗子方士拐带着一批少男少女建立的国度，却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日俄战争中更是一战成名，打破了西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国的子民因日本战胜俄国而受到的欢欣鼓舞是丝毫不亚于日本本国的国民，北京当日的鞭炮甚至超过了东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毕竟大家同种同源，从你的胜利中看到了我的希望。于是，清国上下关于“立宪致强”的舆论被激发得无比高涨。

立宪！立宪！大清国朝野的“公共关系专家们”联手将这个从来闻所未闻的名词炒成了这几年来的流行词。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4年），九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驻法公使孙宝琦奏请立宪。

光绪三十年六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又联衔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敦请朝廷选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12年的准备期限定得不为不宽裕，那时候办事讲究雍容大度，一万年太久，但也不必只争朝夕，准备的时间还是宁长勿短；而分赴各国考察的请求看起来无非是一次游山玩水周游世界的美差，公费出国放眼看世界，倒也不受满族亲贵们的抵制。于是，被政体改革问题纠缠得恨不得“跳湖”了的慈禧老佛爷欣然依允，采纳其议，于六月十四日下诏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趟出洋远没有公费游山玩水那么轻松惬意，甚至还有些性命之虞。

两个月后，也就是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齐聚北京前门火车站，作揖打躬，迎来送往，热热闹闹地应酬一番，然后正欲登车启程，却受到了持不同政见的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革命党人混上列车本想是扔炸弹的，没想到引爆器材质量不过关，火车司机的技术也不过关，在火车头与车厢挂钩时引起车身剧烈震动，就把炸弹给引爆了，成了自杀式“人体炸弹”。五位大臣倒没什么大伤着，但是行期却又延迟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出国名单也有了变动：尚其亨、李盛铎分别换下了徐世昌和绍英。绍英是受了伤，脸上挂花出去总不好看；徐世昌为啥被换下，不知道，只有老佛爷知道。可能是因为此公与袁世凯走得太近，而朝廷对袁某人已经有所戒心。当然了，徐世昌后来还要继袁世凯之后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呢，也不能就此挂了。

十一月十五日，出洋考察的五位大臣终于分成两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赴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赴美、德、俄、意、奥等国。吸取前次炸弹袭击的教训，他们不再隆重地搞出发仪式，悄悄地出城，一切从简。

五大臣出洋历时半年多，游历近20国，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先后回国。爱新觉罗家族中的皇室新贵载泽随即递上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份折子摆事实、讲道理，思想性、文学性兼备，并且把准备立宪的期限又建议缩短为5年。后来有人说，这份折子其实是大清国的通缉犯、宣扬君主立宪的“公共关系专家”兼大才子杨度捉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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