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北京798艺术区，一场画展的开幕式。
在一处装修颇有些先锋意味的展厅里，墙壁上挂着新晋画家吕桥的作品。现场觥筹交错，男艺术家们或光头或留着长发，女艺术家们和女粉丝们穿着低胸小礼服，在人群里像鱼一样穿梭往来，手中端着高脚玻璃杯，里面的红酒映着迷离的灯光摇漾如琥珀。艺术家们在忙着互相寒暄,交流着对某幅画作的观感,众声喧哗，极端热闹。
穿朴素灰色毛线衫的老头子宋天泽是这里面极不合时宜的一个人，简直就像是异类。晚辈吕桥出于对他的尊敬，也怕他一个人在家中寂寞，特地去接了他来参加自己的画展。然而在这些流光溢彩的小礼服、高跟鞋之间，天泽是很无措的，像孩童般有些慌乱。他就像是穿越时空而来的怪物，啪的一下就穿越到这儿来了，极端突兀。
展览的最后，是一个小型的媒体见面会，画展的主人吕桥走上演讲台，记者们都簇拥上来，争着问他一些有关先锋艺术的问题。
宋天泽颓然地在旁边的观众席上坐下去，到老来，血压高，站一会儿就会头晕，眼前发黑，胸口憋闷，那口气总像是要上不来。
他就是在那个恍神的瞬间看到她的。
他等了她那么久，找了她那么久。
她挤在人群里，扎着马尾，穿着牛仔裤和帆布鞋，手里拿着笔记本、相机、录音笔，有一些仓皇的样子。
在一群时尚人士中间，在各色的眼影、唇红、粉底、香水、黑丝、高跟鞋的夹攻中，她亦是恍如异类的存在，身材颀长，有流利的线条，穿简单的白衬衣和蓝牛仔裤，极清爽清凉，像蓝天、白云和流水。
脸上未施脂粉，眼眸像两潭清澈而安静的泉水。长长的睫毛微颤着，如蝴蝶的触角，令人不忍心去惊动。眼睛下面靠着鼻梁微微有几粒小雀斑，脸颊上还有些未褪去的婴儿肥，嘴唇便是少女天然的玫红色。
这副样貌他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摹过一万遍。时光似乎于刹那间回转。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抽紧起来，血流迟滞，那种极钝重的、类似于痉挛的疼痛开始牵扯着他，身体简直虚弱得要承受不住。
他捂住胸口，颤巍巍地站起来，扶着椅子的把手，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过去，腿脚僵硬发麻，脚步陷进羊毛地毯里，被吞没般的暄软无力，仅仅几步的路程走起来倒似有几万里的漫长。
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哗的人声，耀目的灯光，高调、张扬、夸张的笑闹声，似乎都被蓦然地抽空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真空，而这真空里只有他跟她。
他走至她面前。嘴部肌肉僵硬，口唇干涩，舌头仿佛有千斤重，如同梦中被魇住般不能发声。
良久，他润了润干涩的口唇，发出一个极平淡无奇的音节。 他说：“姑娘。”
眉眼间依稀相似，但这终归不是她，他找了半个多世纪的人。
P1-3
从201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到2016年，这个故事陪着我度过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记得2010年读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刚来北京，租住在南城的小公寓，在逼仄的房间里敲下了这个故事的雏形。
忘了是因什么机缘，大概是我看到的某一本书里面的资料，或者是2008年读大学时看到的严歌苓的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我开始了对慰安妇这个人群的关注。在战争那种极端状态下的人性，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部分。刚开始，我写的大概是另一个故事，叫《普渡》。后来那个故事最终没有写完，却脱胎成这一个故事。
2012年写成之后，说实话，我对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自信。这个故事一直放在那里，而我也开始去做了一份与写作并没有太大关系的工作。这个故事也一直沉睡在那里。偶尔会拿出来翻看，它的笔调有着没有太多人生经历的年轻人那种惯有的文艺腔。我想，也许我并没有全然地把这个故事讲好。
2016年的夏天，我开始着手修改这个故事。我无数次地走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我坐在西苑龙湖星悦荟的星巴克里，看着窗外这条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这里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还有在这里生活的保安、交警、巡逻员、小商贩，他们一天一天地巡逻、工作、买菜、吃饭、恋爱、逛街、散步、偶尔喝茶……他们的日常生活，跟你在北京其他地方看到的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我无数次地想跟这里的随便哪个人，比如倚在马路边阴凉里穿制服的中年巡逻员，去聊聊埋在现今已若无其事的人间烟火之地下的往事，去聊聊埋在西苑这块看似无比寻常的地方下的秘密——如果这称得上是秘密的话。但是我怕他们会奇怪地看我一眼，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相干？
痛楚之地。在一重历史叠现着另一重历史的古城北京，也许有太多这样的创痛之地。它们被覆盖在这一重重的人间烟火、日常生息之下，跟其他任何一个现已寸土寸金的繁华商区，并没有什么两样。
而我对西苑这个地方的执念，不知道会不会显得荒谬可笑。
此刻我坐在这里，有一种很安宁的气场包围着我。我想那些逝去的都是无辜而良善的灵魂。我带着这个秘密，此刻与他们无比亲近。我知道，至少在他们眼里，这执念不是可笑的。
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去离西苑不远的圆明园，在园子里一遍一遍地走。有一次我在黄昏时绕迷了路，我走过了好几座桥和一棵又一棵的桑树，围着福海的那一圈像是永远走不到尽头。对面走来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衣裙在风里翩飞。后来在桑树下，我又遇到了她一次。才知道，我围着福海绕过了头，已经走了两圈。跟这个姑娘的相遇，就像是一个奇妙的际遇，也许她就是这个小说里的楚忆城呢。
在暮色降临的时候，我想象故事里的人物，楚忆城和萧美琪，曾经如何在这个荒凉的园子里欢笑歌哭，想象爱、罪恶、秘密和救赎，如何在她们的生命中发生。
22岁时写下的这个故事最初的版本里，我想写的，全都是天泽对忆城一生未变的深情。而28岁时修改的最终版本中，我增加了美琪的部分，也写了天泽对她的复杂情感。2016年的圣诞节，我身在香港，特地去了九龙的旺角和油麻地，还有美琪日日烧香祈求赎罪的天后庙。也许美琪是一个更复杂的人，她内心的幽深曲折，和她一生所受的折磨，并不比死更容易承受。在某种程度上，她可能才是这个小说真正的主角。
我想，还是年岁教会了我些什么。
谢谢写这个故事时陪伴我的人，你们在寒夜里、在某一个下午，听我絮絮叨叨地说这个故事的种种可能性与走向，说这里面每一个人物的性格，说他们没法逃脱的命运。有些人经过了我的生活，停留了一段，然后我们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渐行渐远。但是故事依旧在这里。你们对这个故事的认可和建议，是我没有撕毁稿纸、坚持写下去的动力。
如果你偶然间翻开了这个故事，希望你能原谅我文字的稚拙，去关注这个故事背后那些经历创痛的人们。这样就够了。
初稿于2012年12月30日
终稿于2017年1月20日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开篇就引用了尼采永恒轮回的观点，他是这么开始的：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像14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10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但具的不在意吗？昆德拉接着说：
然而，如果14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青年作家宁以安遭遇到了与昆德拉同样的困惑，这一困惑构成了她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在秘密。因此，“秘密”对这部小说来说．构成了多重意义，它首先是故事意义上的，小说男主角宋天泽一直在寻求恋人楚忆城死亡的秘密，而另外一位女主角美琪则一直保存着这个秘密，并直接导致了她最后的精神迷乱。其次，秘密又是情节意义上的，是这部小说发生和持续推进的动力，正是在对秘密的追踪和发现的过程中，小说的情节才得以展开，一种侦探类型小说的因素也因此得以呈现。最后，秘密作为一种主题意义上的隐喻，它超越了修辞学的含义，而指向了普遍的人性的黑洞。秘密究竟是什么？仅仅是楚忆城最后惨遭日军的毒手吗？这个情节固然将小说推向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高潮，但是，这绝非作者最后要表达的东西，她最终把我们引向的，是一个更普遍却被我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正是因为人类的善忘，才使得罪恶反复上演，而罪恶的反复上演，又不停地迫使着我们遗忘。这或许就是秘密的最高寓意。
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部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小说。记忆作为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里得到了最极致的演绎。通过对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发掘，记忆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层面的心理机制，它更是现代人形塑自我的凭据，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小说中宋天泽对于楚忆城的记忆构成了其人生的核心。凄美纯真的爱情，历史的颠沛流离，个人内心的隐秘纹路，都在记忆中被反复酝酿。在某种意义上，宋天泽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他的生命在得知楚忆城死亡消息的时候，就已经终止了，而剩下的漫长的人生，不过是记忆的反复回放，并在这回放之中，咀嚼人生的悲凉。最有意味的是，记忆具有某种私密性、个人性和不可通约性。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楚忆城的死亡可能只是庞大的历史死亡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而不是遗忘？
这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矛盾，也是道德和生活之间的冲突。宋天泽更像是一个执拗的堂吉诃德，即使在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记忆是有价值的，他用一生来呵护这种价值，但很显然，在大历史的叙述中，他必将被删除并进入永久的忘川。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涉及历史叙述的复杂层面，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就这部长篇小说来说，对这一矛盾的处理颇具匠心，安排了一个叫苏昔的女孩登场，她以采访的形式帮助宋天泽完成了记忆的公开化和语言化。对这部小说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时刻，苏昔——她身上明显有作者的自我投射——用行动和文字去记录一个极其私密的历史记忆，并最终通过自我实践，让这一记忆落实到了具体的历史刻度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小说的最后，苏昔的生命与楚忆城的生命之间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呼应，生命被传递了，而在生命传递的过程中，记忆、历史——最终是人类不灭的同情、理解和爱意得到了传递。由此，这部小说在故事、历史和人物的层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完成。就故事来说，这部小说构思巧妙，故事张弛适度；就历史来说，以对爱情的记忆和书写进入抗战史，是近年来的普遍趋势；就人物的层面来说，宋天泽、楚忆城、苏昔这些人物虽然有脸谱化的倾向，但也都活灵活现，他们在小说中基本上完成了自我。
那作为作家的宁以安完成自我了吗？很显然，这部书是她的心愿之作，她用这种形式完成了对自我一个阶段的总结和扬弃。作为极富才华的80后青年作家，宁以安以其一贯的敏感、细腻，不断地发现和创造着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和作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
突然想起来大概是2010年的一个夏日傍晚，她对站在讲台上的我说：杨老师，我还是选择跟您读研究生吧。我说：你确定？她说：确定。于是她成为了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愿她的努力和勤奋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回报。
是为序！
2017年2月16日于北京
（杨庆祥，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宁以安著的《花与雾》是一部长篇小说。
北京西苑，如今车水马龙之地。八十年前的日军西苑集中营。
一个秘密在女记者苏昔的探寻下，渐渐牵出。
一个日记本背后，埋藏着尘封七十年的秘密。美琪出于嫉妒心的一个谎言，少女楚忆城在集中营沦为慰安妇的痛楚与无望等待，宋天泽不能挽救爱人的永生追悔。
战争已然过去，伤痛与救赎却在绵延。
宁以安著的《花与雾》在题材及选取视角上，与小说《朗读者》有一定相似之处。《朗读者》能改编成电影，获奥斯卡大奖，说明国际上对于二战反思的最前沿声音，已从正面控诉战争罪恶，转入探究战争给普通的亲历者们造成的持久创痛。而统观国内出版界，反思抗战的作品有之，而对战争对亲历者及后代人造成的“心灵余震”加以探究的作品却并未见到。这是《花与雾》视角的独特性，创新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