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渐从友好走向破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以及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过程中，见证了中苏关系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段见闻和感悟，对我们了解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由阎明复所著的《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办公厅成立的中央翻译组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作者作为翻译组组长，亲历了中苏关系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珍贵史料。由阎明复所著的《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1．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

2．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3．1952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

4．随李富春赴苏商谈“二五”计划

5．彭真率团访问苏东六国

6．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

7．随毛泽东赴苏参加莫斯科会议和十月革命庆典

8．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

9．1958年随陈云参加经互会会议

10．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

11．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

12．随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13．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14．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

15．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6．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17．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

18．1960年莫斯科会议补记

19．跟随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20．跟随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21．20世纪中叶国际共运公开论战的序幕

——随团参加东欧四国党代表大会

22．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23．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补记

24．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

25．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

26．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27．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论

28．邓小平与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

29．中办翻译组成员眼中的杨尚昆

30．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31．苏联官方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看法

32．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研讨

后记

1957年中办翻译组成立的时候，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过去这部分工作由师哲担任，现在这副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担子不轻啊！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俄文水平，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1957年2月上旬，杨尚昆主任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说苏共中央已把共产国际时期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献移交给我们，共30箱，现存放在中央档案局，你们先去看看，都是些什么文件，列出一个清单来。我们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粗略地看了一遍，搞出一个简要目录。这些文件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共中央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各省市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复印件、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六大的文件，等等。

完成这个任务后，我们接着翻译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重要的新理论观点，中央非常重视这篇讲话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以及它们的反应，要求我们尽快把它译成俄文，以便公开发表。我们邀请了新华社的两位苏籍俄文专家审改译文，其中一位叫易哥尔尼可夫，精通中文。我们如期完成翻译任务，并根据中办的指示将译文交新华社发稿。

因为我们翻译组人手少、任务重，从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开始，凡有重大外事活动，我们都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李越然精通俄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长而久之，我们把他当作翻译组的成员了。后来，我曾提议把李越然调到中办翻译组，杨尚昆也表示同意，但由于李越然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保卫部门对调他来中办提出异议，此事也就作罢。李越然的父亲李芳中先生精通俄语，在齐齐哈尔中东铁路交涉局当通事(即翻译)，同时又是苏联情报人员。李越然从4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俄语。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来到齐齐哈尔，并建立了临时地方政府。这时，苏联红军吸收年轻的李越然为他们做情报工作，并把他送到苏联赤塔一个专门学校培训半年。当他1946年4月回到齐齐哈尔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及其地方政府被赶跑了，整个“北满”都成了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李越然找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说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原来的情报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从此，他就中断了同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联系，并把红军交给他的电台上缴给东北公安局。这段经历，在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使他屡屡遭到不幸。

从1957年开始，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相互通报的事情、来往的信函逐渐增多，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活动也增多了，我们翻译组的任务更繁重了。当时苏共中央有要事与中共中央通报或协商，一般先由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们翻译组，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有要事向中共中央转达，我们报告杨尚昆，然后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则向刘少奇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或由毛泽东或委托其他领导同志接见苏联大使。决定后杨尚昆办公室通知我们翻译组，由我们同苏联驻华使馆联络。一般说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驻华大使请求接见时，大都由毛泽东接见。1956年以后，毛泽东有时接见，有时委托刘少奇或周恩来接见。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接见苏联大使的规格逐步降低，刘少奇、周恩来也很少接见，一般由邓小平或彭真接见。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后，接见苏联大使这件事便委托给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了。每次中央领导接见苏联使节都由我们翻译组的同志担任翻译和记录。我们把苏联使节转交的信件翻译成中文并把会见记录整理好后，送给杨尚昆审阅，并由他批示印发范围后交中办机要室处理。

翻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函，是我们翻译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份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翻译组承担。一般来说，每当苏联驻华使馆转来苏共中央的来信时，我们都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两三个打字员流水作业突击打印后，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办公室。1957年2月至1966年十年间，中苏两党中央之间的信函往来，凡由我们翻译组经办的，都有详细记录和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翻译组解散时我们都奉命上交了。

关于苏共中央来函的翻译问题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7月至10月，中苏两党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问题多次交换信件。10月26日，苏联大使尤金交来苏方准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在接到苏共中央送来的宣言草案后，我们连夜译成中文，呈送杨尚昆，由他批送给有关的中央领导人。胡乔木看到这个宣言草案后，向毛泽东建议，这个草案需要认真修改。毛泽东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并指定由胡乔木进行初步修改。毛泽东指出，在文字上要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原稿，但是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并做出修改。胡乔木把译文一页一页地贴在大稿纸上，在稿纸的边上和空当上一段一段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胡乔木对草案的修改有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在修改过程中，他感到我们的译文有的用词不够准确，很恼火，把我叫去核对。他批评说，你们要一字一字忠实地翻译，如黑暗的就是黑暗的，不要译成暗无天日的；残酷的就是残酷的，不要译成残酷无情的。总之，不要节外生枝。胡乔木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使我们更加理解所谓翻译要讲求“信、达、雅”，其中第一条是信，要忠实原文。这一要求后来成为我们翻译工作遵循的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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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渐从友好走向破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以及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过程中，见证了中苏关系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段见闻和感悟，对我们了解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为了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我从1997年开始陆续撰写并发表文章。朱瑞真、赵仲元同志参与了其中几篇文章的讨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都曾采访我，帮助整理。刘荣刚同志担任这些文章的编辑。这些年撰写的三四十篇回忆文章，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百年潮》等杂志上，这本书就是这些回忆文章的结集。

参与本书采访、整理工作的同志有陈夕、刘荣刚、李树泉、汪文庆、乔君、谢文雄、陈小丽、文世芳、刘一丁等；在本书策划、选编、出版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付出了艰辛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辑时间紧迫，本书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