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20世纪一位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伟人,吸引着国入、海外华人乃至环球五洲的世界友人而被举世瞩目。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令人赞叹的地方,除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三落三起”外,主要在于他具有深邃的思想、超群的智慧、勇敢的胆略和惊人的毅力,而这些都与他能够凝聚各方面人士、调动各级干部齐心奋斗的人际交往艺术不可分离。
陈继安、刘金田编著的这本《邓小平与20世纪政治人物》领读者领略邓小平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全面独家揭露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金日成、赫鲁晓夫、尼克松、基辛格、卡特、撒切尔夫人、法拉奇、哈默等政治人物交往史。
邓小平不仅是我党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还是深谙人际交往艺术的大师。
邓小平是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和指导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一生结交的各界人士极其广泛,涉及上层下层、党内党外、大陆港台和国际政坛。其中既有他的战友和同志,也有他的对手和分歧者;既有开明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也有外国官方领导人和著名国际友人。
邓小平在与各界人士交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既敬重长者,爱护同志,又体贴战友,关心下属;他一生只为真理斗争,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知人善任,举贤用能,从善如流。从邓小平的处事交往中,我们能得到激情的感召、情操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
陈继安、刘金田编著的这本《邓小平与20世纪政治人物》带领读者领略邓小平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再现百年来历史沧桑与风云变幻。
十二、科学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没有因为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和剥夺他的权力而产生对毛泽东的不满或怨恨。他既没有像林彪那样当面吹捧毛泽东,也没有像赫鲁晓夫对待逝世后的斯大林那样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毫无个人私怨,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肯定了毛泽东在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始终一贯地把毛泽东看作我们党的领袖,把自己看作毛泽东的学生。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仍然以十分钦佩和敬重的态度,积极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
邓小平积极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可见,邓小平主张,要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衷心热爱,同对个人的盲目崇拜区别开来;要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维护领袖的威望,同对领袖的神化区别开来。
邓小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毛泽东逝世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犯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为什么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呢?邓小平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的错误只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邓小平指出:“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对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作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比如,邓小平充分肯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和思想,肯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一化三改造”的必要性。他还肯定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说过:“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
其次,邓小平认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个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不搞教条主义,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的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找到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进而为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犯错误,有相当部分违背于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但是,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有错误,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P37-39
邓小平是20世纪一位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伟人,吸引着国入、海外华人乃至环球五洲的世界友人而被举世瞩目。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令人赞叹的地方,除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三落三起”外,主要在于他具有深邃的思想、超群的智慧、勇敢的胆略和惊人的毅力,而这些都与他能够凝聚各方面人士、调动各级干部齐心奋斗的人际交往艺术不可分离。邓小平在戎马征战的环境中精深谋划、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不断在战场上散发出奇光异彩,铸成他的得意之笔,这反映了他善于得心应手地驾驭各种力量;而在他的屡次逆境中,又总是有正义力量挺身而出,站在他一边,为其鸣冤平反,使他得以复出,这又反映出是他的高尚人格赢得了人们的衷心爱戴和全力支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过: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人类活动中司空见惯并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但人际交往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一代人际交往艺术的大师。
邓小平在调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他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他敬重长者,爱护同志,体贴战友,关心下属;他一生只为真理而争,不计较个人恩怨;他知人知心,荐贤用能,从善如流。从他的交友、处世中,我们得到的将是激情的感召、情操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
不同的地位与环境决定人的交往范围。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种特殊身份决定着他一生结交的各界人士极多,涉及上层下层、党内党外、大陆港台和国际政坛。本书着重介绍邓小平与20世纪一些政治人物的交往。其中既有邓小平的战友和同志,也有他的对手和分歧者;既有开明的党外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也有外国官方领导人和著名国际友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人物中,包括几位海内外著名的工商业者、企业家、科学家和记者。他们在本书中作为“政治人物”出现的根据,源于我们的如下浅识: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参与这种活动的不同职业者姑且被称为“政治人物”,从广义地使用这个概念的角度讲,是无伤大体的——读者会从本书中发现,他们的政治活动不仅鲜明具体,而且颇有分量。
在邓小平的高层交往中,接触最多、结交最深的莫过于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和同志。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视为长者而加以敬重和推崇;对彭德怀、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老帅们,他总是那么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他对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极大的信任、关怀、爱护和帮助。在同他们的私人交往、思想交流、合作共事中,邓小平表现出崇高的信念、赤诚的感情、高尚的情操和谦逊的美德。
邓小平在处理与分歧者之间的矛盾时,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义无反顾,在真理面前不妥协、不后退、不让步,表现出坚定的立场、超人的胆略和高人一筹的斗争艺术。
邓小平的高层交往,不仅仅限于党内,他还广泛接触了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海外侨胞。他能及时把握各种力量的关系和变化,深谙各界各类人士的心理,熟知社会各层面的人情风尚。在与这类人士的交往中,他表现出宽阔的胸襟、民主的作风和真挚的友情。
会晤和接见外国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是邓小平高层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他善于审时度势、驾驭局面、以礼相待、应酬自如,表现出了敏捷的思维、战略的眼光、坦率的性格和灵活的策略。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邓小平的高层交往活动,为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赢得了时机,争取了朋友,创造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探讨和研究邓小平的高层交往活动,既可以学习邓小平的品格及其人际交往艺术,也有助于加深理解邓小平理论。
以上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用意,读者若能从中受到启迪,我们将备感欣慰。
为了写好本书,我们认真研读了《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查阅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有关传记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本书1至11章由陈继安撰写,12至21章由刘金田撰写;由于受水平和条件所限,书中难免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作者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