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涑水少年行
耕读传家
“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运城。”在人称“富庶之乡”的山西晋南地区，有两大块盆地平原。一块是临汾盆地，另一块是运城盆地。如果说临汾盆地是自北而来的汾河滋润出来的话，那么，运城盆地则是一条叫作涑水的河流滋润出来的。
涑水河，一名涑河。她发源于中条山中部的绛县东部山区，从东北流来，一路喧声，一路收拢溪河涧水，流过横水镇，再过东镇，已是一条泱泱大水了。晋陕两省相挟的黄河在其西南，涑水河为了投奔黄河，也一路倾斜地向西南流淌。她跋涉近四百里，流经今绛县、闻喜、夏县、盐湖区、临猗、永济等县（市）、区，经伍姓湖，最终在永济宏道园投入黄河母亲的怀抱。
涑水河两岸，河渠交织，棉茂粮丰，有山西省的“麦囤”之称。这块古称“河东”的钟灵毓秀的土地，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在这里孕育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尧都平阳”在其北部紧邻的临汾；“禹都安邑”“舜都蒲坂”，就在这涑水河流域的夏县和永济。纵览古今，在这一块沃土上，英才辈出，代有伟人。戊戌志士杨深秀的家乡，就在这个风景秀美、人文荟萃的晋南富乡——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
闻喜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属晋国曲沃，战国时属魏，秦时改曲沃为左邑县，属河东郡。《元和郡县志》绛州：闻喜县，“本汉左邑县桐乡也，武帝元鼎六年，将幸缑氏，至此闻南越破，大喜，因立闻喜县，属河东郡。”说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巡视途经此地，欣闻平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大捷，遂将左邑桐乡改为“闻喜”，至此两千余年县名未改。清代时系山西直隶州绛州的辖县。
闻喜地处山西省南部，运城市北端，运城盆地与临汾盆地的相接处。东部的中条山高峰耸岭，重峦叠翠；西有稷王山孤峰独标，与之对峙；中部的涑水河谷地平坦富饶，荫绿连绵。古人用“嵋原如座，条峦如屏，香峰如笔，涑水如带”十六字，形象地概括了闻喜的山川形胜。
闻喜是汾河腹地通向晋南的必经之地，为历代交通要冲，县境以南不远即为“国之大宝”的河东盐池。从古代的辇道、官道，到近代的国道、省道，无不从闻喜的中部穿插而过，映着涑水河曾经的氤氲烟波，舟楫往来，车马辚辚，该是一幅多么生机盎然的图画！
闻喜县城往北八里处，公路和涑水河并行的西侧，就是杨深秀的故乡仪张村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静谧的村庄。村外是一马平川，良田沃野，村内是一色的青砖平房，近些年间或有二层的小楼从平地上冒出来。一百年前杨深秀的故居老宅，虽然也曾有过被称作“秋官府”的几处院落，却在历史的动荡中早已消失无存。而在考证者和当地百姓的口碑中，那故居也远非是高宅华屋，画栋雕梁，只不过比普通民宅稍胜一筹而已。
比如，当地人家的院子围墙大都以夯土筑就，而杨深秀老宅的围墙是用青砖砌成，仅此而已。以至于今天仍有人在善意地埋怨杨深秀，说他名声那么大，在京城作了那样大的官，却没有在自己的家乡留下一座像模像样的杨家大院，就像晋城市阳城的“皇城相府”、晋中富商王家、乔家、常家和曹家大院那样，可供游客来参观，也好给村里带来一些收益。
确实，杨深秀的家庭并不十分富有，他就出生在晋南农村的一户普通人家里。“耕读传家”是这里古已有之的传统。这里盛产棉花和麦子，只要不是大的荒旱和战乱年景，一般人家大都可自足有余。农入们晴耕雨读，在勤苦耐劳、操持农事的同时，更以儒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的后辈，崇尚读书，尊师重教，以求孩子将来取得功名，做官为宦，光宗耀祖。以至于至今仍有许多人家，把“耕读传家”四字端端正正雕在自家院高高的门楣上。
这就该“穿越”一下，说到一百六十年前的往事了。
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849年4月24日）戌时，也就是初夏日暮时分，杨深秀出生在山西直隶绛州闻喜县仪张村的一个耕读之家。
在杨深秀家世的考证中，多篇文章说其时杨家已“家道中败”。那么，何时又是杨家曾经的“闾阎扑地，钟鸣鼎食”时期呢？
据有关的家族谱牒的考证，杨姓的发源地，就在今山西省境内。春秋时的杨国为晋国所灭，杨氏族人星散北方各地。两晋、隋唐时期，由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以及宋代的“靖康之乱”，中原板荡，殃及三晋，许多杨姓子孙大举南迁。一场场的离乱，一次次的迁播、发展和繁衍，使杨姓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望姓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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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的山西文学
杜学文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语言的背后体现的是思维方式。如果语言难以体现精确性要求，人们的思维同样将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次是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离。虽然任何语言都会表现出书面与口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把口头语言照搬为书面语言。但这种差别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与口头语言的“白话”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使更多的普通民众与书面书写脱离，对开启民智、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产生了障碍。而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仅仅是少数“文化人”的事，而是全民族的事。因此，语言的变革，使之更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就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除了其在价值观方面的追求如“科学”“民主”等之外，对语言的解放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期待。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放弃了对古代汉语的使用，积极采用白话文来构建现代汉语。这其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鲁迅、胡适等。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的语言中存留有古代汉语的元素。这是中国语文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典型表现。而胡适等人则努力使自己的书面语言更加通俗化、口语化，也显示出某种过分倾向于白话的特点。另外一些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则企望借鉴外来语言对中国的语言进行改造，因而出现了许多非常欧化的表达方式。就中国现代汉语的成熟完善来说，这些努力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真正使新生的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中出走，并吸纳了民间语言的丰富、生动的特质，使之成为一种既有古代汉语的节制、典雅，又有民间口头语言的生动、活泼，从而使现代汉语能够成为一种具有完整的语法体系、鲜活的表现力，以及体现民族语言特色的“现代汉语”形态，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们做出了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贡献。
……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呖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沈琨所著的《杨深秀传》为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之一，作者曾深入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故乡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记录传主的传奇人生，他曾在清末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三晋人民的骄傲与自豪，对传主的人生轨迹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和记录。
沈琨所著的《杨深秀传》传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出生于山西闻喜县（时属山西直隶绛州，今属山西运城市），是地地道道的乡贤。我年轻
杨深秀出身于乡间，在朝为官，为社稷操心，鞠躬尽瘁；在家为子为夫为父，诗礼传家，儿女情长，虽然踏入了满是污泥的晚清政坛，却又心怀声裂金石的志气，不变高风亮节的品格，不为穷困而改节，不被世风流俗所玷污……而今夕何夕？望断九州，那一脉青山何在，那一抹血痕何在。国家呼唤良才，礼失而求诸野。期待着有更多为国家、为民族勇于担当的人物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