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没有上完的课：追忆何美欢教授
来清华前，何美欢已是一位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的大律师和学养深厚的法学家。曾与她共同设计了中国国有公司香港上市（H股）规范机制的香港资深大律师、著名法学家梁定邦先生这样评价何美欢：“她的教材博采普通法各领域之长，可以说是学界必备的参考书。”“一个大学，如果有何教授这样水平和成就都出类拔萃的师资，就一定会有优良的水准。”
播下中国普通法教学的种子
2002年8月1日，这位“出类拔萃”的教授到清华法学院报到时，包里揣着一份策划多年、特为中国内地学生设计的普通法教学计划。在全球化日益凸显的时代，中国要培养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心应手的法律人才，不能不学普通法。而在当时，整个中国内地的法学教育体系中，还没有系统的、特别是用英文开设的英美普通法课程。
为此，何美欢在清华创设了全新的“普通法精要”系列课程。这是一个大胆的“创造”：它不仅是在没有普通法传统的中国内地用英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普通法教学的创举，而且是对现行普通法教学的改革——因为即使在英美各大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中，也找不到这样一门着眼于对学生进行完整的普通法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运用普通法知识从事法律研究和实务能力的系列课程。
这意味着，她需要自编全新的大纲、教材，从浩如烟海的普通法判例中挑选学习资料；需要耐心而严格地指导学生进行大量原始材料的阅读、小组讨论、口头报告、书面写作和模拟法庭训练。
她义无反顾地上路了。清华法学院明理楼门前八根雄伟洁白的廊柱，八年里一次次见证了她背着硕大的双肩包，健步如飞地“跑”进课堂。白衬衫或院衫、西装裙加上运动鞋，看似不搭配的装束是她一年四季不变的行头。
第一堂课她便告诉学生，课程重点不在阅读内容而在思考过程，大量反复实践才能最终获得正确方法。她给学生定下了每天保证至少十个半小时学习时间的“规矩”——她看到了学生的为难，但她决心付出一切努力，帮助他们消灭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她宽容学生不够熟练的英文，但对学生思维的淬炼，她严格甚至严苛：逐字逐句挑出学生作业的每处细小错误，在小组讨论中无情戳破他们的一次次“狡辩”，一步步将他们逼向“绝境”。每堂课上都充满了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和启发：通过强有力的质疑，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错误；通过高明的提示，让学生自己寻找到正确答案。
她呵护每个学生的创造力，尊重每个人的想法，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课堂上被逼问到哑口无言、羞愧难当的学生，往往因为课后她一句真诚的“你又进步了！”再次激发起学习的勇气。从那副大眼镜后亲切的笑容里，学生们读懂了她的良苦用心和期待。他们在通宵“啃”案例、赶写报告和拍案辩论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能力的提升，享受着奋斗中的点滴进步。就这样，何美欢和她的学生在一片“处女地”上，艰难却坚定地培育着中国普通法教学的种子。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军曾感慨地说，他在国外几家著名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中国员工，很多都是受过何美欢普通法训练的学生。他们能把英文法律文件做得非常地道，与一般中国学生感觉完全不同，这显然得益于何老师的正确培养。而在北京外国律师事务所云集的国贸地区，几乎每家精英律所都有“普通法精要”课程的受益者，他们“共同分享了一种法律理念和思维方式”。
对每一个学生都了如指掌
很难想象何美欢超负荷的工作量：除了限制选课人数的“普通法精要Ⅰ－Ⅳ”系列课程，她还面向更大范围的学生开设了“普通法概论”，同时承担“英美银行法”等其他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2008年成为多伦多大学和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后，她更是放弃了全部休假，每年5月，多伦多大学的考试阅卷一结束便立刻飞回北京，利用暑期里的时间集中完成“普通法精要”的教学。年复一年，如同燃烧的蜡烛，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停顿。
何美欢的辛苦更在于，她不容许自己的课堂进行“批量生产”或是“炒大锅菜”，她对每个人、每个观点、每个字的关注，都是单独的、个别的、付出了难以计数的心血。把对每个学生的辛劳乘以总人数，才可能是她一个人的辛劳程度。
她曾罹患严重的眼疾，得戴上专门定做的眼镜，凑得很近才能看清纸上的字。她为学生审阅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有时比论文本身的文字还要多。她会逐字逐句追问：为什么这里要用“因为”？为什么得出那个结论？“各国”是哪些国家……在看完一位学生长达七十多页的毕业论文后，她细心指出：“这个脚注援引的书的页码不对，不是123页，而是124页。”
她心疼学生上课太累，不仅为学生准备丰富的餐点，还自费请学生吃遍了清华周边的餐馆。而她自己总是第一时间赶回办公室，精心准备一小时后的课程。她病倒后，学生在办公室里看到的食品只有速溶咖啡和面包袋。在她家中，除了简单的家具和少许衣服，最多的就是书，还有堆在桌上的学生作业和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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