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莪是中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水声学术带头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倡导水声物理、水声换能与水声设备的结合,创建中国首个理工结合、配套完整的水声工程专业;最先开展国内水声定位系统研制,率团队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落点水声定位系统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用于不同目的的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工作;作为中国水动力噪声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主持设计并建造中国首个针对声学研究的“重力式低噪声水洞”,解决了水洞噪声实验测量方法的国际难题;提出探雷声呐目标识别的新途径;积极推动并领导了中国多次大型水声海上考察;领导了矢量传感器在国内的研制及借助地声手段探测水中目标的研究。
由唐晓伟著的《杨士莪传(倾听大海的声音)》为杨士莪传记。
唐晓伟著的《杨士莪传(倾听大海的声音)》讲述了杨士莪院士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成长为水声战略科学家的人生经历。纵观杨士莪院士一生,崇文重教,自然成长,一心向学,顺应时代,服从需要,终成学界泰斗。他的人生经历,展现了百余年来国家命运的风云激荡、中国水声科学发展之路的曲折前行和以他为代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等一批人“谋海济国”的使命担当和执着坚守。书名“倾听大海的声音”,既是倾听杨士莪“汇小流以成江海”的成长足音,又是对他所从事的水声事业的形象描述,还是倾听包括哈工程师生在内的千万科技工作者为强国梦想奏响的磅礴的时代强音。
第一节 菁菁者莪
1931年,中华民国进入第二十个年头。
此时,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中原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马不停蹄地向闽西、赣南中央红军根据地发起“围剿”;长江、淮河水灾肆虐,数百万灾民备受煎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蒙”的口号在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统治集团中甚嚣尘上,蓄谋已久的关东军终于等来了人侵的最佳时机……
1931年8月9日,农历六月廿六,杨士莪出生于天津市英租界马场道。在家国不幸中,这个蕴含着无限生机与希望的小生命,注定要像他的亿万同胞一样,在民族苦难的命运旋涡中,饱受艰难困苦与颠沛流离。
战乱频仍的年代,作为长子、长孙,杨士莪的出生,给杨家带来了让人温暖的向往与希望。
杨士莪祖籍河南南阳,杨家是南阳一带的大户人家。杨士莪的祖父杨鹤汀早年为其曾祖父辅之公立碑时,曾撰文:
“士本人中秀,良田贵勤耕。诗礼传至训,宏农振家声。”愿吾子孙世继此志,互相
劝勉,勿堕家声为嘱。
这首诗成为杨家的规矩和风气,为铭记并传承家风,杨家子孙按照诗中二十字宗族次序排辈。
国学功底深厚的杨鹤汀反复考虑,为这个杨家“士”字辈长孙挑选了一个“莪”字,取名“士莪”。
语出《诗经·小雅》中的《菁菁者莪》篇:“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莪”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顽强。诗以“莪”之茂盛,生长在水边,指人才的成长。《诗经》有注本说:“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世用“菁莪”指育材,是对培育人才的赞美。“士莪”二字,凝结着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祖父杨鹤汀的殷切期望。
命运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巧合是,杨士莪的毕生研究领域的确与“水”密不可分,着实“生长在水边”,他也的确成长为我国水声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并为这一领域培育了大量领军人才,此是后话。
第二节 家风重教
一、祖父杨鹤汀
19世纪下半叶,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艰难地迈出了近代化的一小步。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培育出倾向维新与革命的成批志士,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1898年,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的名篇《劝学篇》问世。杨鹤汀即深受“兴学育才,实业兴邦”观念的影响,以救亡图存、振兴国家作为献身教育的巨大动力。
杨家先人经商致富,广置田产,至杨鹤汀一代家境日衰。列强欺凌,政府腐败,国无宁日,民无生路。在大多数国民的命运滑向深渊时,杨鹤汀毅然投向辛亥革命洪流,开发民智,兴学育才。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杨家后人的命运轨迹,并为他们打上了“崇文重教”的家族烙印。
“陋室如斯切莫笑,从来白屋出公卿。”这是杨鹤汀在1926年艰苦环境下兴办学校时写下的诗句。他一生立志教育救国,在家族中第一个走出南阳,到新式学堂求学。
杨鹤汀(1877—1961),本名维禄,因有感于列强瓜分山东,愤而将“维禄”改为“维鲁”,改字“鹤亭”为“鹤汀”,并以字行世。1906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学堂。在京求学期间,不满清廷腐败,倾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同盟会,是南阳地区同盟会负责人。1908年,他与同是同盟会会员的罗飞声创办新式学堂——南阳公学。辛亥革命前夕,南阳公学的师生是南阳城里最集中的一支反清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后,杨鹤汀因为声望卓著而被推举为首任南阳知府。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国,杨鹤汀愤而辞职,弃官执教,先后创办河南农业专科学校、南阳女子中学等。他还曾与留法归来的著名农学家冯紫岗于1932年联手创办李华庄农场,创建南阳科学实验基地。晚年,他埋头于医学研究,用白话歌诀将医圣张仲景的两部巨著译成《伤寒论浅歌》《金匮浅歌》,有功于中医学的普及。
杨鹤汀教育子女与时俱进、以学报国,常说:“要学文化、学科学,要有一技之长,志在四方,守在家请吃坐穿最没出息。”在其鼓励与教育下,杨家子弟相继走出南阳、走出国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学报国,不负所望,成为“白屋公卿”。其长子、杨士莪的父亲杨廷宝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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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14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两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曰,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起步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路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接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一个人和一个国冢
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固然微亮如豆,却能烛照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
传记的意义在于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明白历史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的选择,不忘昨天的来处,知道明天的去向。这是本书的立足点。
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成长为水声战略科学家,杨士莪院士崇文重教,自然成长,一心向学,顺应时代,服从需要,终成学界泰斗。他的人生经历,展现了百余年来国家命运的风云激荡、中国水声科学发展之路的曲折前行和以他为代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等一批人“谋海济国”的使命担当和执着坚守。“倾听大海的声音”,既是倾听杨士莪“汇小流以成江海”的成长足音,又是对他所从事的水声事业的形象描述,还是倾听包括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在内的千万科技工作者为强国梦想奏响的磅礴的时代强音。
杨士莪在回顾一生时,多次提及自己的“幸运”:“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过是遇到了一些机遇,就像一颗种子,落到了比较肥沃的土壤里,生长在比较好的家庭环境,又遇到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好领导,赶上天时又正,就长成了一棵树。”
人们生活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选择,也蕴含着机遇。在荏苒的时光中,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块坚强基石,需要内外因相互激发的化学反应。个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能力与悟性、责任心、使命感的“三级跳”时,方才具备服务国家需要之能的“内因”;而当其所从事的领域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时,方能激发更大潜力,将自身价值最大化,国家与社会的需要构成了科研工作者成长的“外因”。“内因”靠自身定力,“外因”靠时代机遇。
作为中国水声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杨士莪处在一个中国海洋事业、海军建设急需发展的年代,这是一位科学家成长、进步最好的机遇。他将一生的选择和国家需要相连,把自己毕生精力投入水声事业中,抓住时代机遇努力作为,终有所成。
杨士莪在战乱中求学,在战斗中成长,恰逢中国巨变且亲身参与其中,自然地把追求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理想,把发展科学事业当成自己的目标,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是个人幸福的基础。我常想,杨士莪院士的成就也许就在于他把对这个国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深刻情感和强国渴望,在不自觉中转化为他巨大的动力源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在同人角力时,只要一接触到自己的母亲大地,即可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人们的动力源泉和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杨士莪的经历证明:个人理想,只有融人强国之梦,才能获得方向的指引;爱国之志,只有转化为勤勉工作的实际行动,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
在我看来,杨士莪院士人生最大的“幸运”在于,他助推了国家发展,而国家也成就了他,这是“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理想的和谐状态,这种彼此成全来自两种伟大力量的交织——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而我们的祖国也深深地爱着我们。
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英国哲学家荷尔丹说:“一所大学,往往是一面折射国家命运和民族精神的镜子。”哈尔滨工程大学应国家需要在战火中诞生,其建设发展之路始终与国家振兴息息相关、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杨士莪亲历这所大学的成长轨迹,为学校建设和水声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是学校广受推崇、德高望重的人物,也是这所大学的杰出代表。
从这所大学的前身“哈军工”诞生开始,强国梦想就如同一面旗帜,引领这所大学投身到中国奋力追赶世界的时代,让世人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爱国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能创造怎样的奇迹,这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和价值标签。今天,这所大学秉承“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的大学精神,永葆求真求善的精气神儿,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凝练出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的“三海一核”特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领行业发展,这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航程上敢立潮头、奋勇向前的底气和力量所在。
写作本书不但是对杨士莪个人成长经历和学校发展历程的回顾,也是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的成果和大学应当承担的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所以,学校党委领导对撰写工作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德森、学校党委副书记杨冶对稿件进行了多次细致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党委宣传部领导及同仁们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环境和有力支持;学校老领导、水声工程学院及学校十余个处级单位负责人对稿件进行把关;“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编审委员会葛能全秘书长和吴晓东主任对稿件修改给予指导。集体智慧的群策群力旨在使本书尽量完善。
一个人和一种传承
2015年3月,我受命撰写传记,于我而言,这个经历的意义并不是一项工作或任务,而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尤其是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眼界层次,去描摹八十多年丰富的人生风景,很多时候力所不逮。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稿件大幅增删十余次、数易其稿,杨士莪院士逐字审读不下十遍,小到标点符号,大到事件详略、结构调整,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核实与修改,文章也因此留下了他一贯简洁明了的语言风格。
能为这样一位老科学家描摹一幅人生的肖像,对我而言是幸运的“偏得”。在对他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他有一种“外圆内方”的性格特质——谦和内敛、豁达乐天的“外”与执着坚毅、开拓进取的“内”在他身上统一起来。这样的性格特质让他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成长更快,即使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他也借此风雨兼程,少走了很多弯路,并使他在科研之路上常行不休、不断创新。
采访中诸多细节对我的影响是润物无声而又极其深刻的。在撰写传记过程中,我共采访院士十余次,他因海试、参会及教学等各种工作安排,在哈尔滨的时间有限,采访都要根据他的时间空档提前预约。每次访谈一聊就是整个下午,都是轻松的漫谈聊天,他暂放下手头的工作,下午的阳光照进客厅,暖意融融,他有时会点上一根香烟,在余烟袅袅中娓娓道来,或为我这个“外行”认真地科普水声知识,或神情严肃地表达对某种现象的忧虑,或兴之所至孩子般爽朗地大笑……不知不觉中飘来饭菜的清香,那是魏老师在厨房忙碌的“成果”。他曾戏说:“我也没有什么本事,就是能做些教学科研,那就老老实实地做好吧!”他告诉我:敬业的美好境界是乐业,乐在其中,水到渠成。每次在意犹未尽中起身告辞,老两口儿都会站在客厅,谦和而笑意盈盈地目送我出门。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对于家国而言,更不能没有传承。那些最闪亮的价值观,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
2015年3月,我的孩子刚满三岁。在他生命之初好奇地探索这个世界时,我因重任在肩,极少陪伴在他身边。我将清晨走出家门的背影和夜晚写稿时的灯光编织成了书中的一笔一画。两年后,我将这本杨士莪爷爷的故事,作为送给他的人生礼物。我想告诉他:他的幸福,是因为站在了这个国家的先锋和英雄们的肩头,所以,自己的梦想应该在祖国的梦想里头,自己的幸福永远在人民的幸福里头。
唐晓伟
2n17年3月干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