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着一双系带靴子，脚边立着一个破旧的棕色小皮箱，已经湿透了。
她绝对不会超过十六岁。
她瘦小。我觉得是营养不良，不过也许只是消瘦而已。她的衣服松松垮垮，裤子宽松，外套肥大。
广播通知列车即将进站，一列棕线车驶入站台。早高峰的上班族涌进相对温暖干燥的车厢，可是女孩没动。我犹豫了一下，感觉应该做点儿什么，可我还是登上列车，和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进座位里，看着窗外。车门关上，我们逃走了，把女孩和她的婴儿留在雨中。
但是她一整天都没有离开我的脑海。
我在卢普区换乘前往亚当斯／沃巴什站的车。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走下台阶。路面上全是积水，角落里弥漫着呛鼻的下水道味儿。一群鸽子在城市上空懒洋洋地兜着圈。垃圾桶旁边靠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千上万的都市男女从他们身边走过，马不停蹄地从A点赶往B点。
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一在“成人识字与普通教育”预备班会议和给一个孟买男子上英语课的间歇一琢磨一个女孩带着一个婴儿把一段好时光浪费在站台上，看着“L”线列车进进出出的事。我编织出各种故事。那是一个喜欢哭闹的孩子，只有在摇晃中才能人睡，而列车进站带来的振动正好满足她。一把女式雨伞一假设是耀眼的红色，还印着金闪闪的雏菊一被一阵狂风卷飞了。因为最近几天雨伞总是被吹得倒翻过来。雨伞、婴儿、手提箱：她两只手拿不了这么多东西。当然，她不能扔下孩子。那么手提箱呢?在这样的天气里，箱子里有什么比雨伞更重要的东西呢?也许她一整天站在那里，在等待。或许她是在等人来而不是要离去。或许棕色线驶出视线之后，她登上了随后而来的红色线。
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才不再想这件事。我没有对克里斯提起，因为我知道他会说：“谁在意那些事呢?”
我在餐桌上辅导佐伊写数学作业。佐伊总说她痛恨数学。这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最近她几乎痛恨所有的事。她十二岁了。虽然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我痛恨一切”的阶段应该还要晚一些，大概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吧。不过，如今什么都来得早了。我在幼儿园里玩耍，学会ABC；而她在幼儿园学习，成长为比我更有知识和技能的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青春期来得更早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这代人提前两年之久。十岁有手机，七八岁的女孩胸部已经开始发育。
克里斯吃过晚饭就像往常一样钻进工作室，埋头在让人昏昏欲睡的、无聊的电子表格里，总要等到我和佐伊上床睡觉才出来。
第二天，那个女孩仍在那里。天还在下雨。才刚到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气象专家已经预报出整月的降水量。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湿润的四月。报道说，芝加哥机场昨天的降雨量达到15毫米。城里的雨水开始渗进地下室，并在马路的低洼处汇集。机场的航班不是延误就是取消。我一边提醒自己，“四月雨浇出五月花”，一边套上乳白色的防水派克大衣，穿上橡胶雨鞋，奔赴艰苦的上班之路。
她穿着破牛仔裤、军绿色的夹克和那双系带靴子，脚边依然靠着那个老旧的手提箱。她在阴冷的空气里打着寒战，婴儿不安地蠕动着。她上下不停地颠着婴儿，我看出她在说“嘘。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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