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较为青涩、经不起风雨的那些岁月里，我父亲就曾给过我一句忠告，这句忠告我至今都铭记在心，常常反复回味。
“每当你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告诫我说，“千万要记住，这世上的人不一定个个都具备你所拥有的这些优点。”
他没再多说，不过，我们向来都是用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再说我也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远比这句话要深刻得多。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对一切评判都有所保留的习惯，这种习惯既使许多性格乖僻的人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了不少老爱不厌其烦地唠叨的人的受害者。倘若这一性格特点在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时，心智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而且会抓住不放。为此，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人很不公正地指责过我，说我就是个政客，因为我知道那些行为放荡却又无人知道的家伙秘而不宣的伤心事。那些推心置腹的私房话绝大多数都不是我故意要他们说给我听的——每当我根据某个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一场亲密无间的倾诉衷肠已经跃跃欲试地现出端倪的时候，我往往都假装睡着了，或者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或者装出不怀好意的轻浮态度——因为年轻人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倾诉衷肠，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表述那些隐私时所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剽窃来的，而且由于明显想隐瞒实情而断章取义。对评判有所保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的问题。我现在依然还有点儿担心会错过了什么，唯恐我万一忘了那句话，就是我父亲曾经非常势利地暗示过、而我现在又在非常势利地重复的那句话：人的基本的礼义廉耻观生来就是分配不均的。
诚然，以这种方式夸耀了一番我的宽容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既有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也有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中，不过，一旦越过了某个临界点，我也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了。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时，我内心的感受是，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势。我不想再怀着那份能够窥见人的内心世界的殊荣，去参加那些乱哄哄的集体游览了。唯有盖茨比例外，本书就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唯有他可以不受我这种反应的约束——这个盖茨比啊，他所代表的一切，恰恰正是我原本所鄙夷的一切。假如人的个性特点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所组成的，那么，他这个人的身上似乎就具有某种大放异彩的东西。他对于人生的憧憬具有某种被拔高了的敏感性，我们仿佛可以把他比作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之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精密仪器。这种应变能力，与那种被堂而皇之地冠名为“富有创造性的气质”的矫揉造作的敏感性，是毫不相干的——它是一种非同凡响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天赋，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精神，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在别人身上倒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呢，这些东西我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看到了。不对——盖茨比到头来的结局还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流产的悲痛和气短的得意暂时失去了兴趣的，正是那些曾蹂躏着盖茨比的心灵的东西，正是那些在他的梦想破灭之后飘浮在空中的恶浊的尘埃。
我家三代以来一直是这座中西部城市里身份显赫、家道殷实的知名人物。卡罗威家族好像也算得上一个名门世家，据我们家人传说，我们是巴克卢公爵的后裔呢，但是，我们这一脉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是一八五一年来到此地的，花钱买了一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然后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着的就是这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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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不仅已经成熟；他已掌握了自己的文学天赋，正展开翅膀在文学这片天空中自如地翱翔着。他把早期作品中的一切踌躇和矫饰都统统抛在了身后，也把他同时代的人和他的前辈们远远抛在了身后。
——吉尔伯特·塞德斯（作家、文化批评家）
总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美国梦”的失落与重构——评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 引言
“经典”(canon)一词，源自希腊文kanon，原为用于丈量的芦苇秆，后来其意义延伸，表示尺度，并逐渐演化为专指经书、典籍和律法的术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典开始进入文学、绘画、音乐等范畴，成为所有重要的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指称。如今人们所说的文学经典，一般指得到读者大众和批评家公认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文学经典的形成(canonization)，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文学原理以及史诗和悲剧的界定。由于文学经典边界模糊，不确定因素颇多，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纳入其中，已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家和作品则永远会受到时代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有些则会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在文化多元化的氛围下，人们对文学经典和对“入典”标准的质疑，已成为批评界热衷讨论的重要话题。事实上，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会经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会受到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读者情感诉求等诸多因素的介人和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真正成为经典，需要经历起码一个世纪的时间考验”。美国小说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一1940)的批评接受史，便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界说。
“在美国现代小说家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排在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的第三号人物。”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声誉却经历了一个从当初蜚声文坛，到渐趋湮没，到东山再起，直至走向巅峰的演变过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坛掀起的“菲茨杰拉德复兴”(Fitzgerald Revival)，终于将他稳稳推上了经典作家的高位。他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1934)和《末代大亨》(The Last Tycoon，1941)，以及他的四部短篇小说集：《新潮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1920)、《爵士乐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1922)、《所有悲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1926)和《清晨起床号》(Taps at Reveille，1935)，已被列入文学经典之列。如今，人们已不再怀疑，菲茨杰拉德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的一位杰出的社会编年史家和文学艺术家。
回望菲茨杰拉德在我国的批评接受史的发展走向，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在美国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在我国却经历了一个从全盘否定，到谨慎接受，再到充分肯定的曲折过程，这其中所包含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反思，从中找出经验或教训，供后人记取。 二 被“误读、曲解”的一代文豪
如果我们以美国文学评论家M．H．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所构成的关系作为参照，来考量文学作品的接受状况，即可看出，实用主义文学观在中外文学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实用主义文学观强调的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效用关系，即作品应当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从事某种事情的工具，并以作品能否达到既定目的作为判断其价值的标准，即所谓文学的功能应当是“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各文化群体对外族文学作品的取舍和译介也概莫能外。
……
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羞于重复，格外重视个人的文体风格和独特的创作个性，这是名作家们之所以名不虚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体风格如同作家的专有印记，刻下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凡是严肃的、对艺术有所追求的作家，都会以十足的劲头去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具有个性特点的写作风格，而绝不会与他人雷同。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福克纳、沃尔夫、多斯·帕索斯等作家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世界一眼望去，便知是菲茨杰拉德的，绝不会与其他作家所创造的世界相混淆。这是因为他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写作技巧和文体风格，力求以自己的方式来描绘现实，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像奴隶一样对每句话都进行艰苦细致的推敲”，“在每一篇故事里都有一滴我在内——不是血，不是泪，不是精华，而是真实的自我，真正是挤出来的”。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他创造的那个艺术世界才那样富有魅力，感人至深。这是他的作品之所以会引起历代读者和评论家兴趣的原因之一。
菲茨杰拉德在我国的批评接受史，恰好是对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出现的“菲茨杰拉德现象”的有力补充。在当前世界各地出现的“菲茨杰拉德研究热”中，相信我国学者对这位经典作家的研究将会有自己的声音，将会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同步，得出更加深入、更加令人信服的成果来。“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将以他不朽的诗篇彪炳千秋”。
吴建国
2013年12月29日
于上海维多利书斋
《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一个偶然的机会，穷作家尼克闯入了挥金如土的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界，他惊讶地发现，盖茨比内心唯一的牵绊竟是河对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婆娑中，住着心爱的黛茜。然而黛茜早已不是旧日的黛茜，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却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旧梦重温。然而，冰冷的现实容不下缥缈的梦……
一阕华丽的“爵士乐时代”的挽歌，在F.S.菲茨杰拉德笔下，如诗如梦，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墨色浓重的印痕。
白手起家的新富豪对昔日梦中情人的浪漫追寻，演绎了一场绚丽而又凄怆的人间悲剧。
菲茨杰拉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大量珍贵手稿照片首次披露！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F.S.菲茨杰拉德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其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已臻成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性作品。小说通过严密的结构布设和全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思想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在艺术表现力度上，都堪称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