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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虫一样！”她把裤腰翻下来，露出肚子，给我母亲看。
她总是这样，也不顾我在场。也许她觉得我还是孩子，但我已经八岁了，知道上男厕所。
她是我的邻居，在郊区一所小学当老师。有时候我会想，她在学校也会这样把肚子露出来吗？也许她不能不露出肚子，这肚子是她受难的明证。她肚子上确实爬上了许多白色虫子一样的东西，很可怕，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妊娠纹。
“就是褪不掉！”她摸着它们说，“八年了！颜色浅是浅了些，但变成白色了。白色更难看！”
她肚子上更抢眼的是那道刀疤。竖着，特别丑。当时我不知道那是剖腹产的疤。我母亲没有这道疤，她肚皮上只有皱纹。我探过那皱纹，我母亲说，那是我做的坏事。
“你最初是装在这里的，把它撑得大大的，后来跑出来了。这肚皮就像气球被吹大了，再放了气，就再不能恢复到原样了。”我母亲说。
我玩过气球，恢复不了原样的气球真是皱巴巴的。想想，我没跑出来时母亲也够受罪的，而且还让母亲很难看。孕妇其实是很丑的，腆着大肚子，肥肥的，动作笨拙，皮肤还会变得粗糙，脸上还会长雀斑，鼻子酒糟。但从情感上说，孕妇那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很多文字歌颂孕育生命的母亲。她们其实应是伟大。要是再挨了一刀，那就更是伟大了。
我的母亲有时候也会拿手摸摸她的疤，她就又说：“还挨了一刀，这疤就绝对别想褪了！”
“怎么不用鸡蛋清？”我母亲说。
“怎么没用？”她说，“什么都用过了，什么修复药、疤痕灵，这个灵，那个灵，通通都不灵！刚生下来的鸡蛋也滚了好长一段时间。为了这，还专门去养一只鸡。居委会整天找我麻烦，什么不讲卫生，邻居意见很大……”
邻居，不包括我们。我们家是后来搬来的，不知道她家当初还养鸡。她一个当老师的竟然还养鸡，我更想象不出来。
“生的时候，那疼就不用说了。”她继续说，“命都冷了！”
“命冷”，就是死，这是她的口头禅。我母亲笑，觉得她夸张。“真的！”她说，“胎位不正，竟然脚先出来了！折腾了半天，只得剖了。疼也疼了，还得挨一刀，早知如此，直接剖了。但护士不肯，说顺产对婴儿好。为了命命，什么罪都受了！”
她瞥了一眼她的独女，她叫“命命”。女儿命命在边上玩，好像没有听到母亲的话。她母亲的话，她已经听惯了，用我父母骂我的话说，是“耳膜长出老茧来了”。她只是自己拿手指在桌子边角来回拭着玩，桌子边角被拭得锐亮，像刀刃。
她经常这么埋怨女儿，有时候还会骂她“夺命鬼”。她还说因为生女儿，闹下了一身病，怕冷，怕风，出虚汗，四肢乏力，腰酸……“跟断了一样！”她说。还有关节疼痛，遇到阴天下雨，或者到了冬天，就更加疼。还有头疼。
“比死还难受！我是拿命换她的命的！”她说。
听着她诉苦，我真觉得她生不如死。让她生不如死的，就是她的女儿。当然她也说是她丈夫造成的。
“他快活了，留我们女人受罪！”
这时候，我母亲脸上就会飞过一丝红晕。她为什么说是她丈夫造成的？我当时完全不慌，只觉得她是在冤赖她丈夫。她逮着谁就怪罪谁。逮着女儿，就怪罪女儿，逮着丈夫，就怪罪丈夫。但她女儿的罪孽是证据确凿了。她女儿好像也觉得自己完全无可辩驳，所以低头认罪。其实她是个好孩子，低眉顺眼，很听话。我母亲常说我：
“命啊，你要是有人家半点样子就好了！”
也许因为她只有母亲，没有另一个护着。我父亲打我时，我母亲就会来护我。但即使她父亲在，也拿她母亲没办法。大家议论说，她父亲就是受不了她母亲的气才离婚的。她母亲嫌她父亲没本事，其实她母亲只是小学代课老师，她父亲大学毕业。他们结婚那年，他考上了大学。那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刚毕业工作时，工资还不错，但没几年，“脑体倒挂”了，他成了无用的书生。他也想去赚外快，但一跟她说，就被她否决了。
“不行不行！”她习惯性地伸长着食指，左右划来划去，说了一大通理由。当老师的人就是会长篇大论说理由。最后都要加一句：
“你做什么行？”
斜眼看丈夫。她从来没有正眼看他。
什么事都要由她拿主意，于是他就索性让她拿主意，她怎么说，就怎么做。她又不满了：
“什么都推给我，你干什么吃的？你还是不是丈夫？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大家说，他上大学时，要不是已经跟她结婚了，他绝对不会要她。他也没像当时不少人那样，上了大学就把老婆踢了，这也证明他是好人。当然有人说，他之所以没有跟她离婚，是因为有女儿了。但他最后还是走了，一次大吵后，跟她离了婚。
邻居说起她，总是摇头。“女人脾气太强不好！”大家说。但我母亲还是挺同情她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女人独撑门户不容易。她丈夫跟她离婚后，她没有再嫁，靠她微薄的工资，还有丈夫付给的一点点女儿抚养费，独自一人把女儿拉扯大。
“要是我，一个人绝对撑不下去！”我母亲对我父亲说，撒娇地。
“也没机会让你撑！”我父亲幽默应。
我母亲跟她来往最多，她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但人家丈夫离了，不好聊丈夫，于是就聊孩子，女人最喜欢聊的也是孩子。但其实只是聊自己的孩子，各聊各的，谈不上交流。世上所有的母亲的头脑里都只有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说：“我那命呀……”
她也说：“就是呀，我那命命呀……”
我母亲也说：“就是呀，我那命呀……”
她也说：“就是呀，我那命命呀……”
说的都是自己孩子如何好，但常用责备的语气。有时也会说到不好，比如我母亲喜欢说我如何顽皮，鬼点子多。谁都知道，男孩子顽皮等于聪明。她女儿就被比下去了。但她女儿确实不顽皮，是乖孩子。乖就是乖，单纯的乖。世界上所有的乖都是平淡的，不乖才色彩纷呈。说乖，从叙事效果上说，也无法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她就不爽了，站起来，走了。她们聊天常会不欢而散。但并不妨碍过后再凑在一起聊，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似的。当母亲的就是奇怪，也许是太需要彼此了，太需要对方当听众。
但我一直不能理解，她为什么总把生养女儿描绘得那么苦难？也许展示生育苦难是更深层的亲情叙事。其实她还是很疼爱她女儿的，在我印象中，她都不舍得吃东西，给女儿吃。她把东西丢女儿面前，说：
“快吃了！”
女儿就埋头吃。见女儿吃得很香，她就啐：
“没人跟你抢！全吃了，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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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回应了中国小说一个根本的疑难：精神叙事何以成立？当力图照亮我们的内心生活时，我们手里的“灯”在哪里？或者，当我们企图建构起一种内在的、自省的、有逻辑的精神空间时，什么是可用的资源和方法？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陈希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作家，他不玩弄叙述技巧，也不从事晦涩的语言实验，但他的小说就是怪模怪样，非同寻常。他敏锐而执著，只关注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他的写作纯粹而彻底。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
陈希我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他要把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精神的忧思推到J致，这种推到J致的叙述甚至在考验一个读者的承受能力。我愿意把他的这种小说称为一种观念小说，他的好几篇小说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震撼。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贺绍俊
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
——中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
陈希我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面对最艰难的主题，勇敢而又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人类欲望的深渊。我认为陈希我应该被列入最优秀的现代作家的行列，他的作品应该得到更高的关注。
——英国翻译家、《冒犯书》英文版译者尼克·哈曼
我的黑暗写作
我的母亲死了。我将她的遗物锁进了一个小房间，那是母亲的坟墓。我想永远跟庸俗的母亲告别，我期待着跟妻子过上高雅的生活。但是很快地，我发现妻子越来越像母亲了。这是我早年的一篇小说，名叫《坟墓》，1981年写的。
当时我十八岁，大学二年级，这小说是作为写作课作业上交的，上写作课的是当时我视为灯塔的孙绍振老师。交后某一天，孙老师通过一个同学把小说交还给我，一看，最后一页满满写着他的批语。他叮嘱我去找他，我当然想去，但又害怕。我几乎是战战兢兢摸到他家的，他给了我一叠五百格的写着“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的稿纸，绿色格子的，让我把小说抄好，他拿去推荐发表。从此我可以去他家了，至今如此，只不过从战战兢兢，到了可以轻松吹牛了。去年，我又在他家瞎聊，说起当年有压力，我的怕，孙老师说：“你会怕？你这个人怕过什么？”当时还真的怕。
在我成为作家的路上，还被另外两个老师推了一下，他们是我中学时的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叫陈家盛。在他的课上，我的作文“天马行空”(他的话)。这不是优点，甚至很不合规范，但他纵容我，让我至今没有成为“写作匠”。另一个是我的班主任颜丽真，她当着全班说我以后会成为作家。“相信吗？陈曦以后会成为作家！”她说。那时候我只叫陈曦。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人走出最初几步也需要夸。孙老师也当着全年级这么说我，他说：“有的人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而且当时我年级那几个漂亮女同学都在场。他还说：“我读北大时没有这水平。”当然我心里明白，他指的并非我的写作水平，而是他后来多次说到的“黑暗”：怎么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就有这么黑暗的心？这倒是，他那代人读大学时，还崇拜着信仰着许多东西。即使到了我那年代，人们仍然还相信着什么，我们已经迎来了曙光，但是我却顽固地闭起了眼睛。
现在想来，我的顽固还真对了。我不能不得意而又悲哀地发现，把世界看得再黑暗，最后都会应验；那些对未来抱着希望的人，最终都会被嘲弄。所以，我们大可把世界想得坏一些。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撇开别的因素，人生本来就是绝望的。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了。当初我为我的小说起名《坟墓》，更多的是“作”，危言耸听，其实当时我没有任何生活经验，至多只是预感，那不是二十多年后我写《抓痒》时。预感没有根据，但却往往准确。作家与其是凭经验写作，毋宁是凭预感，不，凭猜想写作，甚至是臆断。越往坏里写，就越切近本相。世界被遮蔽得如此严重，不用利器就无法揭开它，文学就是这样的利器。作家是对黑暗特别敏感的人，甚至是神经质，是夸大。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福柯用疯癫反照我们的“文明”时，我们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我们被刺激了。人是慵懒的动物，就好像被抓了放在炖罐里的田鸡，水在加温，它虽然觉得不妙，但是还可以忍受，它就忍受着；到了水烧热了，开了，它想反抗，想逃脱，但已无能为力了。
《坟墓》最终没有发表。孙老师辗转推荐了许多杂志，都以“太黑暗”为理由拒绝了。那时候的写作策略是：虽然可以写“阴暗面”，但必须更多地展现“光明面”——主流还是好的，我们的事业仍然大有希望，至少给个“光明的尾巴”。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就自绝于发表了。但孙老师的认可已极大地鼓舞了我，甚至，不能发表更刺激了我，我更一路走到黑了，从写作到现实生活。我的档案千疮百孔时，我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
其实，我也并非不想发表作品，也曾企图妥协。我曾经写了一篇叫作《暮归》的小说，写的是两兄弟，哥哥痴呆，弟弟必须照顾他。因为有这么一个哥哥，弟弟娶不到老婆。有一天，这个痴呆的哥哥离家失踪了，这是糟糕的事，但又是弟弟改变境遇的契机。由于亲情，弟弟当然仍去寻找，但找得有点三心二意。有时告诉自己，我已找了，我已仁至义尽了，有时又想起童年跟哥哥玩耍的情景，责备自己。总之内心很挣扎，我的写作也如在黑夜穿行。写到最后，猛地醒来，考虑发表问题了，妥协了，来个“光明的尾巴”，让这个弟弟“人性回归”，坚持寻找，终于把哥哥找到了。
但这小说仍然无法发表。也许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加了“光明的尾巴”，而在于你精神世界的无可救药的黑暗，就好像一个狰狞的人，即使笑了，也是皮笑肉不笑，甚至是狞笑。我所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他的世界里有上帝，但是恰是这上帝的存在，让他的世界更加不堪，就像一束光射进了黑暗的屋子。同样是俄国作家的安得烈耶夫的一篇小说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一个婴孩在黑屋子里诞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得烈耶夫是我最初喜欢的作家，后来大量介绍进来许多现代作家和作品，中国作家们趋之若鹜，但我对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身上的异端倾向。卡夫卡不错，但并不惊世骇俗，对我来说，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写作也就应该那样。难道还有别的方式的写作吗？这我倒很稀奇。这使得我的写作，一开始就跟那些“才子作家”分道扬镳。“才子作家”太聪明，所以他们欣赏的也是聪明作家。我不喜欢聪明的作家，我会欣赏他们的聪明，但不会跟他们同伍写作。对那些花里胡哨的现代主义流派，我也不是太有兴趣。把它们看作一种对垒游戏还有点意思，但是对垒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是爱玩游戏的人，把自己的写作囿于某个阵营，那么你自己呢？你在哪里？
……
黑暗中写这篇文章，就着一盏灯写黑暗，文章就要结束，这时，举世震惊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爆发。那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为什么是“黑色”？当年我在日本，看媒体采访日本“黑社会”(日本称为“暴力团”)成员，问其为何要加入“黑社会”？回答：迷恋红色的感觉！“红色”即革命，改天换地，直到灵魂深处，我们不陌生。“红色”即是激情，没有“红色”的生活一片黑暗，《红与黑》里的于连就陷入了深重的黑暗。我们很能理解“黑”与“暴力”的联系，但却常忽视了“黑”与“红”的“同构”。“黑色星期五”，对被虐杀者是“黑色”的，而对虐杀者，则是以“黑色”行动完成了“红色”理想。另外，我们这些谴责屠杀者，当我们义正词严时，我们是否也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激情？
其实，作为作家，我也一直很惶惑。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技术分子不同的是，当他接受知识时，他同时也被激发了理想。哪怕这种理想只是“美”，作家也是“美”的“原教旨主义者”。但“美”异常诡异：当“美”被阐释为“真”，它成了对我们生存处境的逼视；当“美”被阐释为“善”，它必须“清洁”这个世界，屠杀不可避免；当“美”是“唯美”，它的实质是“唯恶”，它是塞壬的歌声，谷崎润一郎索性直接称“唯美主义”为“恶魔主义”；至于美的最高形式的“崇高”，则更是通过“恶”来成就的。“美”是用“恶”的“黑色”造就的“红色理想”。那么，如果没有严格界定文学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一如没有严格界定宗教与世俗、乌托邦政治与现实的界限，恐怖主义灾难就难以避免了。不少恐怖主义者是“文青”“艺青”出身。从文艺走向现实，仅一步之遥。
去年，我所供职的福建师大文学院联合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搞了我的一个作品研讨会。去前，我约好我一个学生，他曾追随我写作，我们约好在研讨会场见面。但我到北京时被告知，他进了精神病院。我们相约时他还好好的，也许那时候就发病了，只是我没有觉察出来？抑或我自己精神也未必正常？
我不能肯定他就是因我而病的，但他追随我，我是否多少需要一点反思？想想，在喜欢我作品及也写我这样作品的熟人中，已有多个进过精神病院，有更多跟现实相处得一塌糊涂。我是否完全逃得了干系？我的黑暗写作，是否已成了“恐怖写作”？我是否成了“文学恐怖主义者”？
研讨会最后，按照惯例，被研讨人要说几句。我忽然不想谈我的文学观念了，我想谈写作的伦理问题。但我没有谈好，一是回归世俗，就该考虑人家到了吃饭时间了，不好拖会；二是也难以谈好。并且过后也没有矫正，我的黑血仍然在流，套用一句曾经的诗句：要想热血不这样奔流，凭人类的理性显然不够。更糟糕的是，仍然有人表示喜欢我的写作，希望跟我同道。当然，我也可以鼓励他们，并且还可以很顺溜地以很“正”的价值观，给他们“启蒙”，可以毫无障碍，理直气壮。但那是不负责任。钱理群先生反思“启蒙”时，引了鲁迅的话：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能鼓动别人去做。是的，这是虚伪。但自己做得到的事呢？我委实也不能鼓动别人去做。这是不负责任。我可以当烈士，但我没权利鼓动别人当烈士。我可以一条路走到黑，但我不能引诱别人。何况这些人中，很多是我的学生，我不是他们的父母，我没有喂他们一口饭，没有为他们花一分钱，也不必给他们未来的不幸还债，我有什么资格向他们灌输我的文学理想？
而且，我还是父亲。我常被问道：你孩子读你的小说吗？
教师诲于正，父亲授于利，作家写于恶。我不知所以。也许我能做的，只能是不让写作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不让文学从乌托邦世界进入到现实生活世界。写恶文，做好人。
2017年6月16日
命是生命。
但跟动物不同，人的生命同时又被隐喻化。生命代表着活力。
不仅，生命还指向精神，哪怕生命已经死亡，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但对几乎所有男性来说，命仍然很难超越肉体本身。严格说，这肉体就是被视为最重要的某个器官，它被称为“命根子”。“命根子”是肉体，又是生命的精神根基，它承载着精神价值。哪怕命都没了，“命根子”仍然要在。
能超越“命根子”的是超人，在叙事上也往往强调这种人的精神超越性。比如对承受“腐刑”坚持写《史记》的司马迁。但一旦涉及更大的原则，比如国家尊严，就很难超越了。我的《大势》写的就是承载着民族尊严的“命根子”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在男人，明确说，是在“直男”。但女性不是也以男性价值为价值吗？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女性超越男权，难！因为这里有个共同难以逾越的价值体：命。
命如此重要，那么最根本的改变就是革命。但革命，不革到自身的命，不是真革命；革命不革到身体，也是不彻底的革命。看那些革命叙事，革命者离家出走，杳无音信，直到献出生命，全然不顾家人，多么洒脱！他们不是人，是英雄。人可以抛头洒血当英雄去，人为自己负责，包括对自己不负责。但更多的时代不再革命，或者说，革命被瓦解。马尔库塞说，美国有办法瓦解任何一次革命，方法是把它转化成某种消费品。这是生命伦理的转换，或者说是回归。大时代呼唤超越伦理的英雄，小时代繁殖被伦理羁绊的凡人。
我们所处的是“小时代”。
但仍然可以把自己的命抛出去。如果命是他人的命，当然可以不顾。但如果是至亲的命呢？
尤其在中国，一个人的命，绝对不只是他自己的，也是至亲的，至少是父母的，受之于父母。
青春期时，我总想着自杀。但想到我父母，就作罢了。特别是母亲，我的母亲总是叫我“命”。在我的家乡，父母喜欢把孩子称作“命”“我命”“命命”，我不知其他地方是否也是。——我不能让我母亲没命，我的命就是她的命。
后来还结婚了。我父亲那阵身体很糟，看着难以为继。趁他的命还在，又赶紧给他生了孙子。猛回头，我不仅为人子，还为人夫，更为人父了。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命，同理。少啰嗦，你必须坚忍地活着！
哪怕我再不要命。我曾说过，我可以万事不在乎，除非，拿我亲人要挟我。——这是点中了我的命门。
汉民族盛产革命。神奇的是，虽革命不断，却仍生生不息。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变得不认识了，其实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这宿命就是伦理的羁绊，比如亲子伦理，哪怕是从养子倒过来啃老，哪怕是从孝顺父母倒过来孝顺子女。中国和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易子相食”之事，但那是在非常时期；在非非常时期，以亲人之命相要挟的，大概不多见；而在日常中，以温柔的亲情相要挟的，大概中国是典型案例了。中国人于是成了世界上最不要命又最惜命的族类之一。无论要命，还是不要命，都因为背负着伦理加亲情的命，必须忍辱负重活命。因为你无法处置亲人的命——这命活生生、硬磕磕、抹不掉的，它有折不弯的骨，有兜不住的肉，将它囚禁，也得供它吃喝拉撒；供它吃喝拉撒，它还会生老病死；顾它生老病死，还得顾它感情；它弃绝对你的爱，你还得以此煎熬自己；它要自弃，你还得死死挽留它……拿它怎么办？
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越来越觉得诸事无答案，虽然我写作，我是作家。越来越倾向于作家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寻求答案，作家一开始就料定没答案。但知识分子的知识真能给予答案吗？在伦理亲情面前，知识只是写着文字的纸。知识一思考，命就发笑。
这话仿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无妨，上帝终究会来救赎。怕的是上帝沉默。我承认，在写这本书前，我曾企图写一部探索中国人救赎之路的大书，但写不下去。明确说，是推演不下去，我的活生生的人物走不下去。在我的又黑又小的写作屋，我像远藤周作《沉默》里的洛特里哥，祈求上帝，我期待像约伯那样得到神启。但没有得到。上帝沉默着。上帝沉默着，于是命笑了。
活生生的命在发笑。这里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有一家子人，有宠物。
陈希我著的《命》里的亲情故事，有母亲对女儿近乎变态的教育，有儿子寻父的复杂心态，有是否给母亲采用“安乐死”的伦理挣扎，有父母倾家荡产送儿子留学的疯狂，有对生育的终极反思，有人与宠物的奇异相依……小说以温柔的情感抚摸残酷的现实，篇篇都是虐心之作，揭开“中国式亲情”之暗伤。
陈希我著的《命》由六个中篇小说组成，以一个主题——死亡与亲情——串连起来，试图追问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又常被遮蔽的亲情间的生命伦理问题。其中有写父子的，有写母女的，有写父母对子女的，有写人对宠物的，有写自然死亡的，有写非正常死亡的，几乎涵盖了亲情的各个方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伦理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