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一
范用同志：
嘱看《解释》一稿，我与至善共同商量，提出一些意见，写成八页呈上。此仅供贵社参考，如果要给山大同志看，不必说是谁提的意见。鄙意务望惠许。
贵社两种通讯，以后望继续惠赐。已经惠下的，一种到第七期止，《翻译专辑》到第二期止。
我欲与少甫通信，托他买书。他的通信(地)址请见告。
刻安
叶圣陶上
十二日下午(一九七三)
二
范用同志：
惠书并钱歌川先生著作三册昨接到。我的目力非常差，像钱著那样大的字，兼用两镜也难看清，因而只好不看。待家中几个人看几天，即当奉还。
承您好意，嘱我出书，奉答如下。《语文教育书简》已收入我的《语文教育论集》，此书由教育科学研究所出版，据云下月出发排，共二册，约四十万字。至于《晴窗随笔》，到今只写了十二则。以后如身心尚可，自当继续写。待写了五六十则，再考虑整理出版，您看好不好？匆匆奉复，即请近安
叶圣陶 四月十三日上午(一九八○)
三
范用同志惠鉴：
久未晤面，以至善、至诚与足下接谈，深佩治事之精勤。重印闻(一多)先生集，以蒙赐赠其第一册，印订皆好，得之深喜。今欲奉恳一事，请道其详。沈从文先生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具有独创精神之著作，我久欲买一部而未知其何处出版。近得黄裳同志告知，系香港商务出版，其价合人民币一百二十元。因此欲奉托您请香港三联代购一部，有便人来京时带来，不须交邮寄递。书价则以人民币付还香港三联。并不亟亟，请得便时嘱托即可。敬候刻安
叶圣陶
十一月二十四晨(一九八二)
四、
范用同志惠鉴：
人路同志[注一]。携来手书，敬诵悉。李祖泽君[注二]。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赠，受之甚为惭愧，只得修书敬谢，顷已写就待发。人路同志谈起国内重印此书之设想，鄙意以为甚好。加入新材料最为特点。我又想到请从文同志看最后校样为宜。国内排版用简体字抑繁体字亦可考虑。排这类古东西，用繁体有方便处，但是全用繁体太麻烦，排版时间一定很长。能不能定个体例，哪一类字用繁体，此外全用简体。
承询辛亥前日记，已摘取辛亥壬子间之日记载于《新文学史料》，以见辛亥革命时苏州一个青年之观感。我青年期之日记共有廿二册，为时约六年，多叙友朋交往，对于时局之观点皆极幼稚，不值得供人观看。您殷勤问及此，故答复如上。序跋集各篇，我已自己修润一遍，现交至善排列次序，不久即可送上。专此奉达，即请近安
叶圣陶 启
一月十九日(一九八三)
注一：秦人路，三联书店编辑
注二：李祖泽，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胡愈之
为《新华月报》再发表毛主席题词，要我写一文。现已写成送上，请审定。其中提到韦明，我只记得当时他在国务院，现在似在北京市委。此姓名如有误，请查明改正。
关于斯诺一书[注]序文及其他，有一些问题，想当面一谈。不知书已印否？
我是前天晚上回京的。身体很好，勿以为念。
敬礼！
胡愈之
一日午后
注：斯诺《红犀照耀中国》(旧译《西行漫记》)
P3-6
编后记
汪家明
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一部稿子——他最后编纂的书稿：《存牍辑览》。这部书稿，他约莫编了五年，从二○○五年到去世(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熟悉范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档案整理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十六开的牛皮纸本上，总计五十二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邮票(未付邮的)，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是范先生一笔不苟、秀气的钢笔字；封底也有同样手写的名录，许多人名边上画了红圈或打了红钩，表示其人已经去世。同一人的信尽量贴在一起，同一类作者的信尽量贴在同一本之中。这些牛皮纸本和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过的信件，可谓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存牍辑览》的内容，全部选编自这些来信。做了一辈子编辑，范先生却用了最笨的办法编纂这部书稿：五年间，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的一百。三位作者的三百七十五封信。信抄在三联书店编稿废弃的校样背面。不知为何，有的信重复抄了一遍、两遍、三遍；这样重复抄的信件，也有数十封，总计所抄不啻二十万字，摞起来半尺高。既是为了发稿，抄写一笔一画，不容潦草；抄写同时，进行编辑加工——对一些旁人不明的词句加以注解；对一些套话或无意义的段落斟酌删节；对一些难认的笔迹作出判断。抄写之前，是选择：选哪些人？哪几封信？范先生在信纸上拟了一份又一份名单，在一份显然是最后的名单后面，仍注有“可能还不止这些人”的字样。你不能不惊叹范先生通信之广，一些陌生的名字，一查，竟是某一文化行当贡献非凡的人物。很难看出范先生选择抄写的标准。贴在牛皮纸本里的两千多封信，本来就是经过选择的(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给范先生写了几十封信，只选贴了一封)；如果说，侧重文化大家来信，可是其中许多名流未选；如果说，选择是与重要出版物相关，则也有一些关涉范先生经手名作的信件落选……所以，我宁可揣测，与自己感情深笃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选择和抄写的助力。陈白尘选了十六封，萧乾、楼适夷各选了十二封，三位是范先生亲近敬爱之人；黄裳选了三十九封，唐弢选了三十五封，姜德明选了十五封，三位都是藏书家，是“书痴范用”的书友、“毛边党”同好。
尽管如此，这些人选信件里还是披露了《傅雷家书》的来龙去脉，《读书》杂志的光彩与坎坷，《珠还记幸》题目的来由；保留了《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郑超麟回忆录》《一氓题跋》《聂绀弩杂文集》《编辑忆旧》《读书随笔》《语文闲谈》《北京乎》《诸神复活》……一大堆书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另外，还雪泥鸿爪般呈现出通信人对学问和社会的真知灼见，比如叶圣陶先生关于汉字简繁体的意见，就从未见诸书刊。其中也反射出范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合，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
然而我却从这些抄件中看到了范先生的寂寞，深深的寂寞。抄写这些信函之时，范先生八十多岁了，七八年间，书苑老友一个一个离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让重感情的他心酸心伤。我还记得陪他去协和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楼适夷和韦君宜的情景，其时楼先生已不省人事，韦先生虽然认得范先生，却动不了，说不出话来。探视出来，在医院门口，他停下脚步，拄着拐杖，泪如雨下，白发微微颤着、颤着……二○○○年九月五日老伴丁仙宝的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在场者告诉我，范先生跪在地上大哭。愈到晚年，他的肺气肿、哮喘病愈厉害，呼吸粗重频繁，身骨日见虚弱；延续多年的、每月第一个星期二与三联书店老同事的聚会，随着许觉民先生去世、众友老迈而停止了；喜欢吃的东西，吃不下了；喜欢喝点洋酒的习惯放弃了；唯一余下的，就是对书的爱好。抄这些信函，也是对自己经手的书，因书交往的人、发生的事的一种怀恋和思念吧！抑或是对自己为书籍的一生的回顾(牛皮纸本中有李公朴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他的几封信，称他为“大用弟”)。可是我无法想象，在方庄芳古园一区一号楼一单元十楼寂静、整洁的书房里，数年如一日，范先生一笔一画抄写亡友信函的凄苦心境。
说是“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的书稿”，其实范先生直到去世也未编完。最后两年，我每去看他，总问：编好了吗？我们等着出呐！他总回答：快了，等我有空……可依我看，他天天有空，只是躺在床上不起，心情抑郁。这本书的构思，恐怕不止十年；书名“存牍辑览”，早已请苗子先生题写，就放在范先生卧室的桌子上，和那些抄件在一起；《编者说明》也已写就；他甚至设计好了封面，选定了封面用的画片，用玻璃纸小心地封住……如果说，《叶雨书衣》是范先生最后的个人著作，《存牍辑览》就是他最后的编纂著作，是遗作。二○○七年《叶雨书衣》出版时，他曾写信给我：“拟在《叶雨书衣》之后加印一面书目广告。”这页手写的广告，汇集了他编辑工作之外，一生创作和编纂的图书，共计十二种。最下一行，就是《存牍辑览》。
范先生去世后，范里和范又把他们亲爱的父亲的抄稿移交给我。蹊跷的是，那幅苗子先生的题字怎么也找不到了。我通过黄大刚，求年届百岁的苗子先生又写了一幅。过了几个月，范里整理父亲遗物，那幅字又找到了，这样，就有了两幅苗子先生题写的“存牍辑览”。这两幅字，体现着两位文化人至死不渝的友谊。范先生去世半载，我调离三联书店，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忙于社务，一晃五年。断断续续，一直在编这部书稿，三联书店编辑王竞负责之。信函原稿，已捐上海出版博物馆。捐去之前，三联书店老一辈书籍设计家宁成春先生与朋友一起做了精心翻拍。成春先生在范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感情很深。我曾与范先生商定，此书由成春先生设计。为编稿件，翻出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黄裳《翠墨集》，蓦然发现，其封面用图，与范先生为《存牍辑览》选择的是同一幅。而《翠墨集》的设计者，亦是范用(笔名叶雨)。范先生之恋旧，由此可见一斑。编稿中，对照抄件和翻拍件，明显看出范先生编纂的意见和过程，以及他的心路；其中难解的词句，除范先生注释以外，又加注了一些；对偶尔抄错的文字，做了再次判断——如此而已。一处较大的编辑是，为了方便翻阅，把一百。三位通信人，约略分入三卷：一卷为敬爱之人(年龄均比范先生大一句以上)，二卷为亲近之人，三卷为喜近之人。并不严格，乃揣摩范先生心意而为之。
呜呼，斯人已逝，英灵不朽。君不见，“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然飞过”。
2015年8月4日
于北京双井桥畔
编者说明
曩昔，看过一本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作序，留有印象。
由于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与文人作家交往，积存了一批书信。今选编一卷付梓，不过十一，亦雪泥鸿爪也。
其中叶圣陶、巴金、唐弢、黄裳部分书信，曾分别编人《叶圣陶文集》(一九九四年版)《巴金全集》(一九九四年版)、《唐瞍文集》(一九九五年版)、《来燕榭书札》(二○○四年版)。余为首度编次。
范用
二○○九年
熟悉范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一一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档案整理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十六开的牛皮纸本上，总计五十二本……这些牛皮纸本和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过的信件，可谓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存牍辑览》的内容，全部选编自这些来信。这些入选信件里披露了《傅雷家书》的来龙去脉，《读书》杂志的光彩与坎坷，《珠还记幸》题目的来由；保留了《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郑超瞵回忆录》《一氓题跋》《聂绀弩杂文集》《编辑忆旧》《读书随笔》《语文闲谈》《北京乎》……一大堆书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其中也反射出范用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
《存牍辑览》由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生前编订，所选胡愈之、叶圣陶、巴金、夏衍、萧乾、唐弢、黄裳、陈白尘、黄永玉、董桥等数十人的数百封信件，均与书有关，时间跨度达五十余年，涉及一些重要出版物如《傅雷家书》、《读书》杂志、《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等等编辑出版背后的故事，还雪泥鸿爪般呈现出通信人对学问和社会的真知灼见。
书信的特点是直接、朴素、率性，所言书事，都是当事者的自述，堪称信史；而且由于其私密性，文字表述更具个人色彩，从另一角度展示了写信者的性情和学养。
“相交无他事，唯有书与文”，这部书信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集，过去很少，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