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上,曾出现过几组赫赫有名的父子兄弟。其中一组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更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政治家。他们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史称“三曹”。“三曹”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曹氏父子不仅改写了东汉历史、建立魏国、鼎立三国,更以生花妙笔称雄文坛,引领了“建安风骨”的文化潮流。其诗歌更是脍炙人口,传诵至今。可以说,这些诗歌也成为研究他们父子三人的第一手史料。从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三曹”的另一面。百家讲坛节目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王翔老师著《诗歌三曹》,从诗歌入手,解读不一样的三曹父子。
《诗歌三曹》是以作者王翔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全书共九章内容,文后集录三曹诗歌(曹操诗选十五首、曹丕诗选二十首、曹植诗选五十首)。作者以幽默风趣又不失犀利的行文,从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诗歌入手,诠释并还原曹氏父子的真容、真意、真性情,带我们领略三国时代的纵横驰骋的英雄气概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的独特魅力。
可怜曹操
说到曹操,人品的得分不是很高。因为我们一提到曹操就会想到京剧舞台上那些大白脸。可以说,几百年来,有些东西真是把曹操给毁了。
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凡是坏事都归到曹操身上,凡是奸诈的事儿都有曹操的份儿,荣光不能共享,耻辱反而一起分担,甚至全额埋单。这样,曹操成功地“被黑”了。而且,《三国演义》读起来通俗易懂,读的人特别多,正是这些非常多的俗人在读这本书,那么对曹操的影响也就根深蒂固了,很成功地让曹操“身败名裂”。
当时,我们中国人丰富历史知识,一方面通过小说,另一方面通过戏剧作品。没想到戏剧作品伤曹操伤得更深。因为戏剧作品把曹操的一些典型细节刻意地丑化,让曹操背负了很多恶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大家对曹操的称呼,最客气的也是“奸雄”。虽然大家认为他也是个英雄,但英雄之前偏要加一个“奸”字,以此和别的英雄区分开来。如果是曹操在九泉下有知的话,真不知他内心是多么的感伤。
当然,很多读懂了历史的人,包括鲁迅、钱穆这样的学者,反而非常推崇曹操。比如钱穆,他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并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曹操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虽然其中个别知识点,比如说羊祜是曹操的下属当属口误之外,其他的判断有很多地方蛮有道理。
政治上名声显赫的《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也非常高。我们不能说这完全出自政治的高压,作者陈寿毕竟生活在代魏而立的西晋,如果有政治高压,应一味诋毁曹操才对,所以还是据实而论的居多。
观点有如此大的分歧,我们就更想知道曹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也许,只有曹操自己的诗歌才能说得清楚。能否还他一个清白,还要从他的诗歌着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先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做学术研究,包括了解一个人,不能像“土匪”一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个人一辈子究竟什么样子,只能由他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才能够说清楚,而不是别人做的事情或别人强加的事情去说清楚。所以说,我们在研究曹操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路径,比如我们可以研究历史,但是历史毕竟大多是胜利者的言说,换句话说,历史有些时候也未必是他原来的样子。但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就是在人生顶峰或者人生落寞的时候自己亲手写下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和他们人生原本的样子是最接近的。所以,我们要从诗歌着眼。
诗史何来
曹操是历史上首位开创用乐府做时事评论的文学风气的诗人,他的诗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诗史。这就是曹操可以第一次以政治家的身份正式站到文学舞台上的贡献。此前他也有其他诗篇创作,但是这个转变的标志事件还是发生在公元190年。
因为研究文学的人都了解到一些历史大事件。公元190年如果有微信的话,刷爆朋友圈的可能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在公元189年,董卓立刘协为皇帝。(刘协,就是汉献帝,改年号为初平。初平,也就是刚刚平定的意思。这标志着汉室没落的到来。也就是说四百年的两汉统治至此进入尾声。)另一件事情就是三十六岁的曹操,非常应景地写出了文人版的乐府诗《薤露行》。我们在看“东汉微信朋友圈”的那两件事的时候,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一个立皇帝和一首诗歌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或者说,我们更大的疑问在于,一首诗歌怎么能够和一个时代的到来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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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一个家庭成功与否,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一般都会多一重标准,就是不仅仅要求老子英雄,也要求儿子必须好汉。老子不怎么样,儿子要是有出息,父子一并荣耀。要是老子英雄,儿子没出息,老子都会受连累。所以,刘邦夺了天下,刘老爹也就成了成功人士,可以树碑立传;后梁太祖朱温看着后唐皇帝——年轻的李存勖攻破了自己的军事重镇,很是自责地说:“生儿子就该生李亚子(李存勖的小名)这样的,我的儿子那简直是猪狗”,一着急连自己都骂了;曹操大军南下,看到孙权军容整齐,也不住地夸赞道:“生子当如仲谋(孙权的字),刘表的儿子那简直就是猪狗。”虽然还很清醒没评价他自己的儿子,但是,曹操看刘表的成败时,也是父子一起看的。说得更通透一些,中国人评价一个家庭,往往是父子两代人绑在一起来看,尤其是对那些优秀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与今天有的家长的心理不同,我这么说今天的人是因为很多家长都不敢把当年自己的试卷拿出来给人看,生怕露了怯,可对孩子的要求简直高到天上去。自己没能做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这不就是强人所难吗!古人不同,他们自己很优秀,期待“龙生龙,凤生凤”,也就是优秀的基因世代相传,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光耀门庭。门庭光耀,优秀的东西才不会失传。在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这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全部任务,败家子罪莫大焉。如此一来,中国最难接受的就是后代不如自己,最怕的也是后代不如自己。父与子捆绑在一起比较着看,这是必然。那时,做老子的压力蛮大,如今正好相反。
普通人家尚且如此,优秀的家庭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优秀的家庭要么最接近最高权力,要么接近最好的文化资源。无论权力还是文化,都决定了整个民族的命运与素质。优秀家庭前进的一小步,就是整个国家、全民族前进的一大步,兴衰都取决于这么几个家庭,没办法不满怀期待。比如,对于古代那些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第一家庭”而言,他们能否做好代际交接,简直关乎全民福祉。一个优秀的第一家庭的“帝业永祚”,不仅仅是皇帝的理想,也是老百姓的企盼。
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历史上,文功武志,全面发展的“父子兵”寥寥无几。
中国人都知道的也就那么几组杰出“父子兵”。
一个是善写史书的家庭(班彪、班固、班超)。这个家庭还有一位杰出的女史学家班昭,也就是班固的妹妹。另外还有他们家的皇家姻亲班婕妤,也就是《团扇诗》的开创者。他们的文名流传千载,其中班超虽然没有加入这个史书或者文学的创作团队,但是他是首位以“投笔从戎”的硬汉姿态,怀着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扬名异域的人,为东汉经营西域数十年,就相当于“创造”了历史,那绝对是文人的另一类偶像。这的确是一个超级棒的家庭,男男女女都是优秀人才。 还有著名的“三苏”:老苏苏洵、大苏苏轼、小苏苏辙。在文学史上,很多优美篇章,还有我们的考试背诵的内容,都是这父子三人创作的。唐宋八大家中,苏家居三席,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
但无论是班家,还是苏家,多是在文学、史学的圈子里的龙虎之争中的胜利者,争气的班超也不过是在异域建功立业。从中国人的最“高大上”的“成功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观”来看,在功业上他们还是缺了点什么。
这时,应该出场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父子三人。“一门三圣人”,在父子档中,绝对是迄今中国政坛最耀眼的,一直被后人膜拜却从未被超越。
读古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商汤、文、武就是古代君王的超级偶像,是传说中的超级暴君夏桀、商纣的对立面。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史书上的雷同情节:某位大臣直言进谏,皇帝龙颜震怒。一旦这位大臣性命不保,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情节——大臣经常会被拖出去,嘴里高喊“死何足惜!只可惜天下再也没有商汤、文、武这样的圣君了”。一般情况下,这样喊的大臣又会被拖回来,毕竟皇帝也被商汤、文、武的崇高道德绑架了,要是一不小心,成了夏桀、商纣这样的国君,骂名留千载,太划不来了。
周文王父子就能做到这份上,成为历代王朝的道德守护神和精神标杆,可以说绝对对得起历史。但是,这爷儿仨也有硬伤。那就是外圣内王,功业定乾坤没问题,即使传说中周文王写成了《周易》,周公的很多话也汇集在《尚书》里成为古代儒家的经典,可是就文学来看,毕竟没有流传千载的佳作,他们也有些遗憾。
那么,“内兴文业,外定武功”、异常亲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有没有?
如果非要推出一组来,根据综合得分,那么与西周文王父子同列的“天王级”组合的一定是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此处还值得一提的这个家族中的另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曹操那个称象的儿子曹冲,还有曹操的孙子(其实也是“文艺小青年”的魏明帝曹叡)。在中国历史上,这个高端家族所完美作答的“文功武治”的“考题”绝对是难度系数最大的。
当然,要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很不容易。因为历史、小说也许给出了别的答案。不过,要是读了三曹的诗歌,我相信一定会使你颠覆不断、惊喜不断。因为评价一个人可以读史书、读小说……但是那些作品都是外人对他们的看法,带着很多第三人不能解决的距离感,客观但是未必全面。但是诗歌不同,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在诗歌这个文学创作的世界里,想掩藏自己都很难,更何况是一拿起笔就突显率真的曹氏父子。所以,在习惯了多少年都用别人的眼光来评价三曹之后,我们可以用三曹的文学作品来理解真实的三曹父子,让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来说话、解释甚至评价,这也是本书的写作意义。
当然,本书尚有不足,作为尝试,还请广大读者给予宽容。
王翔
2017年2月
这是一本根据我在《百家讲坛》上讲《诗歌三曹》的讲稿、录音整理而成的小书,小到可能不会在他人生命激起涟漪。由于时间仓促、个人才疏学浅,或许书中还有所错讹,见笑于方家。但是,我依然珍视,毕竟这是我在《百家讲坛》的第一本书,也是在高负荷的工作之余,尽职尽责之后,牺牲休息时间完成的。以前人们只知道我是个中学教师,直到这本书的出现,起码告诉很多人,我不仅仅是一位中学老师,能来到这个更大的讲坛上,除了作为中学教师躬耕教育的一些成果外,更有作为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生在学术上多年的努力所取得的小小成就。能有这种认可,不负此生。
然而,我不敢满意。毕竟是针对所有观众所做的节目、所出的书,还有很多深沉的东西只能通过一两句话体现出来,这中间的过程——也就是最精彩得地方,不能细说。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尽量让每一句话都更为精彩,有更丰富的内涵:这对我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最严格的训练,也是最高的要求——微言大义。另外,我是个个性鲜明、风趣幽默的人,但是我还没有真正展示出我日常的那一面,不能不说是第一个节目中的遗憾。为了将来有更好的节目,即使竭尽全力,当是无悔。
我不敢满意的原因更在于,父母在天之灵还需要我用更多的努力来告慰。我的母亲曾斜卧在病榻上看了2013年录制的试讲样片,但是她却没有能等到节目真正播出的那一天,没能把这个消息直接带给生时心念诗书的父亲。直到2017年清明给父母立碑的时候,我才能祭告于墓前,我相信我的父母一定在天上看着我,庇佑着我、我的家人。
故此,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踏踏实实地去做人、做事,也希望经历了诸般跌宕起伏,有十数年的卧薪尝胆历程可堪回味。愿不流于浓艳,不陷于枯寂。
如是,足矣。
回头想来,除了不能自满以外,更需要的是感恩。没有很多人在背后的支持,即使我竭尽全力奔跑,可能还只能是一声声叹息。一个人做成一件事,重要的不是认清他人,而是认清自己,虽然自己与自己最近,认清自己最难。只有认清了自己,方知他人之意义。
所以,我很感恩。
这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有很多故事,每念于兹,歉疚满满,可是等了很久才有机会表示感谢。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现任制片人那尔苏老师、编导王珊老师,为这个节目倾注了很多心血;《百家讲坛》原制片人聂丛丛老师,以及我视为兄长的国际频道制片人吕涛先生都曾给予我热情的鼓励、指导。我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先生欣然为拙作写序。过老师培养了我多年,虽然我学术上远未企及他对我的期待,但他的眼神中从来都是鼓励、肯定;北京师范大学的康震先生、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先生极力推荐并写了许多抬爱、褒奖的话;因为一些古汉语音韵问题而屡屡烦扰的那些曾经一起求学的兄弟,如我的同学兼挚友——河北大学的刘青松、北京景山中学的袁忠欢、甘肃省图书馆的邵正春等;还有我的学生何天宇、田芳源等,天宇经常为我校对讲稿,芳源则经常“逼”我“新解”一些历史旧案,让我时刻保持思想的流动与维新,不敢怠慢。自然还有我的妻儿,是我的听众,也是提意见的骨干力量,他们以这种方式创造家庭的幸福的时光。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潘飞、刘孺泾两位老师,尤其刘老师辛苦地为这本书做了很多读者不能详知的工作,且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惜不能一一言表,只有再次表示感谢!
王翔
人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王翔课讲得好,书写得好,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花了不少力气,下了功夫。这本书融会诗史,角度既新,发掘也深,多有创获,写出了建安文学时代的气派,的确值得一读,特予推荐。
——康震
自从在《百家讲坛》讲课,我就不敢品评别人的课了。讲历史不难,讲好历史真难,所以王安石说:“看似寻常zui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比起我们这些“老人”,王翔还很年轻,但后生可畏,他很用心地处理史料,为讲好诗歌做准备。作为一个好的主讲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已经或者正在具备。由衷为他感到高兴,也很高兴为他的这本书写几句话。
——方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