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多难之秋，也是中国大地上的人民迅速觉醒的奋起之载。叶辛著的《风凛冽》这个事故，就发生在那年的第一个月，那朔风凛冽的数九寒冬……那时，人妖颠倒，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面临着厄运。知识青年叶铭、高艳茹，医学教授高浩天，青年女工叶勤也不例外，他们与“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叶乔、刘庆强等人的迫害下，展开了殊死斗争。

《风凛冽》是一部以知识青年叶铭和高艳茹的恋爱悲剧为主线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上海。那时，正是“四人帮”覆灭前的最黑暗时期，寒风凛冽，人妖颠倒，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面临着厄运。作者叶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示了知识青年叶铭、高艳茹，医学教授高浩天，青年女工叶勤，与“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叶乔、刘庆强等人迫害与反迫害、正义与非正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殊死斗争。结果，美丽温柔的高艳茹从肉体到生命都被毁灭了，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终成一场悲剧。本书循着这个线索，深刻细腻地展现了一度在我国大地上出现的那个短暂而黑暗的年代，塑造了活跃于那个年代的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他们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读之使人感奋，使人于黑暗中窥见了人民的力量，看见了地火的光明。

本书情节紧凑，笔触细腻深邃，是作者同类题材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一部。

长篇创作之路

内容简介

原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对高艳茹来说，这一天仿佛注定了是个不吉利的日子。

走在灰白色的马路上，又干又冷的风呼啸着刮来，冻得她四肢直打颤，心头直打怵。一早出门到医院去，人没找到，事情没办成，回来又挤了好几站公共汽车。下车后走进阴冷潮湿的弄堂里时，那一扇扇黑色的石库门板，都像要倾倒下来压着她似的。她走进自家的后门，掏出钥匙打开门，穿过置满了煤气灶的灶披间，上了晦暗的楼梯，站在二楼客堂间门口，她好像走了长路一样感到倦怠。正站停下来喘气，没想到门一开，妹妹艳芸向她调皮地笑了，冲着她说：

“姐姐，你猜，谁来过了？”

“谁？”艳茹漠然地问。

“叫你猜嘛！”艳芸嘻嘻笑着，执意要同姐姐开玩笑。

艳茹没精打采地摇了摇头。

艳芸响亮地说：“告诉你，叶铭刚才来过了！”

一道亮光在艳茹愁闷的脸上闪过，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里偶尔穿透云层的阳光在大地上匆匆掠过似的，她那明澈的双眼，转瞬间又被乌云遮盖了。她垂下眼睑，机械地应了一声：“啊，他来了。”

艳芸不禁暗暗吃惊。叶铭是姐姐的同学，六年前他们一道去偏远的山村——贵州省三县交界的砂锅寨——插队落户。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产生了感情。去年三月，她回上海办病残证明，几乎三天两头要给叶铭去一封信。后来好容易办好了手续，把户口转回上海了，姐姐却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平常哪儿也不去，一个人关在她两姐妹住的双亭子间里发怔。叶铭倒是每周来一封信，姐姐总是翻来覆去地读啊，读啊，读得泪珠儿竟从眼角里滚了出来。现在叶铭回来了，她为什么倒发了懵呢？艳芸以为是姐姐不相信自己的话，又大声说：“是真的！姐姐，我不骗你，叶铭这次被录取在上海医学院，不走啦！”

“艳茹，艳芸不是跟你开玩笑，叶铭刚才真来过了。”原来是小学教师，现已退休在家的妈妈顾萍正在桌上摆着碗筷，她把沾湿的手在围腰布上擦了擦，一边舀饭，一边笑吟吟地证实说，“叶铭真是个好孩子。听他说，现在农村情况也不好，火车一路晚点，他坐了两天三夜才到家。回家后觉也没睡就来看你，等了你两个多小时哩！还是我一再劝他先回家睡觉，他才走的。”说着，瞅了瞅大女儿苍白的脸，又关切地说，“上午是看病去了吧？吃了午饭，休息一会儿，你去看叶铭吧！你们也好久不见了。”

饭桌上，有红烧肉，黄芽菜烂糊肉丝，炒豆腐干，肉圆汤，饭菜都热气腾腾的。可艳茹吃得很少，胡乱扒了小半碗饭就回到双亭子间去了。艳芸丢下碗也跟了进来。见姐姐在床上斜倚着，淡黄色的围巾扔在梳妆台上，神情沮丧，艳芸不由细瞅了瞅姐姐，只见姐姐穿着很贴身的中西式棉袄，铁锈红的罩衫衬托着她那白皙清俏的脸，越发显得苍白。她似乎心事重重，眉宇间透着忧虑之色，妹妹进来也没有动一动。

艳芸坐在床沿，看着姐姐好似在强忍着什么苦楚的神情，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悄悄地把目光转到一边的梳妆台上去。那儿，相架上嵌着一张两姐妹小时候的合影。照片上的姐姐多么欢乐啊！照片刚刚取回来的时候，在医院里当内科主任的爸爸曾经兴高采烈地赞叹：“看我这对女儿，多像两朵百合花啊！”两姐妹确是亲密无间，她们虽然相差六岁，可总要求妈妈给她们做一色的衬衣，买同一式样的皮鞋，梳相同的发式，相互间无话不谈，有些知心的话甚至不告诉像爸爸妈妈这样的第三者。年龄略大些，她们的感情愈加深厚。六年前，艳茹去贵州插队落户，七二年毕业的艳芸才得以留在上海，当了茶叶店的营业员，她内心是很感激姐姐的。去年，满二十五岁的姐姐回到上海，两姐妹更亲热了。但是很奇怪，在户口正式迁回上海以后，姐姐反而成天唉声叹气。还很单纯的艳芸以为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工作迟迟没有着落，低血压症又久久未曾痊愈，而心上人又远在山乡吧，有时就不免劝慰几句。不料她的劝慰总是引起姐姐更加伤心，这才使她觉得姐姐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直爽的姑娘想打开这个秘密，又苦于找不到钥匙。今天早上叶铭突然来访，向她问起艳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整整半年不给他写一个字。叶铭那种焦灼的情绪，简直使艳芸大吃一惊。现在，姐姐的神态又是这样异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艳芸谨慎地摸摸姐姐的手，那手是冰凉的。她心里一沉，低声问道：“姐姐，你什么时候去看叶铭？”

艳茹张了张嘴，没有答话。

艳芸忍不住又直通通地问：“姐姐，告诉我，你是不是有半年没给叶铭写信了？你们之间闹什么别扭啦？”

像遭了电击一样，艳茹颤栗了一下，忽地挺直腰坐了起来，两眼瞪得老大，痴呆呆地望着雪白的墙壁，在长长的睫毛遮掩下，似乎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姐姐，你的血压又低了吗？还是心里有什么事？告诉我吧，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点痛苦啊！”艳芸摇晃着姐姐的双手恳求说。

“也没什么。”艳茹转过脸去，避开了艳芸探询的目光，“我只是……心里乱得很……”

话未说全，她费劲地站起来，脱掉棉袄，动作迟缓地拉开被子。

“姐姐，你心里有什么事，别瞒着我。”艳芸帮着姐姐铺好被子，扶她上床躺下，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不，不。”艳茹躺在床上目光显得有点慌乱，“我只是早上出去，看到些事情……”

P1－3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五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就在上个月，我去黑龙江图书馆演讲时，还收到了哈尔滨知青们送给我的厚厚两大本哈青文选。为的是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年。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五十周年。

五十年了，半个世纪啊！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四五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已是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七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客过亭》。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近10本。这些作品的汇集出版，我想，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长篇小说书系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五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2016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