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商人和货郎
这幅扇面高25.8厘米，宽27.6厘米，其上有轻微着色的水墨画，后被人收集到一个图片集中。它出自李松之手，李松曾是首都杭州朝廷官方学术机构中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于公元1230年去世，这幅扇面是李松在1210年的作品。作品上除了李松的签名，还落款有盐商的签章。艺术品收藏家安琪(1683-1744)在民间搜得此作品，并将其觐献给乾隆皇帝(1736-l795年之间执政)，如今这幅作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观察此扇面图画，可以发现有一位怀抱婴儿哺乳的妈妈，她身边还环绕着好几个孩子，对面站着一位兜售日用品的货郎。货郎随身带着满满当当的行李，行李上的标签标明，他随身的物件有500多件，比如食物、家用品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货物。货架上悬挂的一个广告牌宣称，这个长满络腮胡的男人除了卖货以外，还有“医治牛马疾病以及儿童疾病的医学经验”。
这种把货物送上门的货郎是当时商人阶层中地位最低的，而根据文学作品的记载，商人群体在中国古代也属于最低层的阶级。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精英分子认为商人的地位还不如农民或者手工业者，而商人的生活质量却达到了富裕的程度。为了贬低他们，历朝历代都有压制他们的政策：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朝廷还会通过其他方式，比如没收商人的财产、国家垄断，来抑制这个被歧视阶层的野心。这种苛刻措施以及压制的理由在于，商人只是一群寄生虫，他们依靠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成果来获利。皇帝身边智囊团的生产力却毫不被质疑，他们作为统治阶级思想道德的维护者，把自己归为四个阶层的顶尖位置，这四个阶层分别为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官员仅仅是被天子及其家属所抬举的一个阶层。
各个阶层之间的界线是非常僵化和固化的，就好像是官方文件中所规定和引导的那样。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过非常严格的限制政策，不允许商人通过主要的上升通道，达到更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阶层。相反的，官员们不仅仅给他们的男性家庭成员准备好优质的教育，而且在不同的生意领域进行投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官员为了使其社会地位获得长期的保障而投资土地。尽管如此，文学家的保留项目永远都是对于商人的贬义的、充满嫉妒的评判。即便是元稹(779-831)这样一个朝廷重臣、唐朝的大诗人，也公开地表达了他对于商人的鞭挞：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
最后两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朝廷中为官做宰的决策者都总是被无耻的商人所纠缠，这只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印象。其实，还有一些时期，战争和饥荒使得朝廷非常迫切地靠近私人投资者。即便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商人也很少被平等对待。在表面上，社会各阶层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是事实上，他们往往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族把他们汇总在一起，系统分工，一些亲戚成员在农业系统中工作，一些亲戚成员在商界工作，另外一些亲戚成员成功地进入仕途，使得家族经济上的繁荣昌盛得到了政治上的保障。到了宋朝，商人之间的联系也因为行业协会紧密多了，而行业协会的权力也与日俱增。行业协会拥有越来越紧密的网络，这些网络囊括了各地的代表处，这些代表处不仅仅给行会代表提供住宿，还可以作为行业管理机构存在。虽然这些组织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有些随便松散，但是事实上他们通常听命于一个比较专制的领导小团体。宋朝的改革家、大臣王安石这样写道：
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
在中国，有代表处的商人们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最好的例子就是唐朝的时候把控中亚贸易的外国人行会组织。虽然外国的产品在中国市场非常受欢迎，外国商人的汉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他们还是这个社会中的局外人。在这个社会中外国人和商人是同样受到歧视的，不仅仅是被朝廷中的精英分子所歧视。P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