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并非易碎品（1979－2015）》是一位从业30多年的记者李家杰从事新闻报道作品的结集精选。与以往记者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本书是从一位记者视角观察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各领域发展，见证变化、发现问题、寻找答案。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时政新闻作品集，更是一部史料。看似本书记述的都是过去的事件、曾经的新闻，但是今天看来，许多成为今日的印证，许多隐含着今日的问题，读来仍不觉得过时。因此，本书既可作为新闻报道从业人员的参考，也可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背景读物，并可以引发读者对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

《新闻并非易碎品（1979－2015）》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李家杰的新闻作品集，时间自1979年至2015年，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状况。这些新闻作品从教育、环保、经济发展等角度解读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史料。

科技创新同经济改革

 中纪委为《光明日报》报道加按语

 销售淘汰报废药背后大有玄机

 果林向农民招标

 首都住房改革拉开序幕

 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成功典范

 七嘴八舌话粮改

 主渠道不畅通粮价难以平稳

 站在兴衰成败的十字路口——中国汽车工业述评（上）

 没有理由不攥紧拳头——中国汽车工业述评（下）

 首都建设需要量水而行

 北京出租车承诺制陷入怪圈

 一颗明星在辉煌中陨落

 科技企业孵化器需要“呵护”

 中国技术创新的百花园——中关村快速发展述评之一

 这个“政府”与众不同——中关村快速发展述评之二

 新文化的曙光早在这里出现——中关村快速发展述评之三

 黄金地段

 品茗还须上成都

教育发展及城乡失衡

 要给高等院校一定的自主权

 应尽早结束在纸上“扩大自主权”

 成都科技大学向系一级下放自主权

 林业部慷慨解囊助“九小”

 北京青少年呼吁全社会关心他们成长

 北京中小学生高消费令人瞠目

 高校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

 “不平等”暴露出大堆问题

 要用法律保障厂校平等合作

 这里是企业家的摇篮

 中国婴幼儿教育正在滑坡

 两轮驱动出高效益

 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

 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杨振宁比较中美教育

 教育的朝阳从这里升起

 田野里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中西医在中国的命运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重西轻中”

 中日友好医院办院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中医药现状令人担忧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波恩大学女教师来到北京学中医

 百家争鸣是个好东西

 外国医学家尊重中医药学

 西方免疫学家相信中医疗效

 为何大医院超载小医院冷清

 后勤改革之歌为何流行不开

 好一个尖端领域——日本东洋医学采访札记之一

 优势并非永远是优势——日本东洋医学采访札记之二

 庐山之外看庐山——日本东洋医学采访札记之三

 中医药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纠正医风需要治本

 “医院道德水准应高于社会”

 别把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不当回事

 天下中药堂

 熊光葵和她的“含羞草”

 不要病人着急医生不急

 医学高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成年人才得癌症是片面认识

 北京首次详细公布“非典”患者构成状况

 “非典”重创北京旅游业

 中医发展史上竖起一座丰碑

 一家二级医院的另一种活法

 “有损国格”事件为何屡禁不止

文化与多元化

 “鬼才”魏明伦

 书痴范行准话藏书

 精心为革命烈士塑像

 吴阶平的书斋永远难以定格

 中国文艺改革部长答问录

 八一厂《晚钟》角逐西柏林

 赢得国外赞美不是主要目的

 谁用“母乳”哺育了北京文化

 《画龙点睛》点动观众心

 这个剧团“戏比天大”

 新时代呼唤：北京亮起来

 台湾女作家郑羽书游故宫

 第七届全运会场外景

 建一个文化夜市如何

 让伟人形象永驻人间

 保护名城与发展经济不可兼得吗

 中国音乐学院怎堪摇篮破旧

 泱泱大国仅74家少儿图书馆

 人们迟早会认识她

 老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什刹海是平民的海

 中国家庭文化气息渐浓

 不能再次错过历史机遇

 演员比的是文化

 文化大区行

 没有宽容岂能创新

 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华夏之音

 “全国文化中心”名不符实

水气污染与环境治理

 她公开与领导唱反调

 北京地下水污染面达一千平方公里

 环境建设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迫切需要一个“人工肺”

 可吸入颗粒物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

 防治环境污染为何现在不如1972年

 大气质量报告应该如实反映大气质量

脊梁与栋梁

 是非功罪今日评说

 顾乾麟十里洋场创办奖学金

 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奏鸣曲

 王春发三让高级职称

 一个不随大流的村支书

 李润五妻子的思念

 李远征：“两手硬”的一把手

 一片忠诚为人民

 一位迎来汉字印刷新时代的科学家

 德高学富医界楷模

 他的名字就是进入军事禁地的通行证

社会进步及存在问题

 一对夫妇好生一个孩子

 60位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同志被追认为烈士

 组织处长贪污党费被判刑15年

 一名工程师落实政策的曲折经历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访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

 高老汉登上天安门

 北京：城市道路负荷逼近极限

 城市交通堵塞造成损失年逾几十亿元

 法官判决后出现截然相反两种声音

 一篇未能公开发表的稿件

 长街悲泣送耀邦

 专家披露隆福大厦特大火灾内情

 自行车何日才能存得放心

 年年高呼沉痛记取更待何时

 北京火车西客站建筑质量问题一大堆

 举世瞩目长安街

 文明城区看作风

 “群众满意率”是一项硬指标

 “公推直选”与“等额选举”比较

 人民调解员唱主角

 从“政府有什么”到“老百姓要什么”

首次公开的文稿

 县委书记带头搞不正之风

 卖淫嫖娼死灰复燃

 这个县党风败坏到惊人程度

 13岁女孩为姐姐申冤

 浙江中医学院校园被粗暴地从中劈成两半

 国家对公安高等教育欠债太多

 邮局强行占用农民汇款

 荒唐密电害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首都新建68万平方米宾馆饭店有违中央要求

 我国现行研究生教育体制不顺

 媒体公开宣传的台“工业CT”是冒牌货

 我国为资源综合利用立法时机成熟

 这里借故停映国家批准的进口影片

 《亡命天涯》为何单在这里停映

 《机电集成技术》被迫到台湾出版

 高校办学效益的几个议论热点

 此地有“三怪”

 北京发展建设存在四大矛盾

 法制越来越健全司法越来越不公正

 我国草坪业问题突出

 中国“性盲”多于“文盲”

 我国应尽快出台沉默权和证据法

 从空中到地面体验国航服务

 新疆和田缺9000名“双语”教师

 成者自成

后记

主渠道不畅通粮价难以平稳

放开粮价一年多来，两次出现粮食脱销，一次在去年12月限价销售期间，第二次在今年6月再次放开粮价以后。由于粮食脱销，市面上粮价迅速上涨，导致一系列副食品价格紧跟在后面飙升。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上亿低收入家庭，个个不得安宁。

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一旦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就不是一件小事。而粮食两次脱销，都是由粮食储备和供应主渠道引起的，这就更加不能掉以轻心。

国家粮食主渠道不同于交通主渠道。交通主渠道不止一条，机动车车道不通，可以改乘火车；地面主渠道不通，可以从天上走，或从水上走，总而言之，不会被困在一棵树上吊死。

粮食主渠道十分特殊，全国就这么一条。承担着经营管理这条渠道的，当然也就不是等闲之辈；而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国有企业。但是，谁也想象不到，在粮食系统，这个主力竟是外强中干，重病缠身。而且，这种病正好毁了“主渠道”的主要功能，造成管道堵塞，流通不畅。

粮食部门认为，这是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就企业内部而言，主要是包袱过于沉重。到1992年岁末统计，全国粮食企业挂账金额接近天文数字。在放开粮价前，这算不了什么：“一切都有政府兜着，企业感觉不到压力。”在粮价放开后，情况就不同了：“政策发生性根本变化，政府不再为企业兜着；而‘挂账金额’却仍然继续挂在企业的账上。”企业从此背上沉重的包袱。

如果及时采取措施，问题就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而实际上，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反而在放开粮价，时间不到半年，又向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限价销售。实际上，就是贵买贱卖。单是这一个指令，就叫企业又赔进了一大笔钱，造成挂账金额进一步增加，包袱进一步加重，单是付给银行利息这一项，就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而企业设备陈旧、劳动条件不佳等一系列早该解决的问题，现在更不可能得到解决。一个直不起腰的企业，怎能扛起主渠道这副重担。

就外部环境而言，主要是体制不顺——管粮的和管钱的，两权分离。

与别的商品由生产、流通、消费，这三者构成的三角关系不同，粮食这种商品，多了一个“财政”，形成四角关系。而且，在这个四角关系中，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看似独立，却都受制于“财政”。

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命运虽被“财政”控制，生产、流通感觉不到不便——只要出示带有行政命令的“调拨单”，任何一级“财政”都会开绿灯放行。在当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不构成负面影响。而在粮价放开以后，企业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两权分离制造的。  粮价放开后，要求进出粮食前，先付足现金。而掌握着粮食储备金的“财政”，却常常在粮食进出时不到位，迫使企业不得不转而向银行贷款。就算是能够贷到款，企业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主要是为疏通主渠道向银行的贷款，却被认为是企业的私事，“财政”不认账。于是，谁贷得多，谁欠的利息就多，谁赔的就多。为了避免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企业便竭力减少库存。库存不足，粮食市场当然会出现脱销。

就国家政策而言，主要是企业对国家提出的职责要求十分困惑。与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不同，国家要求粮食企业同时肩负行政和经营两项职责。经营职责不难理解。行政职责对商业企业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新就新在，要求企业从政府肩上，把保市场稳定的重担，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

保市场稳定与经营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着矛盾。现在，要求粮食企业一肩挑起两副担子，很难说不是强人所难。道理很简单，保市场稳定与商业营销之间，难免不会发生经济利益冲突。而一旦发生冲突，叫企业顾哪一头呢？顾了保市场稳定，生意做赔了，谁来埋单。

如果企业一身轻松，效益又好，代政府保市场稳定倒也勉强可以。而现实恰好相反。现在粮食企业，一身都不轻松——安排好占职工总数1／5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需要经费；提高员工知识文化素质，改善员工生活条件需要经费；维修房屋和更新设备需要经费。常常在用钱时，账上没钱。

要求已经背负着沉重包袱的企业，还要把为保市场稳定出现的亏损，全部负担起来，这样的管理体制谁能适应？不能适应，就不可避免地会只顾一头；在市场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粮食脱销。

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即便是新问题，也已经在放开粮价之初就显露出来。

既然问题早已暴露，而这项改革又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为什么至今问题还是问题呢？

“主要是对实际情况把握不准。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供需矛盾突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允许粮食市场出现大的波动，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能保证粮食市场万无一失的，是国有粮食企业。现在，恰恰对这三个方面，都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对国有企业调拨不灵，流通不畅，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怎样的影响估计不足；对维护国有企业，缺乏强有力的保证措施：对销售市场一度处于平稳状态，缺乏客观分析，态度盲目乐观；对困扰“主渠道”的问题，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措施解决；对放开粮价以后，已经和可能出现的问题重视不够。

“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政策多变”。一会儿提出放开粮价，过一阵儿又提出限制粮价，再过一阵儿又变了回去，提出粮价放开。翻来覆去地折腾，不仅使刚建立起来的购销网络、预测手段受到严重冲击，常常骤然失灵，同时还使消费者对粮价变化的心理承受力变得非常脆弱。

政策制定者却并不认为，出台的政策有问题。并有充足的道理支持这个解释。但在粮食市场上，只有保证粮食供应，才是硬道理。而能确保粮食供应的，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主渠道。

原载《光明日报》1994年10月6日

P22-24

把历年发表的新闻集结成册，一段跨度数十年的心历路程即清晰可见。

原以为做这件事不难，按作品发表时间分类排列，就可以顺利地完成集结成册，实际不然，看完历年发表的新闻就陷入困惑。说这些文字是新闻吧，分明已是明日黄花，早已过气，谁还会注意它呢；而说它已经枯萎，只配待在故纸堆吧，其中不少二三十年前发表的新闻，当下仍作为鲜活的重大选题，被报纸荧屏广播在报道。事还是那些陈年旧事，只不过是时间变了，空间变了，新面孔出现了，而其核心内容基本未变；有的甚至空间都未变，只是面孔变成了儿孙辈的。

这不是杜撰，其中有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在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如公务员办公用房宾馆化，城乡教育失衡，边远山区孩子上学难，农村人民就医难，进城务工农民讨薪难等。在二三十年前，即为此大声疾呼，现在不仅问题依旧，其中的大气污染，提拔重用腐败分子，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侮辱殴打医生护士甚至愈演愈烈。

舆论何用？记者何用？深感愧对采访对象，便将集结成册压下。一压就是12年，但又难以彻底放弃。闲暇中常反问自己：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是不是继续沿用传统提法，说新闻纸是易碎品，已经过时了呢？设若是，现在又该如何认识新闻呢？

报纸是新闻的载体，视当天的报纸为新闻纸，过了当天的报纸为废报纸、报上登载的新闻为明日黄花，是从向读者提供新闻的角度在看问题。而发现明日黄花并未枯萎，是看问题的角度已经转换，看到明日黄花仍有可用之处的一面。这一面与历史相关。新闻过了当日，就成为历史。虽然由新闻演变成为的历史显得“琐碎”“凌乱”，缺乏通史或断代史那样的系统性，但它终究是历史。而历史是永远不会破碎的。而且，这个历史产生于当代，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民众审视其内容提供了方便。一旦发现失实之处，就会及时加以指出，媒体就必须公开“更正”。对比眼下公开发表的历史回忆录中存在的张冠李戴、丹青过实、倨傲鲜腆，新闻作品维护真实的优良品质弥显珍贵。它决定这种作品具有作为史料留存的实用价值。

新闻的真实性主要体现于新闻中的人与事，这是构成新闻事实的两个基本要素。从道理上讲，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两个要素都不应该变，不会出现随波逐流。但这样看人与事，脱离实际。置身于政治运动中的新闻对人与事的臧否，其实像走马灯一样在不断地变来变去，一会儿是白变黑，一会儿又是黑变白。

本书收入的新闻作品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与新闻采访与写作时间稳定地固定在1979年至2015年之间有关。

用中央国家机关主持的新闻发布会提供资料写新闻不在此列。我把握两条，办法比较笨：不是自己动手挖掘出来的第一手材料，写作中不用；在文稿发回编辑部之前，必须先通过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两道关口，首先请当事人核实事实，然后请当事人所在单位党委从客观上审核事实。这是底线，却是一厢情愿，另一厢未必领情。

一般说来，对表扬不会不“领情”；对批评不会都“领情”。要守住社会良知，明知如此也不能后退，事实上，也无路可退。这种情况我曾不止一次经历过，最为突出的是，揭露某市政府部门纵容下属单位坑害农民，并将坑农所得收入作为政绩的一篇报道。一年后，这个市所在省的省纪委将我告到相关部门，说：“我们当初不同意报道，记者坚持报道干扰了我们省的工作正常开展。”言之凿凿，不容人不信。我被迫把一年前由当事人、市纪委书记、省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纪委常委四人分别签署的“事实准确，同意报道”，当众公开。到了这一步，告状人不自取其辱，别无选择。

本书中将揭露批评类作品和首次公开的文稿作适当的技术处理，不是担心再次出现类似的麻烦，而是为了更好地突显“事”本身承载的内涵。其中，设置“首次公开的文稿”栏目，与报社内部设有这样一个专稿传送通道有关。按照规定要求，这个通道的文稿一律不对外。但不是绝对的，对于并不涉密的这部分文稿，要使其中指出的问题得以尽快解决，就不可避免地会迅速向外传开。由于问题涉及国航驻伦敦地面站，“从空中到地面体验国航服务”甚至从国内民航总局、各航空公司、首都新闻界，传到中国驻英使领馆、伦敦中资机构和牛津剑桥部分访问学者当中。

近30多年来，国家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问题也十分突出。为此设置“社会进步及存在问题”栏目，收录这两方面的新闻作品。原拟尽收其中，未能如愿，主要是可以用社会进步及存在问题概括的作品数量太大，全装进去会胀破栏目。为此将原属于此栏目的部分文稿，按专业门类分别放进了各自对应的其他栏目。

把为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民大众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医学家、技术专家誉为国家栋梁，不会出现意见分歧。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带着手铐上书党中央、国务院，一针见血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为刘少奇、彭德怀平反”的知识分子视为国家脊梁，不会有人不同意。把未做出惊天动地大事的村支书、工程师、环保局局长、企业董事长，甚至于十里洋场的资本家视为脊梁，很难避免不招致批评。但仍然这样做了，理由很简单：把这些“小人物”放在当下相对应的人群中对比，非议变成同意的可能性将非常大。于是用“脊梁与栋梁”，为这个栏目命名。

“中西医药在中国的命运”栏目记录下一段历史。1982年开始调查中国中医药事业现状时，“重西轻中”偏向遍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科研、临床等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中医人数为西医的3倍，建国30年后，下降为西医是中医的3倍。到1982年，全国115所高等医药院校，就有92所属于西医；全国249家科研机构，就有245家属于西医。20世纪50年代，把一代名医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中医药研究院，而在这一代名医相继去世、退休之时，学术成果无一人得以完整继承。研究生班培养的第一批50名中医研究生一个都不允许留下，而对西医院校的毕业生却敞开大门扩招：在将40个中西结合研究生留下的同时，还将66个西医院校毕业生招进研究院工作。

针对这种状况作出努力，1985年5月15日，国务院总理要求卫生部“对中医药工作存在的问题应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找出根本扭转这种局面的有力措施”；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7年4月下旬，国家科委邀集107名中医、西医、航天医学、生物、物理、化学、电子、哲学、教育、管理科学等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主持制定出《2000年中医药学继承与发展》规划，从管理体制到发展方向，开始扭转“重西轻中”偏向。

就地域而言，中国文化宝塔上最耀眼的明珠，应是北京。早在1953年中央就确定北京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1983年调整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后，文化地位更为突出。中央决定如能落到实处，北京将成为带动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1997年调查发现，通过近半个世纪建设，北京与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竟然相去甚远，而上海穷追不舍，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将“‘全国文化中心’名不符实”收入“文化与多元化”栏目，是为回答当初为什么会是如此。栏目中的“多元化”包括家庭文化、饮食文化、环境文化、竞技体育文化等属于文化范畴的多个元素。

需要附带说明：对于有国家领导人、国际奥运会主席、国际著名运动员出现的北京亚运会和北京奥运会报道，一篇未收入“文化与多元化”栏目，而仅收入反映北京亚运会体育比赛场馆建设的“赢得国外赞美不是主要目的”，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受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触动。“央视”这档节目的主角永远是两个人，一个是某国总统或总理，另一个是中国某省省委书记或省长；背景永远定格在接待外宾的会议厅。

这就具备了可比性。中国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省一级的这间会议厅，无论外部装修还是内部装饰和陈设，普遍比发达国家的国家一级这间会议厅宽敞、高大、明亮、阔气。六国集团首脑聚首的会议厅甚至显得局促，六个人围坐在一张类似中国家庭用的圆桌前开会，窗外就是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照样把该办的事办完了。国内为什么就见不到这种俭朴的场景呢？这条新闻放在这里，是拟提供一个参照：同样是建设公用设施，为什么北京亚运会建设者主张“尽量为人民节省开支”？

“科技创新与经济改革”彼此间存在着互补性很强的内在联系，将二者放于同一个栏目，顺理成章。然而，教育不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不适用于教育。教育自己哭穷，媒体帮着哭穷，哭声盖过了其他领域，哭了三十多年，还是缺奶吃。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占比4％的平均水平。为度过长期处于负债运营这道难关，“高校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农村问题更为严重，多数子弟未能完成基础教育。我们的发展方针是“科教兴国”，像这样办教育怎么兴国？“教育发展及城乡失衡”栏目集中反映热度持续多年的这一新闻聚焦。将写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的一篇短文，作为“附录”放在“要用法律保障厂校平等合作”之后，可以为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博士同我，就这个问题的一席谈话，提供一个证据。

1972年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环保科技水平大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991年后治理环境污染必备的两个基本条件：资金和技术一样都不缺乏，防治环境污染成效反而不如1972年。为什么？1998年12月1日北京权威人士向全社会郑重承诺，“到2002年，北京将成为上下满意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而承诺时间到期时，大气污染反而比过去更严重。又是为什么？“水气污染与环境治理”栏目回答这个问题。

1980年3月7日发表“组织处长贪污党费被判刑15年”，为提拔重用腐败分子敲响警钟，显然是在瞎忙乎。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受到提拔重用的腐败分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远远超过三十年前。为三十年前发表的这篇新闻写一段“后记”，是试图与读者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为“六十位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同志被追认为烈士”写一则“补记”，是新闻发表后，意外地了解到在采访当时，连党组织也不知道的发生在秘密战线的事情。现将其“补记”下来，是为满足读者阅读的兴趣。

文稿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为方便阅读，有的却需要相对集中，这就可能打破时间顺序。为此采用直接集中或设“附录”集中两种措施实现如此安排。“有损国格事件为何屡禁不止”是一篇新作。所谓新作是对1986年10月5日至1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9篇新闻的再认识。这些新闻是我围绕侮辱围殴医护人员同一个主题写的。本书收入的消息仅有两三篇，以开风气之先为选录条件。为看起来顺眼，将收录的每条消息的电头一律抹去，仅保留下发表时间。

最后要说，本书采用的全是原稿，包括电脑问世前的手写稿和以后的录入稿。

本选集能够出版，首先感谢《光明13报》总编辑杨西光。1978年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文，调我进入《光明13报》，见到的第一位总编辑，就是杨西光。在这个时期，《光明日报》编辑部闪烁着思想光辉，注意力集中于国家大事。个人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都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第一时间发现新闻，并抢在别的媒体前，把有价值的新闻最先拿上报纸版面，内容还要开风气之先。进入报社第3年，国外读者、美中友协华盛顿州分会会长、历史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Norbert Cooper，在来信中，就我的工作做出评价，说：“Your reportage on Sichuan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for US to know its reform and open policy”（你对中国四川的报道，是我们了解中国四川改革开放的重要消息来源）。

感谢第二位总编辑杜导正。在杜导正时期，总编辑身上的爱国情怀、民主作风、独立思考精神深刻地影响着编辑记者；《光明日报》办成团结全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我主动介入社会热点、大胆揭露贪腐行为、坚决清除左的影响、俯身为民伸张正义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杜导正时期。没有杜导正的信任和特批，不可能集中3年时间专门开展中医药工作调查，并在调查中发现国家卫生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重西轻中”倾向，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为推动中国中医药事业顺利发展尽绵薄之力。

感谢第三位总编辑姚锡华。在姚锡华时期，我从代理中班编辑调北京记者站。其实在一年前杜导正就为此找我个别谈话，要我到北京记者站任站长。提升记者站站长过去都是部门负责人谈话，现在总编辑亲自找我谈话已是天大的面子，我却表示不愿干这份差事。杜导正不但没有批评我不服从组织安排，还让我与他一道乘车外出。车进入中央部级干部住宅院内已是晚饭时间。杜导正要我上他家，我却被清高死死地拽住，不仅没有进他家门，连一声感谢的话都没说，他还是没有生气。在专业技术职称由中级晋升高级前，专门委托一位副总编找我谈话：“老杜要我告诉你，你业务水平已经达到副高，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都行。”

感谢总编辑张常海、徐光春、王晨。每一次在稿件眉头写下：“此稿重要，建议放一版头条”，几位总编辑都会采纳此项建议。一条800字的重要新闻被一个女编辑，用红墨水涂得乱七八糟送到总编室。徐光春发现后，将稿件全文恢复放在一版头条位置登出。

感谢责任编辑裴国勋、张慕勋。一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诚恳待人，在我心中永远难忘。一位在重要政治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中青年记者，不在政治上受到伤害。

感谢四川省委和北京市委把我视如本省本市干部对待，为我创造非常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朝回国单独向我详细介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与他会谈的内容。1983年春夏之交，按中央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开展整党工作。我在四川省委常委整党会上，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三条批评意见。以后，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与我的关系反而更为密切。联系一直保持到我调回北京；杨汝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感谢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国家科委采访时，按宋健要求一个部门负责人应该向我介绍情况，而这个局级干部找借口，不愿意介绍情况。宋健知道后，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向我仔细地作全面介绍，保证这条消息在次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头条位置刊登出来。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一名副研究员在开展中医经络研究中遇到困难，找我帮助解决。他的项目属自选项目，主要困难是实验条件差。我不能为他改善工作条件，就挂电话向中科院办公厅反映。岂料第二天，卢嘉锡院长竟亲自听取汇报。论年龄和学术地位，卢嘉锡是这个副研究员的前辈；而在汇报过程中，此人居然不懂规矩，说话大声嚷嚷。我的电话惊动了科学院院长，已让我感到懊悔，这个副研究员又如此不懂礼貌，事后我向卢嘉锡“深表歉意”，卢嘉锡却含笑说：“你帮我们科学院做工作，占据了你大量时间，应该是我向你表示歉意。”

感谢卫生部部长崔月犁、陈敏章。两任部长让我列席卫生部部长办公会。这对我把握医疗卫生工作全局帮助极大。感谢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胡熙明请我帮助创办《中国中医药报》。并挽留我在《中国中医药报》工作。我没有接受，胡熙明并未因此就与我中断联系。

感谢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他要我向他汇报全国中医药工作现状。汇报尚未结束，他秘书走进办公室，说：“首长，该上机场了。”“怎么办，这里还没有说完呢？”李德生回头看着我，说：“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去杭州。”言毕，拿起办公桌上的红机，给中央警卫局打电话：“飞机上增加一个人。他叫李家杰，是《光明日报》记者。”于是我就随同李德生去了西苑机场，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专机。在杭州听完汇报以后，又要我随他到浙江农村，及北仑港、绍兴和宁波地调研。

感谢四川省委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曾让我惊喜感动而又困惑不安。邓小平在首都盛大阅兵式上检阅三军北京实行严格净空这一天，从成都起飞的一架国航三叉戟被禁止载客，空飞北京。而这一天我恰好要回报社参加重要会议。她知道我的难处后，请来四川省民航局局长把我送上这架三叉戟。这架飞机便成了我的专机。若干年后我们在北京相聚，她身边站着女儿茸茸，一个年轻美丽的海军上尉。这时我才知道她竟是邓小平的妹妹。  感谢公安部，多次邀请我列席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会议人员名单上，有每个人的联络方式，左上角标明“机密”，会后我主动上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战红说：“您不用交，留着，便于联系工作。”

感谢匡惠平。他一向关心支持我工作，听说我要出版选集，主动向我提供帮助。将几十万字录入电脑，是一件十分具体枯燥繁琐的事，他牺牲休息时间帮我录入。韩亦军、张娜、刘天苹、张霞、刘得华、罗浩等，在帮助文字录入中，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借此机会，以最谦卑的心，向所有关心过支持过帮助过我的前辈们、同事们、朋友们，表示最恭敬最诚挚的谢意。

2015年1月6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