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在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而是在“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暑假在外婆家，从四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本旧的《人民文学》，上面有一篇小说叫《王全》，很耐看，也觉得有点怪，印象极深，但并不知道是汪曾祺写的，直到后来看到《汪曾祺小说选》时，才恍然大悟。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受戒》《大淖记事》才慢慢了解汪曾祺的，我则是读了《异秉》之后就对汪曾祺感兴趣的。《异秉》当时发表在顾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转载，也很少有人评介，而那一年我却碰巧订了《雨花》。《异秉》我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像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写的，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不仅因为他写的是家乡的生活，而是他把“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也写得那么美。孙犁也是写生活美的高手，但他写的都是劳动人民，而且都与抗战有关。汪曾祺写的都是市井，与抗战也无关，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在《大淖记事》里写到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之后，居然没有《白毛女》里那种愤怒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我原先脑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一下子被击穿了。刘号长与巧云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巧云居然没有“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后来锡匠们还是游行反抗了)，还有她的贞洁观呢?《大淖记事》没有简单地搬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来写小说，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老先生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让小说写得更生活化一些。我读汪曾祺的小说，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心想，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见的人便是汪曾祺，便查地图找到北京京剧院，我倒了好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京剧院。我以为京剧院也像我们的机关一样正常上班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个人，他说汪曾祺在七楼编剧室上班，我欣喜若狂。爬上七楼，可整个楼层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到六楼、五楼、四楼，没有一个人上班。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京剧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天，阔别家乡四十年的汪曾祺回乡了，当时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崇拜的汪曾祺要做学术报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腾，从早晨六点到高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儿，汪曾祺来了，我远远觉得他满面红光，精神头儿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谈自己的小说，谈鲁迅，谈沈从文、孙犁，也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他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文学外部的东西，都是些关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些人在谈论文学本体以外的内容时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是泛泛一带而过，而汪曾祺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昧。二十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站到高山之巅，领略到无限风光。我当时几乎把他讲的话全部“吃”进肚子里，像一块吸足了水分的海绵。从百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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