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熙帝登基前的时代与环境

一

平定岛原之乱后，随着锁国令的颁布，德川幕府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基础终于得以稳固，将军每日醉心于竞技比赛之中，日本迎来了太平盛世。此时，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山东一带村镇的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

赵大哥。

意思就是朱家的面粉在李家揉，做出一个大馒头，最后被对面的赵大哥得到了。朱是明朝廷的姓氏，李家代表“闯王”李白成。而据民间传说，清朝的国姓是赵，所以赵大哥指的就是“爱新觉罗”。大馒头很明显就代表着中国的天下。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败在其逆贼李白成的手中，谁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满洲人就像一只突然从北方飞来的老鹰，打败李白成，轻松窃取了其果实。

但是，清朝这只雄鹰并非只是在天空盘旋了几圈后偶然间得到猎物的。在主人家放火，促使明朝早早灭亡的是李自成。而这场火作为天赐的良机，让清朝占尽了渔翁之利，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单单认为这只是偶然的侥幸。此时年深日久日益腐朽的房屋，无论谁从外部下手，都会瓦解的。而从内部起火终至自我毁灭是它的宿命。由某个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新兴的王朝，再到它的巩固一鼎盛一腐败一衰亡，而后再出现一个新兴的王朝重复上述路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这一次的改朝换代是国民内生的要求。就像虫子通过变态发育获得重生一样，中国也正是通过许多次的政治上的死亡与重生(前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才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因此，虽然国民不愿意由其他(外来)民族做自己的重生手术，但旧王朝的覆灭并不会损害到国民自身的生命与幸福，反而可能会因为重获新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里说到的这位杰出的皇帝虽不是汉族人，但他仍然是中国的统治者。因此对于他的上台，尽管会尽可能地避开普通的历史记述，但无论如何，说起他的上台，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远东局势。

首先，回顾一下当时日本的情况。奠定了德川统一天下和太平盛世基础的关原之战(1600年)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德川家康的个人能力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丰臣秀吉征讨朝鲜。如果不是由于认识不足，发动了历时七年的远征战争的话，丰臣秀吉的家臣恐怕不会分裂，也不会产生厌战情绪，并且大阪城的财力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吧。但如果因此就说丰臣秀吉的失败对于被侵略国朝鲜及其后援国明朝来说是无关痛痒的，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救援附属国朝鲜，明朝支出军费约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明朝两年的收入，这对于已经收支混乱的明朝财政来说可算是大手笔。之所以不得不勉强支付这巨额的开支，是因为朝鲜是从侧面牵制满洲兴盛的重要屏障。但是，文禄之役(即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不仅使得朝鲜这个屏障的兵力受损，还使得明朝失去了全面防备满洲和鞑靼(蒙古)的能力。在中央内政顺利的时候，充实边境防卫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恰恰相反，明朝却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增税。在实施增税的过程中，有中国历朝历代毒瘤之称的宦官也参与其中。增税逐渐暴露了其恶税的本质，使生灵惨遭涂炭的，百姓怨声载道。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窥见，被称作东夷一东胡的所谓化外的民族中，明朝从心底最恐惧的就是被视为非文化种族的满洲族——女真。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当时满洲的统治者是清朝的太祖努尔哈赤。像历朝历代的创始人一样，作为征服者和杰出政治家的努尔哈赤锐意积蓄力量，他看穿了明朝国力的凋敝、北京的朝廷已经失去人心以及辽东防备极其薄弱，于是在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他继承汗位(王位)，定国号为后金，并宣布独立，同时向明朝宣战。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这之前忍受着明朝朝贡者的屈辱身份，利用满洲重要的财源物资马匹和辽东的人参贸易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而此时他创设的近卫军(满洲八旗)已经多达六万人。在奉天以东、抚顺附近的萨尔浒山展开的萨尔浒战役(1619年)是影响明清朝代更替的“关原之战”。明朝十万大军中，有把加藤清正围困在蔚山的刘挺等猛将，但仅在萨尔浒战役中，就折损了四万六千多人。于是，天下形势遂定。

朝鲜受到日本侵略时，努尔哈赤表示可派援兵攻击日本。但是朝鲜和明朝关系密切，因为担心以后和明朝反目，朝鲜拒绝了他。之后，满洲和朝鲜发生了战争。太祖的秘书达海询问日本和朝鲜的外交关系时，被俘虏的朝鲜降将姜弘立回答说：“以前丰臣秀吉是我们的仇敌，但是现在却不同了。德川家康灭了丰臣秀吉的家族，表示想与朝鲜重修旧好，我国答应了。”P1-4

本书原本是打算以“康熙与乾隆”为题目进行写作的，但仅康熙一代的记事就已经超出预计的页数了。若再写到雍正帝、乾隆帝，这三位皇帝各自的人物、性格，还有其时代、对外关系等让人感兴趣的史实，就更会没有穷尽，所以我中途改变写法，决定本书以康熙一代为中心，在有限的页数中尽可能集中描写康熙帝，同时将其他两位皇帝的事迹穿插进来。虽然也深感遗憾，不太满意，但我想将来一定会有其他的机会进行弥补的。

目前本书所参考书目如下：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上、下卷)《支那近世史讲话》，西本白川的《康熙大帝》，松井等氏的《东洋史讲座(第四期)》，后藤末雄的《支那思想的法国西渐》，卫藤利夫的《满洲文化史上的一段插话》《鞑靼》，园田一龟的《奉天史话》等。对于各位，我深表敬意及谢意。

1938年12月5日

第一章 康熙帝登基前的时代与环境

第二章 康熙的少年时代与其修养

第三章 康熙的科学精神和西洋人的康熙观

第四章 对俄外交谈判的成功

第五章 征讨蒙古和喇嘛教的问题

第六章 康熙的对支政策

第七章 行政及文化事业

第八章 康熙晚年——悲剧——死

结尾

跋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第一章开始，便昭示国人学习的起源，在一个“学”字。何谓“学”呢？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觉”，按现代人的说法，即为“启蒙”，小自国学中的蒙学，扩大至终生学习。有趣的是，班固之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将其解释为“效”，亦即今人所谓的“仿效”。班固从哲学上定义，许慎则从经学着眼。启蒙和仿效成为古人学习精神所在，直言之，启蒙为体，仿效为用，但启蒙无疑是学习的第一要义。

西方到19世纪为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时代。20世纪则是摒弃神的人的时代，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之花盛开。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媒介、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但是，学习的方法基本不变。变的只是如何将衍生的知识和媒介，甚至将意想不到的信息组合在最合适的地方。就像用关联性方式陈列书的书店，思考那本书旁边为何摆这本书等，想象一下摆书人的“观点”为何。这也是一种启蒙，它有着发散式的思维，使人成长，使人经历意想不到的经历。仿效也一样，有时会变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仿效。

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文化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编辑也一样，他编书，他为作者服务，他为读者摆渡，编书就是他的天职。网络阻碍不了读者，也阻碍不了作者，它无法主导一切，但启蒙却是学习的基本精神。透过仿效将知识传承下去，通过启蒙不断地和过去的知识磨合，从中发现新的结合点，取得更多、更好、更新的知识。

将近二十年前，沈昌文先生为我引见俞晓群社长，没想到俞社长快人快语，从撰稿到出书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出版了我在大陆的第一本书——《藏书票世界》。虽然该书以图为主，但这无疑为当时尚处在启蒙阶段的藏书票阅读打开了一扇窗。这期间，每当我到北京出差，正逢他自沈阳而来，我们总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维持同行兼同道的关系。特别自2009年他担任现职起，每当有新的出版成果，他都会与我分享。2014年10月，我们一起到台北参加两岸书展，共赴王云五纪念馆参观。置身其中，反复叮咛我一定要做点事。

“启蒙文库”缘起如上，特以为记。

吴兴文

《康熙大帝(精)》是日本小说家长与善郎以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大帝为题材的作品之一。清朝初建伊始，国基不稳，内忧外患。面对危局，康熙从容不迫，看透对手或敌人的优劣势，利用他们的弱点，断然处置，最终战胜了一个个对手。康熙终其一生，在“治国理政”上不断地创造奇迹，引无数后人折腰。作者理性地分析了康熙临危不乱的勇气和善于利用对手弱点的智慧。

《康熙大帝(精)》的作者长与善郎对康熙剿平“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准噶尔、对战沙俄等不世之功进行的评析中，着重对康熙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和分析：康熙冷静、睿智，但也有担忧，甚至恐惧。作者还在书中着重阐述、评析了康熙对科学的追求，展现了其执着的科学精神。

作者直言不讳地评说康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犯的错误。在他笔下，康熙仍然是伟大的帝王，但绝非完美无缺，康熙的形象因而更加丰满。长与善郎用理性的分析为康熙“立传”：康熙大帝不是画像里的帝王，而是血肉丰满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