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默·桑德著，王岽兴、张蓉译的《虚构的犹太民族(精)》拆解犹太民族古老神话，挑战主流史学与以色列禁忌，引发国际社会激辩！

全球译本最多的以色列历史著作！《纽约时报》年度好书！法国今天奖年度最佳非虚构图书！特里·伊格尔顿、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托尼·朱特赞誉推荐！

谁是犹太人？《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一切答案皆在本书！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施罗默·桑德著，王岽兴、张蓉译的《虚构的犹太民族(精)》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序言

绪论 记忆的重负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后记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第二个故事——两位“土生土长”的朋友

第一位马哈茂德(Mahmoud One)(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名字都叫马哈茂德)，1945年出生在雅法(Jaffa)。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斗期间，仍有一些阿拉伯人居民区的居民没有逃到加沙(Gaza)，且被允许继续生活在他们土生土长的城市中。这位马哈茂德在雅法城贫困的街巷中长大，那里定居的几乎全是犹太移民。不像在沙伦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Galilee)的移民，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处于人口大大减少和孤立的状态之中；城市的原住民极少有人仍想维持一种独立的文化，而移民社团则拒绝与他们纠缠或与他们整合。

在雅法的阿拉伯人的狭小聚居区，一个出路是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年轻的马哈茂德加入了该党的青年运动，在那里他遇到了与他同龄的犹太人。这项运动也使他能够好好学习希伯来语，能够在相当狭小的“犹太人的土地”上游历，并且开始熟悉它。此外，该运动带领他超越了他在阿拉伯人学校所得到的少量教育。像波兰的沙勒克一样，他研读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并尝试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他的年轻的以色列指导者们喜欢他，他也总是愿意帮助他的同志们。

马哈茂德与一位比他小一岁的犹太男孩成为朋友。他们观点一致，马哈茂德还帮助他的朋友应对紧张且具有挑战性的雅法街道的生活。他身强体壮，这让那位更年轻的小伙子感到安全，而后者的伶牙俐齿有时也大大地帮助了马哈茂德。他们变得十分亲近，告诉彼此最深藏的秘密。朋友发现马哈茂德梦想被称为摩西，且梦想被接受为男孩子们中的一员。有些夜晚，当他们徘徊街头，马哈茂德自我介绍是摩西，并成功地使货郎们和店主们相信他的犹太人特性。但他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身份，总是重新变回马哈茂德。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背叛他的家庭。

身为阿拉伯人，马哈茂德享有一个好处：免服兵役。不过，他的朋友则收到了一份征兵通知，这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分离。1964年的一个周末，他们坐在雅法美丽的海滨，思考着他们的未来。他们自由地想象着，并决定一旦马哈茂德的朋友服完兵役，他们就去游历世界，可能的话，如果幸运他们就不必返回以色列。为了巩固这项重大决定，他们割破手心，并且把它们按在一起，像任何一对质朴的小男孩一样，发誓要一起创造伟大的历程。

马哈茂德等待着那位比他年轻的男人服完兵役。这持续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那位朋友复员后却变了——他在恋爱，情感上受到束缚，困惑迷茫。尽管他记得他们的约定，但变得犹疑不决。特拉维夫的蓬勃生机吸引着他，它丰沛的诱惑太过巨大，令他难以抗拒。马哈茂德耐心地等待着，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朋友非常依恋于以色列精神的刺激，不能摆脱了。于是，马哈茂德放弃了，他攒好旅费就离开了。他慢慢地穿越欧洲，把以色列越来越远地置于身后，直到他到了斯德哥尔摩。尽管瑞典有着陌生的寒冷和刺眼的白雪，但他仍尽力适应。他开始为一家电梯公司工作，并成为一位专业安装师。

但在北方漫长的冬日里，他还是会梦到雅法。当他想结婚的时候，他返回了那曾经是他祖地的地方，但那里的历史已被别人决定，当他3岁时，那里就不属于他了。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性，带着她回到瑞典，组成了一个家庭。从某种角度看，这个来自巴勒斯坦的人变成了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他的孩子们讲着瑞典语长大了。孩子们将他们的母语教给他们的母亲。很久以前，马哈茂德就不再渴望摩西这个名字了。

另一位马哈茂德1941年出生在阿克里(Acr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现在，那个地方早已不复存在。（P12-13）

本书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而且它无疑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包括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成全了我——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停留了十九周。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展现的——这令许多书评人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精神所表明的是，在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象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于其中和使用其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从犹太人肚子里出来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得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能够出版并于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正讨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培养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将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出“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一Zionism)的智识浪潮。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人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不用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偏离主流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视为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独特性，看不到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否定了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却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作为一位受到认可的教授，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力量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参与塑形我所生活之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学家，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所显示的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有所不同——不仅在以色列内部，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也如此，这使我和我的读者一样感到震惊。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完成了思考之后，才能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了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几乎已经揭开了所有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一些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的有限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却长期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的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2009年于特拉维夫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对我的批评者的一些答复

在以色列，通过重组而解散的海外犹太人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还仅仅是没有语言、教育和根基，没有被关于民族的想象所激发的一群人和众人的散居而已。

——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的再生和天命》，1950

我用希伯来语撰写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这部书，最早的评论自然也都是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本书法语版、尔后是英语版的发行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在以下篇幅内，我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论证和辩护谱系来讨论他们所有的评论，尤其是面对认为我所写的一切早已是司空见惯和完全错误的主张时，我的确感到反驳已无意义。为此，我选择集中探讨一些关键的反对意见，它们是批评者针对我这部书概括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元叙事所提出的。

首先，要避免误解：撰写一部犹太人的历史远非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打算批判长期盛行于这个问题领域中的史学观念和解释。其次，我提出了一些使界定作为以色列国摇篮曲的民族性概念成为可能的标准，历史学家们也为之贡献良多。如果没有导致神话出现、发展和具体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化肯定是不可能进行的。也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激发我们民族神话的历史建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独有属性，而是构成了整个现代世界集体意识形成中的一种内在的组成部分。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已被证明为合格的纪念者”虔诚热忱的投入，民族记忆是不可能诞生的。

“犹太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在现代，诉诸“民族”这个不稳定的术语已十分寻常。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词被适用于像“犹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现时代，它的用处更多地是指称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语言要素的人类集体。一般来说，在印刷术、书籍、报纸和国家教育兴起之前，很难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人类群体。当部落或村长的沟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时，当杂乱的方言在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谷之间都不同的时候，当农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词汇仅仅扩展到他的工作和宗教信仰时，上述那种意义的民族存在的现实性，可能要受到严重质疑。把一个农业生产者的文盲社会界定为“民族”，我始终认为是成问题的，是有着令人不安的时代错误的标志。

还有，一如我们常常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的，对于把哈斯蒙王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表露出了赞许之色。试想一个社会，统治者们在首都讲着阿拉姆语，而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来语方言表达自我，那里的商人则用古希腊的共通语来进行商业活动，这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严肃地质疑它能否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历史学家总是依赖于从前的知识权力中心所流传下来的成文的言语，总是轻率地倾向于将狭隘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记录在成文的文献中——的认同概括并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在被认为拥有行政语言的王国或公国中，它们的绝大部分臣民认同行政机构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说存在一种对王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式，那一定是将王国与土地贵族和城市精英——他们接受统治者并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基础——联结在一起的认同。

在现代性兴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务是表达或代表“民族”意见的、个人所形成的阶层。除了君主国的年代记编者或历史学家之外，涉及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传播和发展一种认同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神职人员中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设法获得相对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宗教“代言人”的权力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团结一致的水平，也依赖于他们之间沟通交往的强度：一方面，他们坚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是唯一塑造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山脉中皈依犹太教的柏柏尔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和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遥远的首都统治他们的君主；正如在法兰西王国，农民更熟悉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兰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样不存在一个散居在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犹太人认同，这种认同根据背景和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团体的文化成分越是远离宗教习俗，就越类似于非犹太人环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习俗。不同的犹太人团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单一的“族群”起源：绝大部分犹太人——虽说不是全部——大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血统：古代希伯来人的血统。绝大部分犹太复

……

在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一种不成熟的公民民族性的表现；但在1967年之后，地中海和约旦河谷之间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屈从地位，意味着对想象中的犹太“民族”的定义变得越来越狭隘了。

近年来，犹太人的族群中心主义不断变得更加明确。领土神话的不断弱化，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神话的不断强化。上一次立法机构选举的结果是这一趋势极有说服力的表达。与此并行的是，在西方世界，传统的公民型民族性的退却和日益封闭的社群主义形式的兴起，与文化全球化和移居的剧变掺杂在一起，都激励了回归具有排他性的犹太身份认同的趋势。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这样的犹太人身份认同，无论如何是不应受谴责的；在经历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后，与之抗争也显得愚蠢，甚至可疑。不过，当上述那种认同缺乏精神、文化或道德的经历，当它导致犹太人与其邻居隔离，并导致对以色列军国主义和试图动用武力来统治其他民族的政策的认同时，人们就有了担心的理由。

在21世纪初期，以色列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财产；换言之，是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财产，而不是定居在其土地上的全体以色列公民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把以色列定义为种族统治而非民主政体是恰当的。

外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绝对没有可能被整合进以色列这个社会体中，即便他们已经在以色列生活了数十年，即便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里，且只会讲希伯来语。至于被内政部认定为“非犹太人”的占人口总数1／4的人们，尽管他们拥有公民身份，但他们不可能声称以色列是“他们的”国家。难以了解占这个国家居民总数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还会在多长时间内继续忍受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被视为外国人。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人的国家，因此，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说，那些阿拉伯人越是被“以色列化”，他们的政治立场就越会变得反以色列——这绝非一个吊诡的事实。接下来的某次“暴动”不是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被占领地，反倒是在种族隔离者单一统治下的核心地带爆发——也就是说，以色列在1967年划定的边界内，这真的很难想象吗？

在人前蒙蔽事实仍是有可能的。仍会有许多声音会坚持认为“犹太民族”已经存在了4000年，而“犹太人的土地”始终是属于他们的。然而，在丰富的想象力的帮助下，一度能够创造出以色列社会的历史神话，现在则成为了助长激起其毁灭可能性的强大力量。

2010年于特拉维夫大学

“年度最勇敢著作”之一。

——特里·伊格尔顿

一本杰出的书……所有想了解当代中东的人都应阅读这本书。

——托尼·朱特

融动情与学识于一体的书籍未必能改变政治局面，但假若它们可以，本书将是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