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精）》以“菊”（日本皇室家徽）和“刀”（武士道精神的象征）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鲁思·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

“菊”本是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本书自1946年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附录一：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

附录二：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索引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一是没有的。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人的性格”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本性勇敢，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陛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了解日本既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其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顽抗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P3－5

《菊与刀》中译本1991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重印14次，印数超过10万册。最近几年，由于中日关系备受关注，这本书的印数显著增加还出现了几种与此译本大同小异的译本，价格高于此译本，印数却不低。这说明：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这本书资料丰富、文字生动、多有启发性见解，成了受欢迎的一本了解日本的书。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的注意。2005年12月间，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特意为此前来商务印书馆和天津，采访此译本的责任编辑之一陈应年和译者之一吕万和，随即写了报道，刊于12月30日该报国际版。2006年2月，《南都周刊》记者又为此书专门采访了三位学者（吕万和、孙歌、李长声），3月下旬在该刊读书版发了长篇访谈录，标题是：《一本叫〈菊与刀〉的学术性著作还在畅销》。

十几年前，商务印书馆把这本书列入“日本丛书”之时，曾提出是否修订。由于当时几位译者都很忙，未能修订。现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者再次提出“修订和增补”，我们当然十分乐意。译者中有一位比较清闲，在另外两位在日本工作的译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把全书通读修订了一遍并加以增补。其要点是：

1。书名的副标题，原译作“日本文化的类型”，这次修改为“日本文化诸模式”，其理由见本书附录《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的脚注（本书340页注1）。“义理”一词原译为“情义”。修订后恢复日文汉字，不另翻译。理由见该词首次出现时脚注（本书127页）。顺便说一句：本书原著是美国人用英文写日本。日译本对涉及日本的专门名词和引文力求按日文复原。我们在译成中文时，对涉及日文的专门名词和引文也尽可能保持日文汉字。本此原则，这次修订有些译名恢复日文汉字，不列举。

2。增加了两份资料，作为此书的“附录”：（1）《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2）《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读了《菊与刀》，再看看这两个资料，对研究日本乃至提高整个社科研究水平应该有好处。两个资料都仅据所见有限资料编写，肯定不周全。两者又都涉及专门学科，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3。增加了大约110个注释，主要是有关史实、专名、典故的注释，也有几处指出原著明显背离史实。选配了约80幅图片，选配的原则是紧密结合此书内容和注释。目的都是为了有助于阅读和理解。

4。在英文原著索引的基础上，稍加增删合并，编了译本的索引。

5。原“译者序言”基本无改动。只增加了三句话、删去了一小段文字（避免与附载的“小传”重复）。

6。全书译文主要是文字上的修订、增补，也有个别误译的改正。比如从网上看到一位读者对原中译本第132页一个小注提出意见，这次修订做了改进（本书202页注5），在此致以谢意。又如，原中译本第196页“枕草纸”，误作“枕草子”译注，已改正。

难得修订一次，本应对照英文原著和日译本逐字逐句认真修改。但英文原著不易借，子头复印本存放多年，字迹模糊，阅读十分费眼力，再加上时间、水平和精力的限制，这次修订和增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史实典故未能做注，有些更好的插图未及查找，译文不当不确乃至误译仍然要说“难免”，均请读者原谅并批评指正。

校阅清样期间，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备先生送来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成书以前向美国战时情报局所提报告的日译本等重要资料，已在使用处注明，并在此致谢！

译者

2006年10月16日写成

2007年11月20日改定

借再版之机，我们对修订本做了一些改进：其一，补充翻译英文原著索引，替换原增订本里译者所编的中文索引；其二，为方便读者使用索引，正文部分添加了边码，即英文原书的页码；其三，经编辑建议，调整和替换了书中的大部分插图，文图配合度更好。

译者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