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末期,群雄割据,织田信长的军力可执牛耳,统一日本之大势已不可阻挡。1582年6月21日,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中突然起兵谋反,杀害其主信长。几近结束战国乱世的织田信长殒命,日本历史由此发生大转折。此后,执掌织田信长麾下的几大军团的明智光秀、丰臣秀吉(羽柴秀吉)、德川家康等相继崛起,日本全国群雄争霸大幕再次拉起……明智宪三郎著的《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精)》写出了日本战国历史最精彩、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一段,描绘了“织田信长的谋略,明智光秀的焦躁,德川家康的苦恼,丰臣秀吉的野心”的真实面貌。
明智宪三郎著的《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精)》讲述了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历史上无前例的武装政变,也是战国时代走向终结的一大契机,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下克上”。天才织田信长为何会在即将一统天下之时被器重和信赖的部下背叛?肩负名门土岐一族存亡兴衰的明智光秀是如何将计就计成功发起叛乱的?在所有事件的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谁又是最后的赢家?……四百多年以来的历史谜题将经由明智光秀的后裔明智宪三郎之手一一解开,各种所谓的“定论”也将逐一受到“历史搜查”的挑战。光秀的焦躁、信长的计策、秀吉的野心、家康的苦恼,所有这一切都在天正十年六月二日集中爆发,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世纪政变。
历史搜查的结果是:为了尽量掩饰“夺取天下是在六月(本能寺之变发生在六月二日),而不是五月”这种谁都会发现的矛盾,秀吉故意将“爱宕百韵”连歌会举办的日期延至二十八日。若是保留“五月二十四日”的话,谁都看得出月份不合。但改成二十八日的话,感觉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说,天正十年这一年的五月只有二十九天,改成“二十八日”的话,就能以“离六月仅差两天”而敷衍过去。
这一改动出色地发挥了预想的效果,这正能证明——窜改日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推理成立。这样一来,月份不合这种简单的矛盾就不会被人指出了,并且这种伪装历经四百多年都不曾被识破,甚至至今通用。谁都彻底相信了光秀咏的是“统治天下”。
这一说法之所以会被如此深信,与信长家臣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一书中的记述有关。在当时的书籍中,这部书被认为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级史料。而《信长公记》里也写着“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吟咏了五月统天下之句”,这和奉秀吉之命所写的《惟任退治记》里的内容一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信长公记》是将信长的家臣太田牛一每次写下的类似日记的原稿搜集整理、编纂而成的著作。乍看与报纸上新闻的写法相似,但它和军记物在记录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书中既没有歌颂信长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诽谤光秀的记述。所以,可以认定《信长公记》正是可信度最高的一级史料。
可是,对于不同的记述对象,其可信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并不能因为它是一级史料,就认为其所有记述的可信度都是第一级的,实际使用时也有必要评估每条记述的可信度。
太田牛一是信长身边的家臣,所以许多有关信长周边的信息,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或是通过可靠渠道取得的,当然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包括广为人知的本能寺之变中信长死前的情况——由于是牛一直接听到了在场人员的讲述,所以可信。可是有关信长周边以外的信息,则是他不知从何处听来的传闻,其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爱宕百韵”连歌会的消息就属此类。
遭到窜改的铁证
难道就没有秀吉窜改日期的铁证么?作为历史搜查,有必要确认更切实的证据。在“爱宕百韵”连歌会上,除了光秀,同席的还有著名连歌宗师绍巴,以及他的弟子等十人左右。如果能找到其中某人于二十八日身在别处的记录的话,那在场证明就站不住脚了。
可是,在光秀及绍巴等人经常参加的坍市商人——天王寺屋(津田)宗及的茶会记录以及与光秀有深交的公家日记等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光秀等人在二十八日的活动记录。当我正想放弃时,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有另一个可以让在场证明不成立的证据。推论顺利的话,也许能证明《惟任退治记》中所谓光秀在五月二十八日作歌是不可能的,而二十四日的话就可以。
那就是当日的天气。
所谓连歌,就是按照被称为“式目”的一种规则,参与者一人一句衔接作歌的一种诗歌形式。百韵是五、七、五的上句和七、七的下旬交替吟咏,把它们连成五十组共一百句。当中有很多必须遵守的规矩,其中一个就是“发句(即首句)必须领会当场的风雅情趣而作”。
P28-30
漏洞百出的本能寺之变定论
大家对于明智光秀及本能寺之变等事件,有怎样的认识呢?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是基于以下基本脉络而了解到了各种逸闻轶事吧。
关于明智光秀的前半生,大致有这样的说法:在美浓的明智城被攻陷之际,他脱身逃往越前,在各国间流浪,后效力于朝仓义景(明智城陷落说+侍奉朝仓说)。后来他侍奉织田信长,就足利义昭上洛一事与信长斡旋,义昭上洛后,他同时为信长和义昭两边效力(信长、义昭两方从属说)。义昭被流放后,他虽然在信长底下鞠躬尽瘁地工作,却怨恨起信长,怀着夺取天下的野心策划了谋反(怨恨说+野心说)。
到事件发生的前夜为止,光秀都是独自决意叛变的,哪怕对自己的重臣也没挑明意图(单独犯罪说+秘密叛变说)。叛变是因信长的疏忽大意产生了军事空白而造成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疏忽大意说+偶然事件说)。
得知本能寺之变爆发后,德川家康在九死一生中逃回三河,发起了讨伐光秀的义军,却为时已晚(穿越伊贺危机说);羽柴秀吉得知本能寺之变发生后,便立即与毛利讲和,并冒着台风以惊人的速度回军讨伐光秀(中国大返还神迹说)。
以上概况可以说是历史学界大致公认的定论。除了“怨恨说”之外,其余部分皆为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出版的高柳光寿所著《明智光秀》里的内容,后作为定论广泛为人们所接受。该书否定了当时以怨恨为光秀叛变动机的“怨恨说”,从而提出了“野心说”。日本历史学界也受此影响,掀起了一阵“该是怨恨说还是野心说”的讨论。除了动机以外,其余内容皆未引发争论而作为定论固定了下来。
从那之后,包括“黑幕说”在内的各种动机论被提出。二〇〇六年,被认为是高柳学说继承者的铃木真哉、藤本正行在《信长是为阴谋所害吗》一书中,提出了“怨恨说”和“野心说”共同成立的观点。由此,有关动机论的讨论也尘埃落定,形成了再次肯定既有观点的定论。
但是,这个定论的证据,不论哪个都十分薄弱。如果有“历史法院”的话,裁定该定论时,肯定会做出证据不足的判决。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定论的证据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明智城陷落说+侍奉朝仓说”
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本能寺之变发生上百年后出版的军记物,也就是物语《明智军记》里虚构的故事罢了。可是,因为高柳光寿在《明智光秀》里肯定了“侍奉朝仓说”,所以它便作为定论固定了下来。高柳将以熊本藩细川家作为正史编纂的《绵考辑录》(细川家记)的记述作为依据,可是《绵考辑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就是参考《明智军记》写成的。
…… 历史的真相也是完全一样的,即便没有直接记述该事件的史料,也可以像警方搜查一样,通过各种证据,复原盖然性很高的真相。最重要的就是解开谜底的步骤。从预想的前提条件出发先把答案定好,再去找与之相吻合的证据,这一方法是本末倒置的,这发生在搜查过程中就会制造冤案。
我彻查了当时有可信度的史料,找出证据,从根本上重头做了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当我把查找出的证据全部复原成合乎逻辑的事实时,一个和定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浮出水面。连我自己也对此感到震惊。因此,我在确认自己采用的证据和推理没有错漏的基础上,又从各种角度检查了是否还有得出其他结论的可能性,最终才接受了这个答案。我把自己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历史搜查”。因为这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明显不同。
我想,听过我所复原的真相的人肯定都会惊呼:“不可能!”“天方夜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四百三十多年以来人们从未听过的对真相的解释。能虚心坦率地评价搜查内容(证据和推理)的正确性和逻辑性的人,应该会觉得“确实有可能!”“这才是正确的答案!”,进而认同我的观点。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请读者自己阅读本书并进行确认。我想你们会有种读推理小说的感觉,并且能够感受到和以前层次完全不同的解开本能寺之谜的乐趣。
另外,此前我曾出版了《本能寺之变———四百二十七年后的真相》(总统社,二〇〇九年),受到读者好评。本书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再加上我这四年追踪调查的结果后增补修改的文库本。在感觉上,与其说是前书的文库本,不如说是其进化版。希望各位能好好品味历史搜查更深、更广的成果。
平成二十五年十二月
我用“入唐”把信长、秀吉政权下发生的三个事件——光秀谋反、利休切腹、秀次切腹联系了起来,这就是秀吉想要掩盖的事情。对于有人反对自己推动的“入唐”计划,甚至为了阻止“入唐”而企图谋反一事,秀吉并不想公之于众。所以,不论是哪件事,秀吉在公布罪状时都将其归因于个人的恶行。
这就是历史“定论”的成因。明治维新以后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国策让“定论”变得更为确凿。明治政府富国强兵政策的下一步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侵略,也就是“入唐”。推动“入唐”的日本政府和秀吉有完全一样的想法。如果这些事件的起因是为了阻止国家英雄、军神秀吉的“入唐”,就会给日本政府造成麻烦。就好像不可能有叛国贼反对他们的侵华一样,也不应该有反对秀吉“入唐”的人,于是“定论”也变得不可动摇。
光秀从以前开始,就怨恨着主上的严厉作风,所以钻了本能寺防守薄弱的空子,突然背叛、突袭信长。
信长自先前接到天皇御旨以来,意欲尽早平定天下,安定上心。明明还有一口气就要成此大业,转眼间却被逆臣所杀,实在非常可惜。
谈判中,秀吉偶然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于是他一与毛利达成和约就立刻撤军,一鼓作气地前进,将光秀消灭于山城国的山崎。从本能寺之变至此仅过了十一天。对于秀吉如此迅捷的行动,我们也只能表示惊叹了。
秀吉出身卑微,凭着优秀的智力和勇气平定了国内,并深深地尊敬着皇室,在安定了百姓之余,还发起了对外战争,向海外显示国威,真乃豪杰。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是宽大慈悲之人。
这是自昭和十年(一九三五)起,在普通小学里使用的《寻常小学国史》里的记载。不光是作为“定论”的故事,连对应于此事的国家道德观,也包含在对小学生们展开的广泛教育中。在秀吉的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禁区,对光秀谋反、利休切腹、秀次切腹的研究完全被限制在远离真相的区域。其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对“依赖军记物的社会版史观”起疑,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贤者从历史中学习,愚者从经验中学习。”所谓“从历史中学习”,就是承认与自己有不同经验、想法、能力的前人存在,以及思考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那个人的真实想法,因此会有新的发现。而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到前人身上,并用自己的想法解释前人,这不是从历史中学习,而只不过是对自己经验的正当化。“社会版史观”把历史讲述得滑稽有趣,这正好是把个人经验正当化的史观。人常常会被容易理解的说法牵着鼻子走。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入唐”,并不是他们夸张的妄想。在“御恩和奉公”的时代,扩大领地是武将的必然目的,“入唐”就是逻辑上战国武将统一日本后的归宿。
德川家康通过切断这个逻辑链,建立了二百六十年的和平国家。他不是向外求取土地,而是建立了一个国内土地的循环结构。那就是改易,也就是裁撤大名。这是一项撤销违反规定的大名的身份,并将其土地分给有功绩的大名的政策。在江户时代,有多达一百六十家大名被改易。
家康放弃了“入唐”,加上为了弥补秀吉入侵朝鲜造成的伤害,特别注重发展与朝鲜之间的睦邻友好外交。二百六十年间,朝鲜派遣了多达十二次的通信使到日本,这些沟通情谊的外交、文化使节团的来访在日本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构建了日朝友好的蜜月期。
然而,明治政府复兴了被家康废弃的丰国神社,将秀吉当成神明供奉,反而打破了德川幕府维持国家和平、睦邻外交的理念和构造。其结果广为人知,日本到了昭和时代又一次陷入了“入唐”(侵略中国大陆)的怪圈。因此可以说,日本也没能做到“从历史中学习”。
现代人大概不能理解以信长、秀吉为首的战国武将们对扩大领地的渴望,但是,将武将换成企业的领导,将领地换成利润的话,那就和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了。企业不断地追求利润的增加,在瓜分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大饼后,又为了追求国外市场而进军海外。这种被称为全球化的活动不知休止地持续着。
那么,现代人能够理解战国武将们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荣尽责的想法吗?我觉得人们自身也正在被生活追赶着,因此这种意识也变得淡薄了。我们必须花精力和时间去思考,为了下一代该做些什么、留下什么,不应该留下什么。
从迷失了宏大历史构造的“社会版史观”中,我们什么都学不到。通过学习战国时代的真正历史,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些什么。如果此书能对此起到作用,这将是我的荣幸。
这恐怕就是当时的真相吧。在接触有血有肉的信长和光秀的过程中,我感到长年淤积在心中的阴霾消散了。
——织田信和(织田宗家第13代)
谜题的解开对于论述我们家族[长曾我部一族]的历史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长曾我部维亲(长曾我部家后裔)
自己与祖先感同身受,仿佛身临其境的感觉。发现了一段至今不为人知的历史。
——森耕平(森乱丸一族后裔)
本书展现的不是当权者篡改后的历史,而是真实的历史。
——上杉孝久(上杉子爵家第9代)
“本能寺之变”是被胜者秀吉歪曲了的历史。[在本书中]叛乱者光秀真正的“动机”终于水落石出。
——土岐臣道(美浓源氏土岐一族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