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谢尔顿著滕继萌译的《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2)》是知名乐评人罗伯特·谢尔顿唯一著作,也是被很多国外乐评人认可的真实展现迪伦音乐历史的一部作品。鲍勃·迪伦是美国的知名摇滚音乐人,也是一位作曲人、作词人、诗人,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经历了“二战”后美国发展的各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生活状态对其创作影响巨大。罗伯特·谢尔顿是将迪伦推向成功的最大功臣,他经历和迪伦音乐成名之路的各个阶段。他为迪伦写的这部传记是迪伦唯一认可的传记作品,迪伦的个人纪录片也是以它为蓝本拍摄的。他将迪伦每个时期的创作和生活梳理得非常仔细顺畅,故事性很强。北京外语国语大学副教授滕继萌认真研究过多本迪伦传记,他推荐了这本,也是他北外选修课上推荐的了解美国音乐必读的作品。
罗伯特·谢尔顿著滕继萌译的《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2)》是知名乐评人罗伯特·谢尔顿唯一著作,也是被很多国外乐评人认可的真实展现迪伦音乐历史的一部作品。鲍勃·迪伦是美国的知名摇滚音乐人,也是一位作曲人、作词人、诗人,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经历了“二战”后美国发展的各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生活状态对其创作影响巨大。罗伯特·谢尔顿是将迪伦推向成功的最大功臣,他经历和迪伦音乐成名之路的各个阶段。他为迪伦写的这部传记是迪伦唯一认可的传记作品,迪伦的个人纪录片也是以它为蓝本拍摄的。他将迪伦每个时期的创作和生活梳理得非常仔细顺畅,故事性很强。
旅途的第一站是克莱顿大学母校的所在地——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一座美丽又古老的城镇。18个月前,克莱顿带迪伦去了夏洛茨维尔的煤气灯酒吧,把迪伦引荐给比尔·克里夫顿(Bill Clifton)、迈克·西格尔等民谣艺人。克里夫顿后来回忆道:“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沉浸在琴声和歌声中。”克莱顿在镇外有一问简陋的乡村小屋,但一行四人还是选择在克莱顿的朋友斯蒂夫·威尔逊(Steve Wilson)的家中过夜。他们买了20多张《时代在变迁》专辑沿途发放,镇上的学生和售货员都认出了迪伦。
次日清晨,一行人离开夏洛茨维尔,向肯塔基州东部进发。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附近的“煤炭之乡”,车上多了位搭便车的年轻乘客——一名叫罗伯特·斯万(Robert Swann)的煤炭工人,他戴着工作时用的亮色头盔,脸上抹的全是煤灰。接过迪伦赠予的一张《放任自流》时,他显得很是感动。斯万同时扮演着向导的角色,把一行人领到哈兰郡,还带他们认识了一些矿工。他们驱车跨越哈兰郡,寻找罢工运动的领袖——哈米什·辛克莱尔(Hamish Sinclair),他在国家矿工委员会任秘书一职。辛克莱尔还曾在纽约的慈善义演上演唱,是他让纠察队和罢工者们团结在一起。他热情地迎接了迪伦一行人,他们一起把车上的旧衣物卸了下来。辛克莱尔当时正为监狱保释、谋求罢工者福利和安排法律程序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捐赠衣物之外,迪伦还想贡献更多的力量,比如举办一场慈善义演,而此时的辛克莱尔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于是就让迪伦一行人到罢工前线去,看望一下罢工者以及纠察队长杰森·康伯斯。然而迪伦一行人离开的时间比预想的要早,我猜想可能是由于迪伦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早年在希宾时的痛苦经历。
汽车向东南方向行驶。第一晚,一行人选在派恩维尔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第二晚,他们留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这里是小说《你再也无法回家》(You can’t Go Home)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的故乡。虽然在营业期间这里的白人店铺老板也欢迎黑人顾客光临,但总体而言,阿什维尔的种族隔离依然根深蒂固。迪伦他们先来到一家黑人经营的球馆打了会儿保龄球和台球,随后又光顾了一家情色影院,迪伦发现银幕上的某个女孩竟然是以前格林尼治村煤气灯酒吧的服务员。
随后,他们抵达亨德森维尔(Hendersonville),此地离北卡罗来纳州的平岩(Flat Rock)不远。在那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诗人卡尔·桑德堡的住所,反倒被指引到一个同名同姓的牧羊人的家中。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此牧羊人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尔·桑德堡。对迪伦他们而言,桑德堡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此次拜访,四人均是心怀敬仰之情。这位86岁的老人有着多重身份:诗人、林肯传记作者、收藏家以及民谣歌手。桑德堡与迪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移民家庭,年轻时崇拜惠特曼,而现在迪伦又崇拜桑德堡。用评论家哈维·布雷特(Harvey Breit)的话说,桑德堡“在伊利诺伊当过运牛奶的司机,在堪萨斯收割过麦子,在科罗拉多州洗过盘子,在奥马哈挖过煤,还在波多黎各当过士兵……他过了段浪迹天涯、四处谋生的日子,后来成为小说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民谣艺人,最后当了牧羊人”。1919年,在一封写给主张反战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信中,桑德堡写下一段似乎是伍迪·伽思礼曾说过的话:“我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一员,但我不会随身携带那张象征身份的红色卡片;我也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不从属于任何相关组织。
P6-7
《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出自已故美国知名记者、乐评人罗伯特·谢尔顿之手,该书从1966年筹备到1986年成书,耗时长达20年之久,成书后得到迪伦本人和业界的认可,是公认的20纪60代美国民谣复兴新闻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发现鲍勃·迪伦音乐天赋的伯乐,谢尔顿的这部鸿篇巨制不仅深得传主迪伦的认可,同时也颇受美国电影大师马丁·斯科塞斯的青睐。2005年斯科塞斯执导的纪录片《迷途家园:鲍勃·迪伦传》就是以此书为蓝本拍摄而成。
本书在众多的迪伦传记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书中,罗伯特·谢尔顿以新闻工作者严谨的态度,独特精练的文笔展现了迪伦非凡人生的各个阶段,将迪伦那些自我隐遁的手法层层化解,真实地呈现了迪伦在创造伟大音乐和自我放逐之间的人生起伏,成为60代美国民谣复兴运动,乃至后续的摇滚乐崛起的记录者。
作者以波西米亚艺术家聚居的纽约格林尼治村为活动中心,采访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艺术光谱中的诸多符号级别的文化人物,从而为读者勾画了一副20世纪美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群英图谱。假借这副图谱,我们可以用心灵的眼睛去目睹20世纪众多美国流行文化人物的心路历程,其中包括迪伦前后左右、众多灯塔式人物,如伍迪·伽思礼、皮特·西格尔、杰克·艾略特、凡·容克、琼·贝兹等,其中对“20世纪伟大的缪斯之一”的苏西·罗托洛(迪伦前女友)女士的描述,会使读者发现《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的感性、动人,从而清晰地呈现了迪伦音乐创作之外的另一个维度,即音乐与政治,音乐与人文,音乐与种族、性别、阶级的层层关注。当然,如果读者是鲍勃·迪伦的歌迷,这本书自然有着与其音乐作品相互参照的价值,因为《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堪称了解迪伦音乐作品的微型百科全书,作者从第三章开始便对迪伦自1961年出版的每一张专辑进行了权威和系统的解读,也就是说专辑上几乎每一首曲目都有详解,内容涉及音乐、宗教、政治、历史、人物,并做了大量美国流行音乐的基础知识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讲,阅读《迷途家同: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并不迷途,因为它的文化政治坐标清晰明了,堪称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历史,一部对“美国流行乐坛以及迪伦在其中地位的”精准定位。
从鲍勃·迪伦在大陆的接受史来看,我们“60后”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最深,或许没有之一。在发表于1 996年《外国文学》杂志上的论文中,我曾详细论述了迪伦的诗歌艺术,记录了对他的敬重与崇拜,更重要的是,也剖析了自己对迪伦颇为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几乎以迪伦为精神导师,而另一方面似乎也无法理解他忽而向左——猛批时政弊端,忽而向右——拥抱上帝、成为再生基督徒的机会主义习气,因而也同意当时《滚石》杂志对其作出的几乎就是死刑的评判,即“稀奇古怪的毫无生气(strangelylifeless)”。现在看来似乎对迪伦是极不公平了。
也许我和迪伦是隔代人,两者的相遇本身就是大洋两岸不同身份、不同属性的个体在某种错位的历史语境下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于一个刚从“改革开放”中走出来的大陆青年学子,巧遇西学东渐而导致的“文化热”,进而热烈地拥抱“接受”着西方“人道主义”“人性”与“博爱”等诸多宏大叙述,却突然遭遇迪伦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乃至帝国霸权的批判,犹如五雷轰顶般的顿悟和启蒙,不同的历史境遇决定了迪伦会不断让我感到失望与希望。
时过境迁,2015年的晚秋,当我和夫人与重庆大学出版社那位年轻敏锐、善于捕捉时尚艺术脉搏的编辑张维谈起迪伦的时候,竟然忍不住提起翻译罗伯特·谢尔顿的那部鸿篇巨制——《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张维高瞻远瞩,竞然以“蜘蛛侠弹跳起步的”速度接受了我的选题申请,似乎我和他的欣赏纬度之间根本不存在犹如年龄大小的跨度,为此我感到释然,一直以为找到了不计“钱”程的灵魂知己。
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迪伦的传记似乎要突破两个跨越时代的“隔膜”与距离。多少年来,我似乎将对迪伦的敬仰移情到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谢尔顿身上。这种移情缘起我和一位美籍华人记者于1992年在香山团城的交谈。那天我跟随《霸王别姬》剧组拍摄“日寇屠杀我抗日军民”的那场夜戏,下午剧组抵达团城后,不想却和那位记者聊起了谢尔顿,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脱口而出自己刚刚和谢尔顿吃过晚饭,似乎一瞬问我们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都被消解了,因为一个共同认识的记者兼作家而增添了谈话的动机,大有“他乡遇故知,久逢干杯少,何处无知己”的感觉。从谈话中得知,在传记文学以及60年代伴随民谣兴起的民谣新闻主义领域,谢尔顿是旗手地位的大咖,但他也曾经是个桀骜不驯、正气凌然的左翼民间音乐铁粉儿,50年代就已经是新英格兰地区叱咤风云的政经、影视乐评领域的带头人,因政治观点左倾还曾受到国会麦卡锡分子的迫害,并为此陷入旷日持久的官司,差点身陷囹圄。60年代他更是积极追寻于迪伦左右,深入迪伦的创作、巡演、政治参与当中,翔实地观察并记录着迪伦的言谈举止。为了能够做到公正客观,谢尔顿甚至远离故土、避走他乡,不惜加入英国国籍,面壁苦读,可谓“晨钟暮鼓,汝道不孤”。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传记作者不同,谢尔顿不屑传主的细枝末节,而是专注于迪伦人生历程的各个大的转型阶段,从青少年时代对詹姆斯·迪恩、马龙·白兰度、鲍比·威、查克·贝利的痴迷,到青年时代接受“狂飙的60年代”各种平权、反战的理想主义的洗礼,到中老年“信仰与家庭”危机等贯穿全书的人生转折,投射了他自身基于历史与宗教的身份意识的巨大拐点。
翻译此书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幸亏有众多志同道合者的参与,我的几位研究生,包括郭萧宇、靳荣波、李玉婷、陈健怡、赵小侠与黄诗路等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在此我一并对他们表示感激。如同影视艺术,翻译永远是一桩遗憾的艺术,本书也不免有令人遗憾的瑕疵,我愿对此负责,并真诚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滕继萌
2018年寒冷的北京